王云五所著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面向青年讲授怎样求学,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谋职,以及关于健康、婚姻的种种问题,共十九章,丰富多彩。撰著人王云五,一个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而成了胡适的老师、孙中山秘书的人,成了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的人,成了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化有杰出贡献的学问家、发明家。他将自己“怎样读书”、“如何读书”的经验,在《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详尽实用,一一道来。每一章都让人感到可亲、可信。它对希望成为有用人才的青年,特别是对走出了学校围墙都还需要充电的年轻人,的确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无论你是在校求学,还是已经走出校园又想继续充电的年轻人,《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都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
“按揭”买车、买房,在今天已经是寻常事了。可是,100年前,一位17岁少年“按揭”去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3年付清书款时,他已通读了一遍。这就是《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的作者,胡适的英文老师,教育家、出版家——王云五。
我们从小开始学习,就被传授各种学习的方法和技巧,譬如“如何集中精力听讲”、“如何预习与复习”、“如何解题”等等;此类的图书也是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当然不是“如何学习”的灵丹妙药。作者从小学未毕业,仅仅“识字”起步,自修成为“博士之父”的成才经历;给我们建议了“怎样读书”、“如何学习”的可操作之法、可实践之路。无论是在校求学、还是业余充电,相信这本小书都会给您一些帮助。
一、我的生活
1940年4月为《学生半月刊》写
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这话说来很奇特,却含有充分的真确性。不知者会说我侮辱自己;知之者只怕还要说夸奖自己呢。谁都知道牛食的是草,而靠着它的劳力结果,却产生了人们所食的米。就这一点看起来,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借以自勉而已。
关于食的方面,牛是不求美食的,我也正是如此。无论粗米粗面,煮不熟的饭,烧焦了的饭,或是隔宿的饭粥,以及任何菲薄的菜肴,我都可以果腹。牛是不因恶食或多食而不消化的;我也正相同。我常常听见别人有胃病,起初延医服药还有多少效验,后来医药因常用而失效,终身便引以为苦。我呢,家常一顿饭的时间仅需数分钟,足见不能如卫生家所提倡的细细咀嚼,本来易致消化不良。可是生平感到这种痛苦,只有偶然觉着这顿饭不吃也过得去,当此时候,便知是消化不良的征兆。此在他人,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要吃些消化药。我却不如是。我认为牛是不会不消化的,牛更不会吃消化药的;它对于既发或将发的消化不良,只有采用一种最有效的自然疗法。牛能够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难道人不如牛吗?因此,我在感觉不吃饭也过得去的时候,便实行不吃主义;到了下一顿饭,如果仍有同样的感觉,便继续不吃,直至非吃不可的时候,才恢复吃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接连两天半不吃,却还是照常工作;后来恢复吃的作用,第一顿饭真是其妙无穷,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西洋人也常有因消化不良而绝食一两顿的;他们绝食时期主张休息和安睡;我的主张却与此相反。我以为绝食的时候如果休息或安睡,结果断难继续绝食,因为食欲的起原,一是真正的需求,一是正常的习惯。在消化不良之际,身体对于食物虽没有真正的需求,而口腹因日常使用惯了,在休息或安睡的时候,却不易抵抗诱惑。故唯有特别加忙工作,借以抵抗因习惯而起的食欲,换句话说,就是因忙而忘食。
关于住的方面,牛是不择安身之地的,我也有些相像。许多人因迁地不能安睡,因旅行不能安睡,因喧闹不能安睡,或因臭虫不能安睡;我却不如此,迁地旅行固然没有问题,喧闹亦复无碍;甚至扰人的臭虫也无力妨阻我的安睡。记得民国十七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举行,那时候的南京向以“南京虫”(即臭虫)著名。我和现任某省教育厅长某君同寓大学院所设临时招待所之一室。在会期十几日中,某君大为臭虫所苦,每夜数次起而扑灭臭虫,次晨帐上添了不少的新血迹,因此每夜失眠。会毕返上海,体重减了好几磅。我则大发慈悲,彷佛舍身以饲臭虫,臭虫却丝毫没有扰我的酣睡,次晨帐上添了不少因饱食而酣睡的臭虫。会毕返上海,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一二磅。
关于工作方面,牛是最能耐劳苦的。在耕田方面,一只牛的效力抵得上许多人;我也很有相似之处。通常一个人每日的工作,经过八九小时之后,不免感觉多少疲劳,而有休息之必要;并且一星期中工作了六日之后,在第七日之星期日,势必休息或向另一方面活动。我则不仅每日工作(包括职业上的工作和自己研究的工作)至少十四五小时,而且在星期日中绝不休息,即另一方面的活动也极少。近年侨居香港以来,星期日间或作长途之步行,一iCl气多至五六十市里,但未能持之以恒;因此,星期日中大都仍任日常的工作,而且往往较平日因办公时间关系,回家出外,活动上不能不有强制的变换者,反而接连不断的,随兴趣所之,自清早至深夜,从事于同一种的工作。我现在还不满52岁,因为须发皆白,表面上看似六七卜岁;然若按实际工作的时间作为生命长短的计算,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一般人增四分之一,则我实际上也可算是六十余岁;若假定我的每日工作时间较一般人增三分之一,则我实际上已不下70岁了。
