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叙述了作家钱锺书的一生经历及其主要作品，简略地记录了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一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锺书过目不忘的记忆，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是一部“哲理性的传记”。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本书主要叙述了作家钱锺书的一生经历及其主要作品。

自序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1910—1938）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二、从清华到牛津（上）

  三、从清华到牛津（下）

第二章 意园神楼（1939—1949）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二、《围城》意象

  三、“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

第三章 沧浪之水（1950—1965）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二、碧海掣鲸——《宋诗选注》

第四章 槎通碧汉（1966—1978）

  一、“衣带渐宽终不悔”

  二、天 琳琅（上）——《管锥编》四种文献结构

  三、天 琳琅（下）——《管锥编》十部书简义

第五章 群峰之巅（1979—1989）

  一、跃上成就的高峰

  二、“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上）——《谈艺录》补订本

  三、“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下）——《七缀集》

结语 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钟书

  一、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钟书

  二、若干可能存在的局限

附录一 钱钟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

  一、写作分期

  二、著作系统

附录二 钱钟书简易年表

后记

又记

第三章 沧浪之水（1950—1965）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总的形势是向上的。但是在政治和文艺界，已经发生了若干次大的斗争。仅以文艺界而论，在1949—1956年间，比较大的运动已经有了三次：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如果分析这三次批判的性质，就会发现它们的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峻：批判《武训传》“行乞兴学”的“至勇至仁”，批判的根子是封建主义，其时间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虽然从《红楼梦研究》作者俞平伯入手，而总根则是“五四”以后居于“右翼”的代表人物胡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其根子已涉及“五四”以后同居于“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不同派别。这里历史和逻辑似乎有着一致：三次批判对象由封建阶级、“五四”启蒙主义到三十年代左翼，呈现由外而内的状态；而且从批评、帮助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由内向外翻出，终于达到高峰，衍成1957年涉及全民的反右派运动，并成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驱，前十七年的形势也就此转折。在三次批判之间，还有过一些其他小运动，比如在1951—1952年间，和全国规模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合，有过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方式还是相当和风细雨的，但对思想也有深刻的触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洗脑筋”，杨绛后来用长篇小说描写了这次运动，把它称作“洗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环境的考验。

钱钟书1949年举家北上，定居北京。清华是他的母校，他来到的是一个熟悉的旧环境；但他所身处的已是一个新时代，这里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环境。新环境不得不影响着他，他也作着调节和适应，智慧增长了。在新时代的清华园里，钱钟书教过书，带过研究生，他非凡的才华和惊人的记忆力，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接近传奇。当时在清华读书的人回忆道：

四十年代，笔者在京就学时，钱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叫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从图书馆遍寻未获，正巧碰到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那一个架子的那一层，那一本书中便可查到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钱钟书先生笔锋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还记得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他没有好好思考，只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抄西凑成一篇，草草交账。钱先生看后，不加一句评语，却把他所引的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都笑话这位同学，但从心里不得不佩服钱先生的学识和记忆力。  钱钟书其时已经不发表作品了，只是静静地读书，既用人类文化知识丰富着自己，也适应着时代。在清华园里，钱钟书也接待过客人，例如傅雷夫妇、黄裳等。傅雷来访时，钱钟书夫妇曾受吴晗之托请他留在清华，但傅雷没有听从，还是回到了上海。。黄裳来访时，见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夜读情景。黄裳回忆道：

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三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环境。

这里提到的吴晗当时已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并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黄裳回忆中的“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云云，指吴晗参与政务工作的繁忙，这和钱钟书的静静读书，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裳回忆中提到西餐长台旁的“两把椅子”，实际上是记忆失误。钱钟书后来纠正说，那间大房间确有一只讲究的西餐长台，但椅子是没有的，那只不过两只竖摆着的木箱。。“椅子”原来是“木箱”，可见当时条件的确简陋。而“冷板凳”竟然也有“椅子”和“木箱”的区别，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更正，钱氏夫妇事事求真的细腻风格，也可见一斑。钱钟书北上后，继续广收博览地读书，当时清华所藏的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似乎不用藏书，因为都藏在脑子里了。钱钟书在1950年还生过一场病，沪上的友人如冒效鲁等对此也极为关心，冒氏有《讯默存疾》一诗寄京，诗中用了维摩诘、孔夫子等典故，那是尊重这位大学问家的身份了。

P61-63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钟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钟书研究》第二辑《编委笔谈》）。我在写作手边的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钟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的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尚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及学术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初读时也茫无头绪，对此书逐渐有所了解是后来的事。当时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横向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钟书著作极其钟爱，凡钱钟书有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钟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杂览各类书籍，涉及许多范围。而在现代文学范围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当时现代文学史公认的中流砥柱。尽管他有极长，也有极短，现有的一些固定观点似乎并非正确，但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文学史全然不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钟书。钱钟书是比较幸运的，八十年代以后钱钟书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钟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鲁迅、钱钟书以外，我还曾经钟爱过另一位作家（我不愿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其成就和精彩至今尚未被认识，文学史要进一步破除一些框框，是不是尚需时日呢？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钟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我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外国电台采访钱钟书的谈话，钱钟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那是最初的直接印象，我知道《围城》最初从那里而来。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第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钟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当时《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钟书出乎意料地迅速给了我回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并且回味。我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钟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钟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的之中和之外，远远还有着其他内容，执著文学，决非究竟。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钟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也逐步散佚。我对钱钟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钟书著作本身的客观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然而，时间没有停留。八十年代是钱钟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钟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但由于钱钟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钟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钟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尝试写一些文稿，这样积累了一些资料和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这样虚度过去了。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锤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钟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出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钟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请我写一部包含钱钟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到了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钟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锤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后来逐步了解的一部分学术文化和钱钟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志向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钟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由于钱锤书是所谓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性向上的歧异，这样的双向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到一种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素质的，我希望将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钟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钟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点，写传记的条件确实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也许在将来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师友们各方面的帮助。其中老一辈作家有施蛰存先生和柯灵先生。施蛰存先生谈起当年的一些史实，使笔者了解了一部分有关的背景；柯灵先生惠赐他的一封通信供笔者参考，这也是笔者喜欢的一篇文章。友人也为笔者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陈思和先生通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谷梁先生慨允笔者在结语章第一节中采用了他所提出的观点。安迪先生在资料上给予了笔者积极的帮助，没有他多方面的帮助，完成此书将增添大量的困难。北京李洪岩先生慷慨提供了许多他珍藏的资料，补充了笔者，见闻之所不及。给笔者提供各方面帮助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永翔、陈子善、胡范铸、胡河清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夏成淳、黄任轲、袁进和张晨先生。上海的王郓女士和无锡的张大年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回答了各种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先生也帮助查找了一部分书籍。请他们接受笔者真诚的谢意。

张文江

199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