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文人，写过诗、散文，从事过学术研究，参加过政治革命。作为一位文化名人，他受到研究界较为广泛的关注。

贺仲明编著的《何其芳评传》从何其芳的生活道路、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去寻找他的内在精神机制，发掘出何其芳道路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反映其芳作为一个诗人、作家、学者的全貌。

何其芳（1912年—1977年）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汉园三诗人”之一。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红楼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

《何其芳评传》由贺仲明编著，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

《何其芳评传》提供了一些有关何其芳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

绪论 我是谁？——何其芳的悲剧意义

第一章 乡村童年

第二章 少年求学

第三章 爱与诗的幻想

第四章 “摇醒成都”的日子

第五章 “我歌唱延安”

第六章 “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第七章 批评者的《回答》

第八章 “文革”十年

第九章 最后的岁月

附录：何其芳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成都，何其芳担任的是成属联立中学的国文教师。虽然成都的文化氛围也并不开放，但和万县相比还是进步不少。尤其是学生，对新文学的接受比万县学生要好不少。何其芳这样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来到学校，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关注，他的讲课也给校园里吹进了一股清风，受到学生欢迎。本来，联立中学所用的国文教材也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内容也只有传统文学。何其芳给他们讲新文学，采用自己编写的新文学教材，引起了学生们较普遍的兴趣，与何其芳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少学生经常到何其芳的住处闲聊，听他谈新文学。

在何其芳的影响下，学生们还创办了《学生文艺》和《雷雨》等新文学刊物。何其芳对学生们非常支持，不但担任两个刊物的顾问，还分别为它们写下《给学生文艺社的一封信》和《给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想法。与成都学生的和谐，多少缓解了何其芳在万县带来的压抑心态。

除了学生，何其芳在成都还找到了更多的朋友。由于抗战，许多内地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到了成都，其中有不少是何其芳在北平时的老朋友。如他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朱光潜正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好友卞之琳和罗念生也都在四川大学文学院教书，老朋友曹葆华与何其芳任教于同一所学校。此外，还见到了陈翔鹤等朋友。老朋友方敬和妹妹也正在成都。朋友多了，相互之间可以聊聊天，还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在这里，何其芳还结识了一个新朋友——沙汀。当时，沙汀正在成都一所中学作教员，与何其芳所在的学校相隔不远，两个人早就相互闻名。与何其芳一直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道路不同，沙汀的社会经验相当丰富，而且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加上年龄又比较大，看问题比何其芳远为成熟，也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在与何其芳见面之前，沙汀曾经读过何其芳的《画梦录》，对于作品浓烈的婉约和感伤，沙汀并不喜欢，对何其芳也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不过见面之后，沙汀对何其芳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感到现在的何其芳与《画梦录》时的何其芳相比，没有了那种缠绵和感伤，而是表现得很热情坦率。印象一改变，两人的交往也融洽和密切起来。

后来，沙汀这样描述过他与何其芳的这一次见面：“长袍、眼镜、身材不高，油黑的脸显得胖胖的，书生气质相当重。”还比较了他读《画梦录》时对何其芳的想像和现实见面时的差异：“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

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朋友和熟人，但何其芳的心境却依然没有充分地舒展。跟学生们在一起，毕竟有些“小儿气”，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朋友之间，真正亲切的不多，相距又比较远，难得有畅快地谈心的机会。最主要的是没有实事可做。这不由地使何其芳怀念起在北京读书时的热闹和在济南教书时的散淡悠闲，怀念起和卞之琳、毕奂午等人在黄昏时节的散步和谈心。

生活的单调和苦闷，使何其芳顺带着对成都这座城市也产生了很多的不满意：“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寂寞的城，有着矮小的居屋，不洁的街道，灰色的天空的城。”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文章中给自己鼓劲：“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我和散文》）

好在不久，何其芳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事情做。一次和好友卞之琳等人一起聊天，都有办一些实事的愿望。这一想法先后得到了方敬和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谢文炳等人的支持。几个人一商量，最后决定办一个文化类的批评刊物。刊物的目标定得很明确，就是为了宣传抗战，支持社会正义。考虑到刊物内容的需要，他们将刊物定名为《工作》，何其芳书写了刊名。卞之琳担任刊物的主编，何其芳和方敬负责具体的编辑和发行事务。