以上所说,可证明我的生活有许多和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性情却和牛,至少和耕牛,有一点是绝对不同的。耕牛的食住简单固然出自本性,而其工作却由于被动的驱策。我在工作方面的努力则完全由于自动的兴趣,生平还没有受过何种的驱策;而且因为食住和其他生活条件无不简单之故,虽兴趣所在,备极劳苦而不辞,正义所关,任何牺牲而不惜;然利禄的驱策,迄于今日还没有影响到我的自由。或者我只可比诸大自然的一只野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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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父亲王云五先生于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不幸逝世,离今已有20年了。2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当年初出生的婴儿,如今已是壮健的青年了。
父亲一生在文化、教育、出版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目前在台湾海峡两岸三地,凡是三四十岁以上,曾经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他、敬仰他。但是今日在20岁以下的人就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了。父亲幼年家境清寒,体弱多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所受学校教育时断时续,前后不满5年。他完全靠自己勤苦自修,从来没有在那一间学校毕业,后来却被国人称为“博士之父”。
父亲一生的著作和演讲很多,范围也很广大,包括政治、历史、教育、出版、图书馆、科学管理等等。他一生做人、做事及求学方面都有许多特点,值得现在的学生及青年当做榜样。因此选择了父亲十二篇有关对学生及青年讲话的著述,印成这小册,希望有助于今日的学生和青年。
做人与做事方面:在《我的生活》、《青年成功的要素》和《运动家的风度》等文章内,他说自己很像是一条牛,因为牛是不求美食,也不择安身之地,他也正是如此。在工作方面牛是最能耐劳苦的,他不仅每日工作至少十四五小时,而且在星期日也不休息。如他每日平均工作的时间较一般人多三分之一,他一生92年却等于闲人的120岁了。
他常提及一个人要有“野蛮人的身体”和“文明人的头脑”,就是说我们要有强健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头脑不仅能够继承过去,而且还能创造新的文化。假如掉过来说,如一个人有野蛮的头脑而身体却“文质彬彬”,那就糟透了。
谈到“求学”方面:父亲在许多文章均谈到他自己怎样求学。《我的学校生活》、《漫谈读书》、《读书十四法》、《我怎样自修》等都有谈及。总括来说,他以为一个人求学必须注意下列数点:
养成读书的习惯——
父亲说“以人类好奇之性出自天然,本应是没有不喜欢读书的,只是由于开始读书之不得其法,由自动而变为强迫,于是原有的兴趣大减,甚且因兴趣之日减而致生厌”。他以为小学是求知欲的初基,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小学生时若能养成读书的习惯,将来长大当可继续下去。他曾对我说,假如他有机会从头做起的话,他希望能做一个小学的教师。
要集中某个专题来读书——
父亲在幼年时嗜好读书,不管哪一科目拿起书就读,这完全属于“试验与错误”的性质,自己觉得进步很慢。后来毕竟路走得多,便求捷径。自己对某一专题发生兴趣,便集中找寻有关这专题的书籍或杂志来阅读。过了一段时期如对另一专题发生兴趣,又集中在这一方面的书籍或杂志。他以为专题程度有深有浅,中小学可以找适当程度的专题来读书,大学或研究生又可找较高深的专题来研究。这样可以鼓起学生读书的兴趣,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
创立自己的“宝藏”——
父亲逝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许多纸盒,内有许多卡片。注有某一标题、书名及页数。又回忆数十年前当我家还住在上海,我在初中上学时。每逢暑假,我们弟兄数人都在帮助他剪贴卡片。那时他正在主编《中山大辞典》,这是“中山文化基金会”资助的。据说这辞典如出版后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套辞典。我还记得是在上海威海卫路住家的邻居租了一幢房子,收集了上千万张的卡片,还请了约有十位编辑在工作。可惜因为战事发生没有完成,只出版了一本《一字长篇》。单是“一”字就印成一本三四百页约有数十万字的辞典。(据说这些卡片现已运到北京,保存在某语言学校中)
经常利用字典或词典—— 父亲在自修的时候,无论是中文或外国文,稍有怀疑,总不肯轻轻放过,必取字典或词典检查一下,方才放心。初时不免多费一些时间,但为长久打算,不仅没有多费时间,反而节省不少时间。在开始时多翻字典或词典,把向来不认识的某些单字词语认识清楚了,下次见到同样的单字词语,便不再有怀疑,在阅读上定然快得多。后来他又深感中国文字检查之困难,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目的是使检查中文字典或词典能如检查西文同样捷便。
编者在编集这本小册子时,因在美国,只能在私人收藏父亲的照片中,由1961年编者初次返台湾至1970年止,挑选了一些,附印在这纪念小册子内。
最后,我还要感谢徐有守和王寿南两位学兄在我编集这小册子时给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