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十记》是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历时四十年创作的不朽名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川东某地的一个冷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轮流摆“龙门阵”的方式，夜谈自己经历的种种奇遇。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事，江湖草莽的怪异传闻，让闻者瞠目结舌。在作者辛辣彻骨的黑色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箧酌世相百态一览无余。

《夜谭十记》是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历时四十年创作的不朽名作。

《夜谭十记》的故事以一个不负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赢得“洋翰林”尊号的主人公开篇，他从一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以为从此以后，摆在他面前的就是鹏程万里了。可没想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后，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县衙门的工作，遇到了各色科员，故事由此展开。

置身于“冷衙门”这个浓缩的小社会中，他们整日“观看”着一幕幕令人气愤又同情的“奇闻异事”在面前轮番上演：老实会计为“五斗米”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穷小子抛妻弃女，成为大财阀后竟娶亲女为妾；“梁山伯与祝英台”重现世间，母女相见不相识；官商一体，杀人夺命只为谋取暴利……黑暗的社会把人变成鬼，它逼迫着一些人由善良、单纯逐渐变得麻木、自私，如行尸走肉一般苟活于世……难道这辛酸血泪就没有流尽的一天？挣扎在苦难生活中的人们是否能遇到一位似罗宾汉一样的侠士，带领他们冲破黑暗的束缚，获得光明与自由？

冷板凳会缘起

破城记

报销记

盗官记

娶妾记

禁烟记

沉河记

亲仇记

观花记

买牛记

军训记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抹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哎，我凭什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头衔，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他到这个衙门闯闯，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一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穿上一套哔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提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画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P9-12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一九四二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开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写《踢踏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 《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身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沉积中，发掘出一些过去积累的素材，进行加工整理。这便促使我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我于一九四二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一九四六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j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做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做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那些文章的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厉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辑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做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余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夜谭十记》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但是且慢。这一部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赢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部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腾腾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不过听编辑部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段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露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点趣味，还可以当做腐败透顶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此，出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账，那就让它出去见世面去吧。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