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纪华主编的《档案里的金融春秋》选自2005-2011年《档案春秋》杂志已刊登的文章，内容涉及1949年前中国有关金融业内的人和事，记载档案里的财经往事，追述金融界的春秋故事。

本书分为二辑，一是金融案例，二是金融业人物。书中的许多案例到现在还有警示作用。

朱纪华主编的《档案里的金融春秋》遴选了《档案春秋》《上海档案》杂志创办来所刊金融题材中的文章，奉上“精彩悦读”，令人开卷有益。

《档案里的金融春秋》各篇目涉及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独特的史学研究价值，并能体现档案信息集真实性、内幕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特征。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或历史学者，他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勤奋爬梳，努力打捞历史真相，并以新的视角给读者启发。叙述风格或深沉内敛，或平实朴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以严谨的、非虚构的方式写作，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多地向读者呈现历史细节，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

序

上篇 暗流涌动的金融风潮

孙中山倡建的上海交易所开办始末

1921年上海交易所风潮

孤岛时期的交易所黑幕

交易所风潮后的无情兼并

近代上海股票的起源和橡皮股票风潮

旧上海股票交易“茶会时代”之前后

生死之搏——七十年前的证券大战

一张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旧上海的人寿保险业

洋布、洋布商与洋布交易

旧上海的典当与押店

震惊朝野的“纱交事件”

清末民初的上海田单及其有关文据

一张解放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话说老上海代价券

长沙中央银行黄金偷运去台始末

乱世商机

大陈纸钞：为了迁徙的纪念

远东最华贵的财富堡垒——上海汇丰银行大楼

抵制美国货：100年前的华洋>中撞

下篇 金融春秋里的人和事

民国公子张伯驹银行蒙难记

项氏父子和五洲惨史

“金子大王”王伯元

“远东保险王”史泰的经营之道

陈果夫在上海做经纪人

海上闻人黄楚九“创业”记

开创中国人身保险业的吕岳泉

实业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银行家张嘉墩的别样人生

中国保险业先驱胡咏骐

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润卿

顾准，大上海1949年的经济符号

从所谓“杜月笙故居”说起——祖父章荣初的“实业救国”之路

肃贪，无奈的民国故事

1941年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甘肃冒赈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

尚书巷1号掘金谜案始末

后记

交易所风潮后的无情兼并

马长林

1921年上海交易所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的风潮之后，原来骤然风起的一百多家交易所，一个个销声匿迹，最后只剩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和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6家。这6家交易所终于能够经受住信交风潮的冲击而没有被淘汰决非偶然，实同它们雄厚的实力及丰富的经验密切相关。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系由纺织业巨头刘柏森、荣宗敬、穆藕初等人所发起，于1921年7月1日正式开业。这个交易所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作后盾，其理事不是上海滩上大棉纺厂的老板，就是长期做棉纱交易的老手，创办时资本总额定为300万元，第一次集资150万元很快到位。其经营物品为棉花、棉纱和棉布。经纪人额定为棉花、棉纱各80人，棉布20人。由于当时华商所办纺织厂所需棉花、棉纱及生产的棉布大部分由该交易所买卖，故营业尚佳。据1926年上半年该交易所营业报告，其主要收入各种经手费达四十余万元，扣除一切开销，纯收益近二十万元。

上海金业交易所系上海金业公所改组而来，由施善畦、徐补荪等人发起，在原来上海金业公所的基础上改组而成。1922年11月13日正式开张，当时实收资本150万元，经纪人定额为138人。交易的物品包括国内矿金、各国金块及金币、标金和赤金四种，但实际上进行交易的只有标金一种。所谓标金，即是上海市面上通行的九七八成色的金条，交易时以“平”为买卖单位，每“平”即标金七条，计重漕平七十两。一般多是定期交易，以两个月为限。因该交易所标金交易数量不少，故佣金收入也多。1926年上半年，上海金业交易所佣金收入达514000余元，纯收益为31万元。

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由上海机器面粉公会的贸易所发展而来，创办人系面粉行业业主，交易品种为机制面粉，分现货、期货两种。现货交易，一般是由客商向厂家买进。当时议定价格，由卖出厂家发出本厂栈单，客商凭栈单取货。期货交易，是由客商向生产厂家订定期限，双方议定价格，由买进人先付定银，卖出厂家则填给栈票-，双方签署合同，各执一份，凭此合同到期客商再付清货价，换取厂方栈单，然后凭栈单取货。该交易所开张后，常年成交额总在一亿包面粉（每包标准重49磅）上下。1930年至1931年之际，大批洋麦输入我国，市场上面粉价格低廉，各客帮趁机大肆购进，交易因而十分兴旺，全年成交额竟高达二亿九千万包。

