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载沣无疑是晚清群臣中最富现代思想的政治家。8年前的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载沣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困皇帝赔礼道歉。这年载沣年仅18岁。
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他甚至还主动谢绝了京城各级官员及香港等地官方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图书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这次出访，西方现代图书馆也一定让他印象深刻。
1909年，这一年成为晚清历史上罕见平静的一年。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元老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叱咤风云的巨人们都已经凋零：翁同觫早在11年前的戊戌年就被彻底打倒，并在落寞中走完了人生；李鸿章则在8年前积劳成疾，死前留下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凄凉自挽。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四伏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固然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使然。
后世史学家都发现，张之洞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眼光、魄力和手段。他有一支号称“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封疆大吏。1863年，张之洞参加科举，金榜题名时被慈禧太后御笔钦点第三名探花，张之洞从此誓死捍卫太后。为她站台压阵，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在文化教育方面，张之洞先后参与完成三件大事：废止科举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奏设京师图书馆。
1909年4月18日，由军机大臣张之洞兼理的学部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中提出宣统元年（1909年）“京师开办图书馆”的计划，很快获得载沣的允准。
两个折子相隔不到半年，而筹办图书馆的一系列事务已经酝酿成熟，这与晚清持续放眼世界密不可分。
20世纪初期由慈禧太后亲自领导的新政改革，同19世纪那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无论从深度、广度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场仅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变革的洋务运动，被日本的铁甲舰队彻底粉碎，大清国从血泊和耻辱中明白了政治现代化才是关键所在。随后，在经历了急躁的戊戌变法和盲动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两次血雨腥风后，朝野上下都已明白：大清围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就要改变根本的政治体制。到了1909年春天，即令最不合时宜的腐儒，也能将宪政当作最热门的谈资，民间报刊则如雨后春笋，中国社会似乎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个“少年中国”俨然诞生，颇似明治年间的日本。
在这种氛围中，京师图书馆的设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朝廷、一般大臣还是知识人，对“图书馆”这一名词以及它所代表的一整套现代理念已经不再陌生；实践中，全国各地的地方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教会图书馆也都先后出现并开始运作。
从老子时代的“守藏”到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其间则走过了2000年。据专家考证，“图书馆”和“藏书楼”两个名词在中国的普遍使用大概晚到1900年左右。最早采用“图书馆”一词来命名图书馆的是1904年创办的湖北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自1910年学部拟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图书馆”一词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统一名称。此后，中文的“图书馆”一词遂成为我国图书馆的通用名称。
从明未清初开始，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著书立说，有关图书馆的观念也开始在中国士人大中传播。有“近代中同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也足晚清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仅记述了欧洲图书馆的“盛况”，还着重介绍了美罔的图书馆情况，涉及其18个州。
1867年，天津码头戒备森严，一艘大船扬帆起航。这是清政府向西方派…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后来，使团成员、总理各同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忠刚在其《初使泰西记》中写道：“初七日观书院。……藏书之窄，熔铁为架，倚壁成城。择人专司，许观不许借。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
志刚参观的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看来他并没有留意到外国图书馆与巾国藏书楼的区别。而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则记述了在纽约参观公共图书馆的情形：“又行三里许，至义书堂，名‘阿司德尔’，亦系名人建造。周十五里，白石层楼，内储各同古今书籍七万五千余卷，国人乐观者，任其浏览，以广见闻，惟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而已。”义书堂中的“义”字，点出了西方公共图书馆与中国藏书楼的差别——公共性和平民化。
