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时代，文化大师的光辉和卑劣都被抻拉到极致。

文化的众生相，在历史这面镜子里，往往能照见现在。

《民国风骨(时代激流中的文化人)》作者魏邦良将二十世纪声名显赫的文化名宿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中，展示他们的心路歴程，剖析他们的复雑人性，従而促使我们対他们的命运进行冷峻而深刻的思索。

《民国风骨(时代激流中的文化人)》中的人物，大多是二十世纪声名显赫的文化名宿，作者魏邦良将他们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中，展示他们的心路历程，剖析他们的复杂人性，从而促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命运进行冷峻而深刻的思索。《民国风骨(时代激流中的文化人)》的特色是：融学术的严谨与思想的深邃于一炉。

文本内外：胡适的两篇《容忍与自由》 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胡适：戒赌，戒烟，戒酒，戒嫖 吕荧：我思故我在

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 赵俪生：“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陈寅恪：“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

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丁文江：“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

殷海光：“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钱穆：苦读书,勤育人

张东荪：珍爱独立与自由

叶企孙：明其道也计其功

顾颉刚：祖母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灯

刘半农：方头真博士

聂绀弩：“生活的艰辛会使人越活越刚强。”

萧军：“要以生命做最后的一颗子弹!”

胡风：致命的“误读”

胡风家书里的冯雪峰

在鲁迅与顾颉刚夹缝中的朱家骅

周扬：真实的谎言

政治“污点”·文学追求·革命激情

朱湘：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萧乾是如何沦为右派的?

吕荧：我思故我在

赵俪生：“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

胡适把容忍的重要性无限放大，对抗议的重要性却只字不提。如果把容忍比喻成“女人”，把抗议比喻成“男子”，那么，只有双方缠绵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自由。就创造生命而言，男人与女人的作用应该是平分秋色，且缺一不可。而胡适在文章中盛赞“女人”，似乎有了“女人”，就一定会有孩子，这当然不妥！所以，周策纵先生认为要对“容忍”和“抗议”一视同仁，因为容忍与抗议同样重要，光有容忍或光有抗议均不能带来自由：

“抗议和容忍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在实质上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反对的。容忍的成立，和抗议一样，也必须建立在不同意的前提下。”

“容忍之所以成为必要，因为‘理未易明’。抗议之所以要人不可不表示异议，就某些人看来也许是基于自认‘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却不赞成从这点出发，它无宁还是基于‘理未易明’的观点，因为我们同样地觉得对方所主张的也未必就是‘绝对之是’，我们与其相信别人，还不如相信自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我的见解如有不同，就最好说出来，这样一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才能希望更接近真理。穆勒在《自由论》第二章的末了，总结他替思想言论自由辩护的理由为四点，就是：一、对方的意见可能是真理；二、即使对方错了，也还可能有部分的真理，容或可补充我所认为真理的不足；三、没有对抗的言论则流行的思想将成为成见，引不起理知的体认；四、思想成为教条后就会变成空洞的形式，对人没有益处。这四件理由都可用来说明容忍的需要，同时，尤其是后面两点，也可支持抗议的必需。”

胡适过分强调容忍作用，在他看来，对容忍的作用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但周策纵先生则清醒地指出，容忍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不管对何事都容忍，且毫无限度，那，你的容忍也许并非美德而有可能演变成一桩罪行：

“容忍的精神有时须用抗议的精神来补救，因为容忍应该有它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容忍也可以鼓励别人来侵犯自由，照美国独立宣言的理想，自由本应是一种‘不可出让的权利’。容忍退让如到了放弃自由的程度，毋宁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不仅是当事者本身受了损害，别人的自由也将因此而削弱，结果所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响。”

最后，周先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1761年的法国，有一个人的儿子因生意失利而吊颈自杀了。照当时的法律，凡是自杀的人，必须把他的尸体裸露着放在刑车上，公开在街上游行，然后挂到绞刑架上去。这父亲不忍他儿子死后遭受这样的待遇，便请了好些亲戚朋友来作证，证明是寿终正寝的，于是谣言传布开来，竟说这父亲因为恐怕儿子要信旧教，所以把他谋杀的。结果被判处了死刑。两年后，伏尔泰为了这事便写成他有名的《容忍论》，用鼓吹容忍来表示对用教条杀人的抗议。他满以为东方的非耶教徒更能容忍些，却料想不到两百年来人类并没有进化多少，因此我们仍需要用容忍论来作抗议。然而我们并不希望走上巴士底的道路，我们应采取更平易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必须容忍抗议，必须抗议我们认为不该容忍的事，抗议的人更要容忍别人的抗议。这都是极平凡的道理。”

平心而论，周先生的结论比胡适一味强调容忍的观点更合理更有说服力。

毛子水、殷海光、周策纵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分析了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后两位还对胡适的文章做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由于胡适写此文的动机是单一的，就是为了劝戒《自由中国》同仁在“陈怀琪事件”中保持克制、冷静、秩序、忍让，所以他写作时的视角也变得单一，结论自然片面。

急切的写作动机——劝说《自由中国》编辑们——使胡适不自觉地把笔力锁定在“容忍”上，对“抗议”则刻意回避。用“一只眼”看世界，就可能重蹈盲人摸象的悲剧了。不过，在当时，这篇文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由中国》的编辑们或多或少听从了胡适的劝说，在“陈怀琪”事件里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不久，胡适那封要求《自由中国》编辑自我检讨的信终于刊登出来了。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1959年11月20日，是《自由中国》创刊十周年，杂志社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这次庆祝会上，胡适又发表了《容忍与自由》的演讲。《容忍与自由》发表后，殷海光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胡适也意识到《自由中国》的一些编辑对他的那篇文章恐怕也是口服心不服，为了回应殷海光，进一步说服开导《自由中国》的编辑们，同时也对自己的文章做一些修补，胡适便以演讲的方式重述《容忍与自由》。

殷海光曾撰文说，胡适提倡容忍，应多向有权有势者去说，胡适对此做了回应：

“不过殷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又讲了一段话。他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容忍容易，有权有势的人容忍很难。所以他好像说，胡适之先生应该多向有权有势的人说说容忍的意思，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来说容忍。我们已是容忍惯了。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量。……诚如殷海光先生说的，用权用惯了。不过他们背后这个观念倒是准确的；这一班穷书生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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