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力作。本书讲述了一段铭心刻骨、悲喜交加，曾令一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本书名为《暴风雨的记忆》也更好的印证了这个事实。

本书集中了十八位作者，以北京四中这所全国知名重点高中为背景，采用叙述的形式将1966年——1970年“文革”期间在北京四中发生的历史，真实的揭示给广大读者。每位作者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运用自己的独到的叙事方式，给世人还原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通篇文字顺畅，生动真实，可以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本书由北岛、曹一凡、维一编。

北京四中是名重全国的重点中学，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这所学校的特殊不仅建立在其高超的教学质量上，还有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叶更为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由于他们家庭地位的特殊和特定时期社会对“革命后代”的期许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四中的学校风气和环境气氛也就大不同于其他中学。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就是当年那个特殊中学的学生对“文革”山雨欲来之际和暴风雨高潮时期的翔实记述。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事实上也是对衍生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那个“六十年代”的追溯。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由十七位北京四中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和一位一九七○届学生撰写。这些当年的弄潮儿，如今虽已过花甲之年。但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清理记忆，力求复原这所百年名校在那个年代中发生的热点事件和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即便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当年的不同立场，但都在努力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细节。本书由北岛、曹一凡、维一编。

序

似水流年

昨夜星辰昨夜风

青春剑

“社教运动”与我

四中往事

我的“红色记忆”

亲历者的见证

风雨飘摇忆当年

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走进暴风雨

读书声、风雨声

往事岂堪容易想

四申的“先生”

我的阅读与思考

一个七届眼中的四中

性压抑与政治中立

走在大潮边上

留在北京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做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儿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记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坐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孑L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侯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馕”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儿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声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克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淳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往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掉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P10-14

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的结集。十八位作者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除白羽是七。级初中生外，其他均属所谓“老三届”，即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时间跨度大致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共五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老三届”的年龄大约在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正值青春年少。

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心，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这些回忆文字，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的个人经历。有些叙述往往会溢出校园以外，因为暴风雨是没有边界的。

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

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未能尽如人意。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当事人加入进来，完成对这场暴风雨的共同记忆。

本书是我的同班同学[原高一(五)班]曹一凡和原初三(一)班的维一(黄其煦)和我共同编辑的，从策划、约稿到文字与图片编辑，历时七八个月。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田佣老师、王行国老师、王海明老师、吴迪同学、崔承同学、毛胜英同学、沈毅同学，以及唐欣先生和米鹤都先生。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连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有了这本书。

北岛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