1877年3月和6月，驻外使臣郭嵩焘先后两次参观火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的几所图书馆。他不仅对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中所藏中旧典籍很感兴趣，亦注意到牛津大学图书总馆中书之来源之一——纳献（即呈缴）。在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时，郭嵩焘注意到该馆管理与中国藏书楼不同的两点：一是卡片目录，二是图书分类法。
洋务运动时期出访的大臣中，薛福成别树一帜。他不仅特别记述了1891年参观梵蒂冈图书馆的情形，还在日记中对欧洲各国的图书馆藏书情况进行了比较，又将中国的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与之对比。他提出了“藏书之所公所也”理念，突出一个“公”字。可见他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而后来为“预备立宪”而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中，图书馆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只有两处提及图书馆：“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十日（1906年5月3日）参观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图书馆”、“……藏书楼有书四十万册，借阅者就楼中览之，亦有女子来阅”。这最后一句，透露出某种惊讶。很可能他是第一次见识女子在公共场合读书。P6-8
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
——藏书家盛宣怀
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概久，沾溉斯多。若许慈胡，潜莫相通。
——藏书家梁鼎芬
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
——藏书家傅增湘
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 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
——藏书家郑振铎
两年前，也就是2009年，是国家图书馆100周年诞辰，这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我应邀为其拍摄了一部八集的纪录片，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此稿原计十集，系统梳理了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历程。有朋友看到片子，一直鼓励我将纪录片稿整理出版，其间忙忙碌碌，一直拖到了2011年。
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了，图书馆似乎早已远离人们的视线．在这个急遽变动转型的时代，回头重温一座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别有一番悲壮的味道。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从秘不示人的大内宝藏到没有围墙的公共图书馆，从浩如烟海的纸质图书到如今时尚流行的电子书，100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文字背后波澜跌宕，书之聚散如此迅速，时代发展如此悖论丛生。尤为让人惊心动魄。当我们回望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回望国家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回望人与书的纠结缘劫的时候，不由得感叹社会变化的剧烈，文化命运的反复无常。
那种古典的繁盛景象确实消失了，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傲然屹立，其中书如瀚海，而人迹罕至。幸还是不幸？
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说：“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率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我们拍摄的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
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的冲击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观念嬗变和传统精神的式微，最终使私家藏书楼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版本校勘、考订札记、诗书礼仪、文人唱和、笔墨纸砚，这些中国古典文人“诗意的栖居”方式终于绝迹了，很少有人再以毕生精力来研习典籍，现代教育的垄断已使家学传承走入绝境， “耕读传家”式的宁静被打破，人与典籍的关系也开始疏远。而由字由画由诗由文培育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形态自此崩溃。没有宗教传统的国人与古典伦理的所有链条都宣告中断，检索灵魂的所有通道都被堵死了。当古典讲座沦为心灵鸡汤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西方人所鄙夷的东方人躺在鸦片烟的迷雾中的那种猥琐样儿。这个国家很大，但只是一个空壳了。
国图的历史由沧桑而辉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私家藏书或藏书楼因私有财产的非法化再无立锥之地时，它们再一次被某种强力汇集到各大图书馆。遍及乡里的私人文化空间彻底萎缩，家学传承的链条断裂，学术资源和学术研究集中到大城市，整个的学术格局和文明布局被改变，大城市之外，几无学术或文学可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各地城乡除了新华书店再无书籍的安身之处，而如今也几乎变为歌厅和发廊了吧。就这个意义讲，国家图书馆越大越丰富未必是件好事，藏书于民，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根基。得出这样的结论，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今天中国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没有私家藏书楼的汇集是很难想象的，有学者大略统计了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六大图书馆的收藏来源，颇能说明问题。国家图书馆：有徐乃昌、姚觐元、瞿济苍、傅忠谟、周叔伎、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吴南青、赵元方、丁惠康、潘宗周诸家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马幼渔、郭则泫、马廉、李盛铎、胡适诸家藏书；上海图书馆：有刘晦之、姚石子、封文权、柳亚子、高吹万诸家藏书；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李国松、丁福保、刘承干、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诸家藏书；南京图书馆：有刘世珩、邓邦述、刘承干、邓实、陶湘、张均衡、陈群、顾鹤逸诸家藏书；南京大学图书馆：有陈钟凡、胡小石、罗根泽、缪凤林、倪则埙、欧阳翥、钟泰诸家藏书。