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由陈子彝、蔡裕煜等人发起，于1921年2月开始营业，资本总额为200万元，经纪人定额为100名，其交易物品，属于杂粮种类的豆麦、油饼、芝麻、菜籽等均包括在内。1924年7月修订买卖规则后，交易品种为大连黄豆、大连红粱、小麦、豆油、豆饼五种，黄豆、红粱，买卖都以—车为单位，小麦以500担为一个买卖单位，豆油以50篓，豆饼则1000斤为一个买卖单位。因同类杂粮交易所甚少，所以该交易所得以在交易所风潮中渡过难关。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于1921年1月正式开业后，因它继承了原来股票商业公会的业务，鸯轻就熟，营业极为旺盛，虽然在1921年交易所风潮中也受到挫折，但很快恢复过来，在以前购置的汉口路九江路之问的基地上，建起三层楼房，定名为“证券里”，前面为办公室，中间是交易市场，后面和东边的石库门房子租与各经纪人，业务的扩大和设施的更新，使华商证券交易所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6家交易所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可算是资格最老的一家，但因1922年“多头公司”做本所股使证券物品交易所信誉下降，故元气大伤，同其余5家交易所相比，实际上已开始走下坡路，营业状况每况愈下。例如1926年初至1927年5月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手费收入只有175000余元，与华商纱布交易所等相比，收入不及人家的一半，而且证券物品交易所规模庞大，各项开支颇多，结果亏损13000余元。由于连年亏损，从1928年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便收缩经营种类，仅开标金和花纱两种交易。1929年年初，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亏空严重，日子很不好过，原先向德和洋行前后举借的60万两银子到期无法归还，而德和洋行催讨甚急，无奈之中，只得于1929年6月再同中国振兴银团订立抵押借款契约，维持开销。但这一借款条件颇为苛刻，就是由中国振兴银团推选一人担任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顾问，任期5年，而此顾问有参与一切业务，检查账簿、财产之权利，凡交易所向银行、钱庄的提款单据，需由顾问与交易所常务理事共同签字，交易所理事会的提案，事先需顾问同意，等等。很显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举借这笔款子，把交易所的主权大半抵押出去了。这一年6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又停拍花纱，改开证券交易。对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来说，更棘手的是1929年10月新的《交易所法》的公布。该《交易所法》明确规定，一种种类的交易所，每一地区只准开设一所，凡同一地区同种营业的交易所，须在《交易所法》施行之日起3年内合并，违者将依法解散。面对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何去何从，交易所众理事不禁想起当年为取得合法地位而进行的一番争斗。九年前虞洽卿凭着自己同北京政府中实力人物的关系，总算使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各种反对声中渡过难关，，合法生存下来，如今面对实力和经营状况都比自己强的华商证券交易所和金业等交易所，虞洽卿不免忧心忡忡。

1933年5月，离国民政府颁布的《交易所法》宣布正式施行的1930年6月，已快整整三年，眼看5月一过，证券物品交易所将面临被依法解散的命运，虞洽卿等不得不忍痛将证券部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合并。也算是给虞洽卿这个商界老前辈一点面子，合并名义上为对等合并，即由华商证券交易所拿出20万元作为付给证券物品交易所转让证券营业权的代价，证券物品交易所则再贴入现金若干，购买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半数股份。如此，虽然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证券部从此不复存在，合并后的华商证券交易所亦非虞洽卿主持，但好歹证券物品交易所掌握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一半股份。

