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不仅是杨祖陶先生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

本书以丰富真切的激情和朴实流畅的笔调叙述了作者杨祖陶先生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与人生轨迹，刻面了一个“老联大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执著的学术追求、恪守学术节操的赤子之心以及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个人命运。

本书以丰富真切的激情和朴实流畅的笔调叙述了作者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与人生轨迹，刻面了一个“老联大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执著的学术追求、恪守学术节操的赤子之心以及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个人命运。

全书共四部分。求学为学：回顾了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到武汉大学的难忘岁月，在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领域中的艰苦跋涉、奋力攀登留下的深深足迹。

译事回眸：讲述了在冯至先生的课堂上学德语，在贺麟、洪谦先生指导下参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翻译的轶事，合作新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首译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艰辛轨迹。

随笔漫泌缅怀了恩师汤用彤、贺麟的教诲，对学长汪子嵩投身《希腊哲学史》多卷本壮举的赞赏，对莫逆之交罗荣渠往事的追忆以及对“老搭档”陈修斋的深切怀念。

论著举要：精选了十篇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论著。

书后收入了五位学生的文章作为附录。

序

第一部分 求学为学

 1．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

 2．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

 3．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

 4．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己任

 5．由逻辑学出发深入探索黑格尔哲学

 6．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

 7．从我国哲学前景出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和现代价值

第二部分 译事回眸

 8．在冯至先生课堂上学德语

 9．向贺麟先生交出第一份译卷

 10．洪谦先生要我首译《精神现象学》序言

 11．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现象学》末章

 12．康德乏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13．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

第三部分 随笔漫议

 14．西学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

 15．贺麟与黑格尔《小逻辑》

 16．汪子嵩与《希腊哲学史》多卷本

 17．怀念良师益友陈修斋——《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序

 18．漫漫求索路一罗荣渠《北大岁月》读后

 19．《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序

 20．《进化认识论》中译本序

 21．《神学的人学化：康德的宗教哲学及其现代影响》序

 22．《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序

 23．《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序

 24．《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序

 25．《西方哲学中人学思想研究》序

 2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序

 2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

 28．平生第一邂逅

 29．初到珞珈山——对贯彻“高教60条”前后的回忆

 30．1972年一次不叫“旅游”的旅游

第四部分 论著举要

 31．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

 32．德国近代哲学中的理性哲学与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33．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

 34．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

 35．康德哲学体系问题

 36．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

 37．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

 38．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试论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创见

 39．黑格尔《精神哲学》译者导言

 40．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

附录：博士感言

 41．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恩师杨祖陶先生《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付梓随感

 42．守护学术的纯洁

 43．艰苦的学术创新——杨祖陶先生《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读后

 44．哲思：宁静的幸福——读杨祖陶老师“译事回眸”有感

 45．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春节拜望我的导师杨祖陶教授小记

后记

高年级同学还向我盛赞石室中学的同学大都热爱体育运动，特别擅长排球。石室中学的排球队在成都地区各校的联赛中总是连连夺冠。石室的排球高手后来也都是他们所就读的大学里的排球中坚，甚至在西联大由石室校友组成的排球队还很拔尖呢。

然而，石室中学最突出最根本的特点还是在于它独树一帜的学习风气。我人学不久就发现，这里的同学对正在学习的各门文理功课虽然都比较重视，但不是平均用力，死劲地门门追求满分、高分；而是有的科目成绩平平应付过去了事。反之，他们对于自己喜爱的科目却肯下工夫，不限于只读规定的教本，而是博览有关的课外读物。不仅如此，他们往往兴之所至，读的看的也许是与正在学习的科目毫无关系的书籍。同时也爱就所爱所得相互交流切磋，有的甚至高谈阔论，争得面红耳赤。太累了，就停下来一起到操场上玩玩球，到附近的田埂上散散步，甚至到远一点的河里去游泳。在他们当中绝看不到“读死书、死读书”的影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石室中学这所有着浓厚而自由的学习空气的学校里，耳濡目染，我也深受熏陶，万般热爱读书。几年来逐渐接触和读了一些倾向各异的书籍。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慧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还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有这些都与我在国难深重而又逼近胜利的日子里对社会对人生有时兴奋、有时消沉、有时浪漫幻想、有时趋向现实的幼稚思考有着不同程度的天然联系。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把世事万物都看做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是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学问，那就是哲学。慢慢地我放弃了一直怀抱的步两位胞兄后尘学习当时最为热门的经济学的念头，而立志要学习哲学。