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特地在每一章的后面，增加了一篇对近代藏书家的考察札记，这是原纪录片中缺失的一环。根据他们与国图的关系，根据他们对藏书理念的贡献，我选择了九位藏书大家。在梳理他们资料的时候，我恍惚觉得是在清明时分拂去他们坟墓上的杂草，在写他们的时候，恍惚觉得是在点燃一根根香火，是一种告慰，一种膜拜，也是一种敬畏。一脉是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另一脉是私家藏书的历史，二者交相呼应，才是中国百年文化守望的历史。作为典籍庇护的私家藏书人，他们曾经是一种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他们的筚路蓝缕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一种古典的精神，积淀于我们的文化血脉中了。
如果这本书还有价值的话，是因为我想在书中传达这样一种理念：“一个社会的品格，一个民族的品格，同样可以由一所图书馆反映出来，由许多书籍反映出来。这些书籍加在一起，从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上，都准确地界定了我们这个集体。”（《夜晚的书斋》）有人把国家图书馆看作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肖像，我试图描摹的正是这种肖像，这一百年来容颜的转变。，我想通过人们对书的态度来表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用语言和形象来表达古老的经验，这是铭刻在社会记忆中的人类整体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和“记忆”是同义词，和“历史”是同义词，和“过去”是同义词。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野心没有实现：应该把历朝历代焚书和禁书的历史做一个梳理。“读书无禁区”早已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禁书永远是最愚蠢的行为，只可惜这种愚蠢的行为一再上演，代无绝迹。我想告诉他们，禁书，只是一种“行为艺术”，而且是由小丑扮演的行为艺术，历史唯一留下的是对这种荒谬和丑陋行为的笑声。
这是一个国庆长假，伴随我的是三本书：一本是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一本是加拿大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一本是沈津先生的《书丛老蠹鱼》。我沉浸在与时代喧嚣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氛围中，沉浸在久远时代一代书痴的梦想中。
我爱书，爱文字，这一点不可救药。
年过四十的时候，常常会半夜醒来，这是世界最安静的时刻，我总是溜进书房，捡起一本书催眠。也有的时候，只是对着书架上一本本书的名字发呆。那一本本书会告诉我曾经产生过的奇思妙想和故事的来龙去脉。每一本书都有来历，功利的或偶然的。有的是为了拍摄某部纪录片，这是搜集资料的必然过程，你未必喜欢看。比如郭沫若的书，比如关于遥远西南一条江的故事，比如关于汽车的历史，这些资料隔一段时间会多起来，一旦完成工作，我会迅速清理，它们只是资料，不是我喜欢的书。有的是瞬间的触动，我萌发了希望深入研究的念头，比如孟小冬的传记、李叔同的文集，因为好奇于他们的身世，着迷于他们的传奇，就会产生写传记的冲动，虽然也知道已经有无数的传记在那里了。这几年，书架上小说经典明显多了起来，关于编剧和剧本的书多了起来，这说明我另一个兴趣的盎然，我一直想写小说，写剧本，无奈这个计划一推再推。
很多时候，买书的冲动只是源于搜寻知识的好奇，经常像小时候扯瓜秧，一牵一大串。相关的一堆书就会拥挤在书架上。因为喜欢某个作者，他的名字就是吸引力：陈寅恪、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李欧梵、林达；因为喜欢某个历史氛围，比如晚清、民国；因为喜欢某个词语，比如“影像”、“上海”、“都市”、“佛像”等等。永远有无数的经典等待你去阅读，可你的心境仿佛永远没有准备好，你的时间永远无法自由支配。怎么永远不是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早已厌倦了电脑及网络，我一直对家人说，我要把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拿开，我要在书桌上摊开纸，摊开收集于世界各地的本子，我想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听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看墨汁在宣纸上慢慢渗透的瞬间。
我着迷于有外貌形状的书，讨厌千篇一律的网络，曼古埃尔说得好：“在网上，一切文字形状都是相同的，是虚幻的影像，鬼魂般的文章。”比尔·盖茨在一本纸质书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的社会是无纸的社会，也是没有历史的社会。作家不会再有草稿，不会留下涂改的印记，不会再有文字斟酌的痕迹，电脑无法记录我们智力发展的进展。每个字都是一样的，但是没有灵魂。
所以，我感谢南方日报出版社愿意为我出这本书，感谢为这部纪录片付出心血的同仁。我愿以此向那些正在为图书馆工作的人致敬，并以此祭奠千百年来为书而死的灵魂！
2011年10月3日
肖同庆编著的《国家秘藏100年中国书(爱书人的精神家园)》内容简介：一部书籍的历史，就是人类超越动物阶段，寻求更高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国家秘藏100年中国书(爱书人的精神家园)》是如此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把自己所处的世界视为一本书。这样，生活就成了阅读的同义词。
肖同庆编著的《国家秘藏100年中国书(爱书人的精神家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100年的风雨沧桑，以饱含深情的语言展现了中国爱书人的精神家园，文笔流畅，内容详实，讲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书与人的故事，是一本值得读书人收藏的爱书人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