转眼5月已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标金部仍在营业，堂堂国民政府的法规竟然得不到实施，实在是件难堪的事。而待处理的对象又不是别人，是上海滩上闻人虞洽卿，这对主管此事的国民政府实业部来说，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但是国民政府毕竟不是昔日的北洋政府，虞洽卿尽管是商界巨头，但到底已属老之将至，无论如何，法规还是要实行的。于是实业部又是催促，又是旁敲侧击，逼迫证券物品交易所予以解决。这一年6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面会同金业交易所联合呈文实业部，请求在时间上给予宽限，一面请了上海滩上著名人物张啸林、杜月笙担任总监，开始对等合并和筹议新的交易所的谈判。此时证券物品交易所负债累累，对于同金业交易所合并各出资金100万元实无能力，便呈文请求财政部从整理交易所债权款中划出30万元作为筹设新交易所的保证金，但财政部批复，借款须由证券物品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共同负责，于是对等合并的谈判又搁置下来。从金业交易所来说，对等全并实难以接受，因为按照公司法，合并前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公司承受，而证券物品交易所负债远远超过金业交易所，若对等合并，证券物品交易所所欠债务将由合并后新的交易所负责偿还，对此金业交易所将吃明亏。双方就此僵持不下。如此合并期限又超过一年，眼看政府的解散令即将下达，在万难之中，虞洽卿给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写了一封信，可视作最后的表态。虞洽9即在信中毫不客气地指责金业交易所是“恃其虚娇发皇之气焰，实行兼吞”。他说自己“于民国八年间与先总理组织此所，苦心经营，诚不敢谓革命中兴之业肇基于此而本党同志赖以将护者何可胜计。自交易所法颁布后，敝所受法令之束缚，谨恪遵守，不敢逾越，今乃以环境所迫，各种类中有放弃者，有结束者，独金业一项，同人所藉以维持生活，亦将剥夺无余”。自己“奔走革命者三十年，疲敝于商业者垂五十年，革命已经成功，商业希望不过如此。七十衰翁爰何所冀？惟此十余年劳苦相共之数百同人一旦失业，则（洽卿）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计也”。“（洽卿）万有清者，合并期限已过届，大部前令两所如两月内不能实行合并，定即依法解散云云。敝所奉令之余，不胜悚惶。此两月中同人多方请托，凡可与金业协商者，无不委屈迁就，即（洽卿）忝为商界前辈，亦处处下心低首，今则让无可让，退无可退，惟一念及前此部令，又绝不敢胡为抗违”。最后虞洽卿声明“自九月一日起，敝所只做了结，新买卖一概停止，以为自动解散之准备，而藉以维持大部之威信，如金业不知轻重成竟弁髦法令，照旧营业，则国法昭然，度大部必有以处置之也”。

也许是虞洽卿此信写得真切，也许是信中所言“任何牺牲，所不计也”镇住了实业部官员，终于经过一番幕后活动，由谈判合并事宜的总监张啸林、杜月笙提出一个变通办法。1934年8月29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缔结了合并契约。该合并契约规定，证券物品交易所金银部的营业权归并与金业交易所，而金业交易所则依照上一年证券物品交易所同华商证券交易所合并之例，付给证券物品交易所营业权代价375000元。金业交易所资本额由150万元改为180万元，增加的30万元由证券物品交易所投资，这投资的30万元则从上述营业权代价中扣除，但这30万元的股份在8年内不得分化转让，换立户名。金业交易所继续营业，证券物品交易所则于9月底终止营业。该契约还明确，此份契约以转移营业权及一部分债权为目的不存在对等合并之意。就这样，因《交易所法》颁布而引起的交易所合并的难题总算得到解决，而虞洽卿创办的这家华商最早开办的综合性交易所，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无情地兼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P20-2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太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和不可再生的唯一性，档案管理部门理应发挥集聚与发散历史文化信息这一独特长处，坚持为社会大众、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档案文化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深入地认识档案的文化价值，挖掘档案的文化内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档案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档案部门不容懈怠的职责。

《档案春秋》是上海市档案馆精心打造的档案文化品牌，一直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作者、读者的关爱。她依托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蔸集精彩图文，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传播档案文化。她不仅以严谨、严密以及鲜活的风格，在历史人文类杂志中独树一帜，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2010年《档案春秋》获得第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是上海地区唯一获此奖项的历史人文类期刊；2011年度荣膺网络传播国外公共图书馆阅读TOP100排名。

近三年来，我们尝试以“书”的形式，把档案文化的散在成果集中起来，进行二次传播，先后出版了《档案春秋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和《那个年头那些事》等五种书籍，收获的市场好评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设想。我们理解，读者之所以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仍愿意阅读《档案春秋》，是因为他们不仅可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信息，满足人类所共有的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而且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或许在某一层面上与他们的个人记忆关联或相互碰撞，从而为他们认识某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档案文化的核心资源是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即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藉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根。挪威档案学家列威·米克伦曾经说过：“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尊重历史，以档案说话，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来面貌。因为在诸多历史元素中，档案的可信度是最高的。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度的日益提高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档案的解密与开放已纳入常态化的管理轨道，许多曾束之高阁的档案材料开始进入社会视野，比如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问题、中共党史中的一些话题等，受到了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新中国部分外交档案的开放，不仅价值非凡，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

本书各篇目涉及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独特的史学研究价值，并能体现档案信息集真实性、内幕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特征。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或历史学者，他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勤奋爬梳，努力打捞历史真相，并以新的视角给读者启发。叙述风格或深沉内敛，或平实朴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以严谨的、非虚构的方式写作，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多地向读者呈现历史细节，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