当我在清凉寺上完高一后，石室中学就迁回成都了。不过不是回到城内原址。因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城内学校仍须“疏散”到郊区或乡下。石室中学就迁到成都南郊武侯祠对面名叫萧家河的地方，新盖的校舍仍然是和在清凉寺内一样的简陋平房。四周田野无际，阡陌纵横，清清流淌过的小河，宜人的景色，与清凉寺别无二致。我高中二年级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小河岸边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望着逝去的流水阵阵出神。人生不就像这流水一样在不停地逝去吗？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篇近似散文诗的短文，抒发这时的感受，以“中冷”的笔名，寄给了报社，不料几天之后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我喜出望外地再与报社联系，可“泥牛人海”，再无消息，我不免大失所望。这件小小往事却沉淀在我心底，成为我回味高二学习生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按学校的安排，高三的教室在武侯祠内以篾席为外墙的宽阔走廊里。武侯祠始建于东晋，最近一次重修在清康熙年间。祠内古柏参天，芳草如茵，殿宇雄伟，亭阁秀丽，复有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宰相裴度撰、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面对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高大塑像，心中默诵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前段时间在萧家河的那份伤感顿时洗涤殆尽，而代之以做一个诸葛武侯那样为自己的事业心力交瘁的人的情怀。可是，正在这时，我不得不因奔父丧而休学返回千里之外的大竹县老家。等我回到成都复学已不能在原来所在的班级——1945年夏季毕业的高十六班就读，而只能上晚一个学期毕业的高十七班，从而就会错过1945年度大学招生的机会。当时我只好去找原班主任诉说我内心极度的不安，他开导、鼓励我说，你完全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大学嘛。这样，我就鼓起勇气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和我梦寐以求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我从内心感激爱护关怀我的班主任，是他使我有幸抓住了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招生的机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就将撤销，临时联合办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将迁回平津三校各自的原址。此刻我也感谢那时灵活的高考制度。

在西南联大发榜之前，我已进入了较早录取和开学的华西大学哲学系。它是美国各教会联合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所以它的全名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大学与国立四川大学同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两座最高学府。它的医学院，特别是口腔医学在全国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华西大学的校舍独具风格，是一座座灰色的宫殿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广阔美丽的校园里，特别是毗邻牧场的钟楼一带，是大花园中又富有田园风光的地方，景色更是幽美，令人流连忘返。我的大伯父在卸去省教育厅职务后，立即被华西大学聘为校中文秘书长。他对我能就近在华西大学上学十分满意。但是，当西南联大录取的消息传来后，他见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的样子，虽然有些舍不得和不太放心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但作为开明的家长和高瞻远瞩的教育家，还是赞同和勉励我到西南联大去求学。于是，我就只身负笈，告别了我生活和学习达八年之久的锦官城，告别了美丽如画的华西大学，告别了养我教我的伯父母和在一起嬉戏学习成长的兄弟姐妹们，踏上征程，直指南疆，奔向祖国的春城昆明去了。此时，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的前景在召唤着青年一代。

当我跋山涉水、历经旅途磨难，到达西南联大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完全异于华西大学的景象。学校坐落在昆明市的近郊，由一条东西向的马路隔开为北区和南区。校舍是一排排由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设计的干打垒平房，校园内树木稀少，既无芳草如茵的绿地，更无争奇斗艳的花圃。北区是学校的主干区，大部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行政机构、学生宿舍和食堂等等都在北区。南区的范围小多了，只有少许的教室，此外就是医务室，最主要的是有学生俱乐部，免费提供茶水，成为同学们三三两两放言高论，或低声议政，或休闲打桥牌的场所。

