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运河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经历超乎寻常，却又那么简单。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巴拿马运河的故事。50年代早期，我祖母的一个兄弟移居巴西。他经历了黄热病和革命，却安然无恙，还攒了一大笔钱。我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回到了荷兰。他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女儿，这个小姑娘立刻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引起了轰动。不久，他们就到巴黎去享受生活了，那里更适合他们，在这个小镇上过日子只会让他们感到拘谨。
但是，他们在法国的旅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有一次遭遇。女孩子们很是为自己的黑头发洋洋自得，精心地把头发编成长长的辫子，几乎拖到脚面。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挤上去枫丹白露的公共汽车。车上很拥挤，姑娘们被推来搡去。等到了目的地，见鬼，辫子不见了！
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头发被偷走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用偷来的头发制作假发髻，这种发髻可以压在用布做成的小帽子下面，讨人喜欢，因此非常受欢迎。那种小帽子其实已经销声匿迹快50年了，如今又卷土重来。假发总是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人以偷辫子为职业。这些小偷不仅出没于巴黎，在欧洲的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影子。这些可怜的巴西人于是成了牺牲品。她们辛辛苦苦梳理了20年的长发被一把锋利的剪刀咔嚓一下就毁掉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知道有一个民族叫做法兰西。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埃菲尔铁塔的存在，那座铁塔让我加深了对法国的认识。后来，我变成了一个热心的亲法国派。
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我从那时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法语，那是多么高贵的一种语言。我艰难地练习着法语中的“我有”“你有”“你是”“我是”……法语真是太难了，比我的母语荷兰语复杂，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还是在进步。那时，书店每周一次会给我们送来一些读物，我从中翻出巴黎的《图片画报》，能翻译出那些漂亮的图片下面的简单的文字说明。正是借助这个方法，我知道了很多关于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我知道他成功地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又勇敢地着手在巴拿马地峡开凿另一条运河，希望再获成功。但是奇怪的是，他非但没能再造辉煌，还被关进了法国的监狱。
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巴拿马丑闻”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这条分隔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狭长地带，我有了不少了解。在这里有高山深谷，人们难以接近，这里住着野蛮的土著，还有凶恶的鳄鱼出没。
你知道，童年时期的记忆就像花园里的杂草一样顽固。人们会想尽办法对付杂草，锄掉它、毒死它、烧掉它。但是几天之后，你看，它又若无其事地长出来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的记忆中，巴拿马地峡仍然代表着峻岭、密林、野人和凶猛的鳄鱼。
侍者敲门向我通报：“先生，我们的船马上要到达克里斯托马尔了。”我立刻穿上外衣、凉鞋，来到甲板上。我喃喃自语：“我的天哪！船长走错路了。我们来到了荷兰角。”因为远处的景色分明就像我故乡的海岸那样让人激动，而应该是运河入口处的地方多么像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的河口。
等我们离得近一点儿了，我便看出了差异。地面并不平坦，有一些矮山，其余的景色几乎和荷兰一模一样。如果你说这里是鹿特丹，我一点儿都不会怀疑。一向礼貌大度的美国政府慷慨地用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当时，美国正在计划中的运河北部建立自己的海港，以避免和19世纪中叶以来的瘟疫中心科隆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旧日科隆的影子。威廉·阿斯平沃尔修建巴拿马地峡铁路时把这里作为终点。在铁路勃兴的时候，这里就被称作阿斯平沃尔。对巴拿马人来说，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儿复杂。很快，科隆这个更简单、更上口的西班牙名字就取而代之了。随之，这个城市陷入了严重的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变成沼泽，成了黄热病和蚊虫理想的滋生地。1903年，美国政府成功地排演了一场一夜革命，占有了从太平洋通往大西洋的一条狭长的土地。在著名的和平条约中有一条规定——美国有权管理新建的巴拿马共和国的大城市的卫生状况。
下面要介绍一个名叫戈格斯的人。他真是个奇迹般的人物，要是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运河。在可怜的雷塞布时代，大量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古巴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疟疾与黄热病肆虐的地方艰难地挖掘，却最终殒命于此。
如今，运河区的卫生状况很好，蚊子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轻声细语的来自南方的美国绅士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把实际的开凿工作交代给另一位军官。我们得到了一条从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捷径。开凿这样一条运河，是人们从1513年以来就怀有的梦想。那一年，巴尔博亚发现了太平洋，成为“海军上将与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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