档案是历史发展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应把档案文化放在档案事业发展体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档案独特的文化功能，彰显其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固有地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朱纪华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

《档案春秋》杂志编委会主任）

本书内容除了选自2005年至2011年出版的各期《档案春秋》杂志外，还从1985年创办以来的《上海档案》杂志中遴选了若干篇章。毕竟，金融这个选题不太容易做，枯燥，呆板，是它与生俱来的身段，要把它揉捏得软活好看，实非易事，不得不扩展遴选范围，以支撑起一个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读本。

在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中，金融档案古了可观的比重。上海历来就是中国的金融重镇，国家典藏自然也会与之相称。但很遗憾，这部分档案除了极少量的研究者感兴趣外，几乎无人翻动。那些报表、账册、流量、数据，干巴巴，冷冰冰，哪里能跟魅惑无穷的硬通货相比呀，根本不在大多数人可接受的阅读范围内。金融是一件面对少部分人的玩偶，是一个关于财富聚敛消融的神话，双栖于政经两界。从来没有纯粹的金融，政治经济学而已。中国的寡头金融尤其如此，就和那些少人问津的档案一样，被历史地锁定在了兼有政客与买办、权贵与财阀双重身份的小圈圈内，大门紧合，外人无从感知它的光怪陆离，甚或鲜廉寡耻。神秘的东西之所以神秘，就因为它是不可告人的，充斥着问题、麻烦和隐私，和光鲜的外表相去甚远。在交织着机遇与陷阱、辉煌与狂躁的商场上，要求金融家们超越社会的平均基准线，以道德家的神韵垂范于世多半是不现实的。近代以降，作为金融重镇的上海，曾经有过一部有关金融的典籍走进过大众视野吗？没有，从来没有。即便偶有漏网之鱼，也必然沾满了御用文人的谄媚之气，腥膻扑鼻。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浮光掠影，从门窥镜中抠挖出一点点金融元素来，加工成叙事体的通俗读物以供消遣，而不敢奢望用学术的表情一本正经地解读，因为即便解读了恐怕也少人问津；更难以从历史的沉疴中复原其脉象，因为即便复原了也发掘不出它深层次的运作诡秘。

失落的已经永远失落，随同它的宿主湮灭在岁月尽头。

这也是一个悖论。这个世界上和金融沾边的人无以计数，但真正能从寒意侵人的硬通货中感受到生命乐趣的人，凤毛麟角。金融当然包括钞票，但钞票决不等同于金融。所以我们既离不开金融，又难得其门而入，即便热爱得五体投地，也无从摆脱单相思的困窘。金融即鸿沟，无情地分化着沟沿岸畔的凡夫俗子，使之趋向两极；金融也是媒介与桥梁，是我们通往财富世界的必经之路，无论怎样亲近巴结它，试图最大限度地向它所表征的那个世界靠拢，实践起来都困难重重，除非有权力为你过载。金融是我们心中的蛊，是寄生在你我欲望深处的虫。李时珍《本草纲目》解引：“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金融家们可以自负地宣称，是货币与金融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兴盛；但中国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民，唯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当下，那些赤手空拳占领华尔街的美国平民，正在书写这条中国经验的直接证言。

《档案春秋》和《上海档案》是同为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两本刊物，前者偏向于档案人文，后者侧重于档案业务，但无论怎样分工，都被包容在档案的总体框架之内，行走在有关档案收、管、藏、用的各个环节中，无出其外。

得专业便利之所长，档案媒体先天具有档案信息集散和流通的优先话语权。在档案逐渐走出石室金匮，逐渐回归其本真面貌的过程中，平正、公允、诚信地表达和传递档案中所荷载的历史记忆，正越来越鲜明地彰显出档案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冷门渐热，边缘回移。紧紧扣住这一优势，使档案融入文化，真正以文化的姿态，而非政治的工具传播开去，真实而具体地站立起来，既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古罗马先哲西赛罗曾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相信没有谁愿意永远做幼童。

作为档案期刊的衍生品，这本书已是我们选编的《档案春秋》丛书之六。感谢学林出版社刘文祥总编辑和责任编辑吴耀根老师，为我们出谋划策、甄别选题，不厌其烦地从历年来出版的各期《档案春秋》和《上海档案》中遴选文章集结了本书，并对所选篇什逐一校勘、精心编辑，终使本书得以圆满面世。在此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杂志社同仁，向他们的劳动致以由衷的敬意。

姜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