来到西南联大简朴、平实的校园，我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反倒是感到倍加亲切。这里的景象与我高中时期在清凉寺和萧家河经历的何其相似乃尔。这也许是我在这里比在华西大学觉得更为自在、自然的原因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最为根本的是，西南联大是学者云集、大师荟萃的最高学府。我以能赶上末班车来到这里，师从全国著名的哲学大师，目睹他们的风采，亲聆他们的教诲而无比庆幸和自豪。P4-6

杨祖陶教授新著《回眸》即将出版，邀我作序，我不但答应了，而且感到很高兴、很愉快。我们虽然是六十多年前的先后同学，又在一起做过哲学教师，但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五十年来又不在一地工作，接触不多，但他邀我作序，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和愉快呢？我想这同我们几十年来的交往有关吧。

当1945年秋他进人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时，我在三年级学习。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做研究生，1950年改为助教，他这时毕业后留做助教。这段时间，我们彼此虽然认识，但交往不多。1952年冬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时被调回北大做苏联专家助手，在新建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这是承担全校性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课)的教学工作的机构，除任顾问的苏联专家鲍罗廷以外，郑昕教授任主任，成员有熊伟教授、张寄谦、杨祖陶和我。我们四人谁也没有系统讲过这门课程，只有我从人大带回一些资料和我的课堂记录。于是我们四人就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各人准备好了自己的讲稿，经过讨论和修改，分头给全校各系开设了这门大家都很生疏的课程。祖陶是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但他特别认真，下工夫最大，效果颇佳。这次合作使我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使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青年学者的形象。一年以后，我被调回哲学系做苏联专家萨波什尼可夫的助手，离开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但我们从此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他同肖静宁结婚后，我们两家都成了好朋友。

祖陶后来虽然被调去了武汉，但空间上的距离并未使我们的友谊疏远。我始终敬重这个少言寡语、踏踏实实的青年学者，我的孩子十分亲近她们的活泼开朗的肖阿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了，人们的交往也频繁了。他们来北京时一定会来我家里坐坐，我们去武汉时也一定要去拜访他们，有一次我和刘苏去庐山开会，中间还在他们家里住了几天，受到他们的热情照顾与款待。但是，由于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善于表现自己，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直默默无闻，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造诣达到了多高的水平，我也没有了解。

2001年我收到了他与人合作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一书，使我眼前一亮，过去深藏不露的真功夫开始显露了。我对康德哲学虽然没有研究，但我过去曾一度崇尚过康德哲学，读研究生时选它为研究方向，“啃”过三大批判的原文和英译，深知其晦涩艰深的难度，现在摆在我眼前的《精粹》已是近全文的一半，而且第一次全部从德文译出，我认为这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学术成就。同时我还想，既然一半已经出来，全译的出现不会太远了。果然，仅仅三年，“三大批判”的全译就开始先后出齐了。不过，当2004年我看到“三大批判”全译本齐崭崭摆在我眼前时，我一面惊叹于这个工程的艰巨和成就的巨大，一面又感到疑惑不解：《精粹》的第一编译者杨祖陶怎么在“三大批判”中变成了校者？对此，校者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中作了解释，其过程是：译者写出初译稿，校者对初译稿进行大量非常细致的修改，“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然后译者再作最后的订正和定稿。但这种解释看似有理，我仍然认为难以理解。我不是翻译家，不熟谙翻译界的规矩，但我总觉得这个过程说明，这明明是两个译者的合作，哪里像一般译者与校者的关系呢？最近看了《回眸》中的一些文字，我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看了《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后，我了解了《精粹》和“三大批判”的具体翻译过程，我认为《精粹》的署名是完全准确的，祖陶不仅是译者之一，而且是第一译者。“三大批判”原封不动地包括了《精粹》，也就是在《精粹》的基础上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补上了《精粹》原来没有选译的一半，完成了“三大批判”的全译。两种书的翻译过程既然完全一样，为什么署名截然不同呢？如果《精粹》的署名是正确的，“三大批判”的署名应该与之相同；如果《精粹》的署名错了，“三大批判”的署名才正确，为什么不说明改动的理由呢？我认为改动毫无道理。