刊物的出版是相当艰难的。没有资金，几个发起人决定每人轮流出4元钱，作为刊物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从批准到编辑到印刷到发行，何其芳他们付出了很多心力。但何其芳感觉到，这种忙碌生活远比以前的空闲有意义。1938年3月，《工作》的创刊号出版了。刊物发表的主要是纪实性的散文，记述人们从沦陷区逃亡到大后方的经历，宣传了抗战，对现实中的阴暗面也有所揭露和批判。

何其芳也撰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发表在《工作》上，如《论救救孩子》、《论本位文化》、《坐人力车有感》等。这些作品都针砭现实，文风尖锐泼辣，比较前两年的充满着感伤和晦涩的《画梦录》，这时候的作品风格明朗清晰，表现出全新的思想艺术特征。这是何其芳在《论工作》中的言论：“同时这苦难，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负起来。就是说应该极力的做着直接或间接对于抗战有利的工作，无论在前方，在后方。”对此，何其芳的好朋友卞之琳深有感触：“文风从他的《还乡杂记》开始的渐变来了一个初步的突变。与思想内容相符，他的笔头显得开朗、尖锐、雄辩。”

当时的成都还是属于比较封闭的地区，很少有思想性强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刊物。所以，《工作》的出版，很快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市场销路也不错。沙汀、陈翔鹤、周文、朱光潜、陈敬容等名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对于急切地寻求工作，希望在工作中找到安慰和信心的何其芳来说，是颇为欣慰和高兴的。

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何其芳的性格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再沉默忧郁，而是变得“开朗、尖锐、雄辩”，与外界也有了更多的联系。而且，何其芳还变得喜欢纵谈国事，关注抗战前线的局势，言谈中表示出强烈的忧时伤国精神，更喜欢谈他在莱阳等地的社会见闻，谈他看到的学生的贫困，农民的艰辛。每次交谈起来，何其芳的情绪都会显得很激动。

比较万县中学时对“万县惨案”的淡漠，比较北京大学时期在大炮声中写作《画梦录》散文的超然，现在的何其芳似乎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战争，在改变人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的性格，改变着文学的面貌。

对于何其芳的改变，他的许多老师和朋友却并不以为然。他们看重何其芳的才华，觉得何其芳放弃自己大有前途的纯文学创作，来写那些不需要多少文采的杂文，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对此，何其芳没有做多少解释。其实，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他人不明白何其芳放弃狭小的个人生活、投身到社会活动当中的快乐，也不明白在现在的情况下，何其芳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写《画梦录》时的心境，还怎么能创作得出那种文学呢。

P149-152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人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何其芳评传》能够得到机会修订再版，确实深感高兴。一则由于某些原因，原书当初所属的丛书未能完整出版，致使出版社无法按原计划做宣传，图书的发行和影响上都受到很大限制。许多外地的读者知道了书名，却无法买到书。我在读者与出版社之间还做了好几次“二传手”；二则由于自己的学识限制和态度的欠严谨，原书中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小的讹误。虽然不能说现在自己的水平有多少提高，但能够有机会对以前的缺憾做出改正和弥补，确实有一种轻快感。所以，非常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更感谢丁帆师的大力推荐。

另外，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卓如老师，重庆万州区政府的黄濂清先生。他们在阅读过初版书后，专门写信给我进行鼓励和交流，也对某些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指正。其严谨细心，很是令我感动。

原书出版时，我尚在南京，现在却已是来到了北方的济南生活。不过我相信，老师之情、朋友之情，是任何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不能阻隔和削弱的。虽然我也知道，时间肯定会冲淡、消弭和使人遗忘某些东西。而且我始终相信，不管在任何地方，人总是以群分、以类聚的，这些群和类才是人们交往和存在的最主要基础——就像何其芳，他的本质是一个诗人，他真正的朋友、他生存的快乐，只能在文学、在诗歌当中，政治和权力对他始终是一个异化，只能对他构成永远的伤害和扭曲。

最后还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解和大度，以及同门丁亚芳女士的热情。他们的支持，是本书得以修订再版的重要基础。

2011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