按照一般的理解，一本译作是译者完成翻译后交校者校正，不能说译者和校者合作翻译。而“三大批判”的“译者”和“校者”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个合译的过程。“三大批判”中译本是合作翻译的成果。不仅如此，从翻译过程、工作分量、作用大小来看，“校者”杨祖陶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三大批判”的署名未能反映翻译的真实过程。我还认为署名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是不能马虎从事的。最近我看到《回眸》后记中有“在合作翻译‘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的词句，我感到这个说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以上我谈了我在同祖陶的几十年交往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下面想谈几点我对《回眸》一书的几点认识。

首先，我认为此书足以说明祖陶能作为主要译者完成“三大批判”的翻译不是偶然的。完成三书的翻译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震古烁今的事业，但以其在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地位、分量和难度而言，堪称哲学翻译中的不朽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差不多都有了从原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中文译本，只有从德文译出的比较令人满意的“三大批判”的中文译本迟迟不能出现。这一憾事终于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珞珈山上被完成了，这不但是译者的光荣，也是武汉大学的光荣。从祖陶的学术经历来看，正是他具备了完成这一重任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一个是对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一个是对中文和外语，特别是德语的熟练掌握，再一个是超出名利网、甘坐冷板凳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这些条件是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从西南联大开始，到北京大学，再到武汉大学阅读、讲解和钻研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和在风风雨雨、坡坡坎坎的艰苦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在我看来，没有这种真功夫、真本领、真品格，是很难完成这个艰巨事业的。

其次，《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回眸》分为四部分，其中一、求学为学，二、译事回眸，四、论著举要，这三部分直接回忆了祖陶从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六十多年以来在西南联大、北大和武大求学为学的过程及其成果。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和研究两方面。他具体地叙述了他在这两方面如何受到了哪些名师们的耳提面命的教导和耳濡目染的浸润，如何在风云变幻莫测、道路坎坷曲折的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科学翻译和科学研究，而卓有成就。合译“三大批判”是他的翻译成果的代表，而一系列关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则是他的科研成果的代表。他为什么、怎样获得这些优异的成果，《回眸》都有令人信服的解说。不仅如此，通过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学术传统是如何形成、传承、发扬的。

我在阅读《回眸》时注意有两个提法多次出现，一个是“务求其新，必得其真”；一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前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求新务真”的根本方法，后者可以说是他从事学术活动所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自有现代大学一百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这两个提法正好作了极好的概括。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就是对关于世界(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基本学科进行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发展的场所，大学的教研活动必须求新务真，新与真结合，缺一不可。这对于今天学术界不管真伪，一味求新的虚夸浮躁风气是一剂良药。这也是教师们倡导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在学术工作中的运用。

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等说法在过去是受到严厉批判的观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帽子。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提了，但像祖陶这样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提出来，确实少见。这足见祖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和敢说真话的勇气。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除本能活动而外，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不存在为什么而什么的活动，但在一定条件下或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活动常常出现这种迷恋的情况，特别是在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中，很需要这种精神。一个人如果随时随处都在考虑自己的科学活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能赚多少钱，碰到困难时就会考虑坚持下去值不值，更不会为之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许多伟大的创造都不会产生了。历史上成就大创造、大事业者莫不具有这种执著、迷恋，甚至“疯狂”的精神。科学史、哲学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处处都闪烁着这种精神。

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对我是一个新观点。我认为不能把为自由而自由理解成追求绝对自由，人世间从来也没有过绝对自由这种东西。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条件地“心想事成”，而是实践的成功，伟大实践的成功必须有科学观点的指导和百折不回的奋斗，这就是为自由而自由。显然它是同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这种实践精神是这种理论精神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也可以说这种理论精神是这种实践精神在理论活动中的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想这正是中国现代大学百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宝贵的教育传统。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后来牢牢地树立在我国大学教育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共同传统。这两个口号最初是科学与人权，如果称之为科学与自由、科学与革命，我想其意义都是一致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引导作用。建国后中国大学教育的性质有所变化，但这两面旗帜并没有消解，而是改变了性质，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对学生教育要求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祖陶沐浴在此学术传统的阳光雨露中几十年，传承了这种传统，有所表达，有所发扬，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他关于这两种精神的思想直接来自他的西方哲学史的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对此，我下面再谈一点想法。

再次，此书表明作者关于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相结合的思想直接来自作者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这种精神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曾“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得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后来，他又进一步主张“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这两种精神在中国传播的开始。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两种精神的性质不能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祖陶的学术风格主要成长于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然是很明显的。他自述从1952年至1956年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从而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深入理解黑格尔真谛的信念”。尽管祖陶的研究方向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哲学，但他不像有些西方哲学史专家那样把自己锁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愿意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他也十分关注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将来，他在《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中说：“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他还进一步认为：“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在同百家的学术的争鸣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这些语重心长的言辞包含了对过去哲学状况的许多看法和对将来哲学的深切希望，对于这些没有充分地表述出来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琢磨和推敲的思想，我想就用不着我来饶舌了。

2010年6月

我从西南联大走过来已经六十五个年头了，岁月使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腰也伸不直的耄耋老者。但当我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我的心境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从容。这也许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这实际上是我再回首出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5年我从成都石室中学肄业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我差点与这莫大的幸运擦肩而过，如果我当时不是按班主任指明的“同等学力”报考，抗战复原后，西南联大就不存在了，那我的求学为学的道路又会是怎样呢，我的人生命运又会如何呢，这一切都无从设想了。在西南联大就读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这却是决定我人生坐标的至关重要的一年。在当时大后方的这个“学术自由”的“民主保垒”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还和罗荣渠在轰轰烈烈的“12·1”爱国学生运动中接受了民主的洗礼成为终身不渝的莫逆之交。西南联大是雄踞西南的全国学术重镇，特别是其名教授云集的引人注目的哲学系。在弥漫全校的浓郁学术空气的熏陶下，在我崇敬的学术大师汤用彤、金岳霖先生的引导下，我奠定了终生献身学术研究的初衷和始基。

在组成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员后，我选择进人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度过了我的大学求学阶段，并有幸留哲学系任教。这样，我就得以侍立于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先生左右，亲聆教诲，继续提高，并和我的学长汪子嵩、黄枏森、王太庆朝夕共处，获取教益。正是在沙滩红楼，我与汤一介、乐黛云之间建立了最亲密的影响我一生至远至深的友谊。

北京大学从沙滩红楼迁到西郊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后，我暂借调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进行教学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1956年底回到哲学系由洪谦先生主持的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反右斗争后不久就随哲学系师生下放劳动一年，刚刚回到学校，突然一纸调令，1959年我就来到了珞珈山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再也没有动过窝。

初到珞珈山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上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却是我学术历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披荆斩棘，坚韧不拔，夜以继日，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原野，播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种子，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特殊条件下，我仍然守住自己的学术良知，既不趋炎附势，也不媚世迎俗。教学中我不顾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的非议，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媒体的压力，挺直脊梁，孤军奋战。在小操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力排众议，坚持真理，主张古希腊没有所谓的奴隶哲学。

改革开放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在繁重的第一线教学之余，仍然坚持翻译和学术研究，大踏步地走在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写出了一篇篇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文。我给自己提出的学术研究原则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每篇论文都是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永远从第一手资料做起，永远在对大量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殚精竭虑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实质性规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是随意发挥或因袭成见之作。

我历来就是，而且也安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我看重的是从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新度上得到的愉悦，而把一切名利得失置之度外，甚至拱手相让。我这样的工作模式，亏得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工作时间，就算博士生导师七十岁退休，我又加了十年没有任何报酬的退而不休。在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我投人了我所能投人的一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最终我却被社会忽视和遗忘，我注定是一个孤独者。当我认识清楚了大学的学风已败坏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我也就无愧于是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了。  对于我的种种“迂腐”的表现肖静宁很不以为然。她认为这不是什么美德。每个学者都应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自身的做人的尊严。这实际上也是对学术、对历史的负责任的态度。2008年有幸与天益网(后改为爱思想)结缘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大事。开始我们只想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已有的随笔方面的文章，就请教萧功秦(她的亲表弟)，功秦说：“非常麻烦，干脆你用电子邮件把文章寄给我，我来代你发。”我选的第一篇文章是1997年正式出版的、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中的杨祖陶的自述，功秦当即发给三个大的网站都放上了，受到网民关注。这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我好像是一个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人，人们对我是那样陌生，又存有期待。以后肖静宁就陆陆续续把我的一些文章直接发给天益网了。5个月之后的2008年10月11日天益网开通了我的学术专栏。汤一介、乐黛云还向我表示祝贺呢。我还得到了五柳村网站相助，也为我建立了学术专题。我看到了网络对我们这样的老者的意义和力量。它的最终的、直接的效果就是导致我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一书的产生。

近年，不少西方哲学学者都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性质的哲学人生、哲学道路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感到自己历来就是一个埋头耕耘者，平常、平淡。天益网把我的一篇篇纯粹的学术文章发表后，居然能受到网上学友的关注实在是令我始料不及的，这也鼓励我要写出新的东西回报社会。于是决定从学术回顾人手，首先从“译事回眸”系列写起。这个系列共六篇，其中“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阅读率都在四千以上，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继“译事回眸”接着我又进行了“求学为学”的写作，当第一、二篇写到我从石室中学进入西南联大、在恩师们引领下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学术往事，没想到有影响的出版社相继向我约稿出书，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捷足先登。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她的善意与初衷。

在这本由网络走向出版的“回眸”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要感谢我的学长黄柑森先生几十年来一贯对我的关爱和支持，并以89岁的高龄为我这个83岁的学弟作序，这本身就不能不令人感慨！我还要感谢汤一介学兄为本书的“四句教”题词，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与鼓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的89岁高龄的学长汪子嵩先生得知我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即将回世之际，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下了“联大精神，哲学人生”的催人奋进的题词，令我感动不已！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挚友乐黛云先生不辞辛苦如同大海捞针一般，为我找到了50余年前汤用彤先生家“春节全家福”(光明日报记者拍，我和肖静宁也在其中)的珍贵照片。所有这些，无论是作序、题词或照片都为本书增添了异彩与光芒。

此外，舒远招、魏敦友、邓安庆、何卫平、赵林五位博士在读了我的论著和网络文章后，主动地、不同情况下写就的不同风格的文章为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谱写了新的篇章，这些发自肺腑的心声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的作品令我感到无比欣慰和欣喜。

最后，尚需提及的是，这本书实际上是我与肖静宁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她倾注其全部心血的勤勉的操作，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 让这本书成为我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六十年学术征途与人生旅程的纪念吧！让它成为感谢命运、铭记师恩友情亲情的见证吧！让它激励我在未来的日子生活更淡定，更从容，更充实……

杨祖陶

2010年9月27日于武汉

《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

——北京大学教授 黄枏森

我记得他在上课时总是先把几张小卡片往桌而上一摊开，然后就沿着狭窄的讲台，一边悠闲地来回漫步，一边以夹杂着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娓娓讲述起深邃难懂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每讲到得意之处，他似乎忘记了台下听课的学生，思绪奔涌如泉，语言一泻千里，完伞融入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意境之中。

——武汉大学教授 赵林

在“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忆和符号时，在金岳森、汤用彤、贺麟、郑听和洪谦等哲人已经成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时候，杨先生作为在“西南联大”时投身哲学，又在这些著名先生们的门下获得德国哲学的义蕴与方法的真传，在80多岁的高龄依然能够笔耕不止，能给学界留下一部部“炉火纯青”之杰作的人，实在是非常屈指可数了。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我国哲学领域的宝贵财富！

——复大学教授 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