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杰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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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爸爸出走了
苏珊，你想听新闻。好吧，我这儿有。不过你听了也许会难过的。我爸好像离开了我妈。我还不清楚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一问清楚就告诉你。
杰玛xxx①
①XXX：西方亲友、情侣间的非正式通信常用“X”这个符号表示亲吻。下文皆同。——编者注（本书注释除标明为编者注外均为译者注）
我乍一听电话，还以为爸爸死了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最近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太多的葬礼，数量多得让人没法不担心——有我父母的朋友的葬礼，还有更糟糕的，我朋友的父母的葬礼。其二，妈妈的电话是打到我手机上的。这还是第一回，因为她一向坚信只有手机才能给手机打电话，就好像它们是民用波段电台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我把手机举到耳旁，听到她哽咽着说“他走了”时，我以为是爸爸蹬了腿，现在就剩下她和我了。又有谁能责怪我呢？
“他打了个包，走了。”
“他打了个……包？”我这才意识到爸爸也许没死。
“快回家来吧。”她说。
“好吧……”可我在工作，而且不是在办公室，是在一个宾馆的舞厅里，正在监督一个（关于背痛治疗的）医学会议的最后一点点准备工作。整个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搞定。昨天晚上我一直在那个宾馆待到十二点半，接待数以百计的与会代表，为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重新安置那些被分到无烟房间却溜出去抽烟的人，为他们重新订房间，带他们去房间，等等。）今天终于到了报到日，再过不到一小时，就会有两百多名脊椎按摩师像潮水一般涌入，每个人都需要：
1）姓名牌和椅子。
2）上午11∶00，咖啡和两种饼干（一种普通的，一种高档的）。
3）中午12∶45，午餐，包括三道菜（还要提供素食者备选餐）。
4）下午3∶30，咖啡和两种饼干（均为普通的）。
5） 晚上鸡尾酒会，继而是晚宴，要有适于派对、跳舞和拥抱接吻（非必选项目）的氛围。
实际上我接手机的时候，还以为是那个出租屏幕的家伙通知我他已经上路，而且——这点非常重要——带着屏幕。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问妈妈，心里却被两种相互矛盾的责任撕扯着。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等你到家了我再告诉你。快点来吧。我现在情绪很糟，天知道我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只好如此了。我合上手机盖，看了看安德烈娅，她显然已经猜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一切还好？”她咕哝道。
“我爸爸……”
我能从她脸上看出，她也以为我爸爸蹬腿了呢（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我这么说倒好像他真的死了。）
“噢，上帝呀……是……他是——？”
“哦，不，”我纠正道，“他还活着。”
“走吧，走吧，快走吧！”她把我推向门口，显然是认为我要到父亲病床前作临终告别。
“我不能走。这摊事情怎么办？”我指了指舞厅。
“我和摩西能对付，我还会给办公室打电话，把露丝叫来帮忙。看，你都做了这么多工作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正确的答案无疑应当是：我做了几乎所有工作。我组织大型活动已经有七年了，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场面，无论是会间休息时喝多了的发言者跌下讲台，还是教授们为争抢高档饼干而打架。
“是的，可是……”我昨晚还在威胁安德烈娅和摩西，要求他们今天一早必须出现在会场，哪怕是死了也要让我见到尸首，然而现在我却要临阵脱逃了——而且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唉，这一天呐，几乎还没有开始就有这么多事情都弄糟了。首先是我的头发。我已经好久没有时间去理发了，结果一阵冲动之下，我自己把前面的头发剪短了。我本打算只修剪一点儿，然而一旦动起手就停不下来了，最终只剩下一点儿短得让人发笑的刘海儿。
人们有时候说我长得像电影《酒店》里的丽莎·米尼丽，但今天早晨我到达宾馆时，摩西见面的第一句话却是：“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还分开手指给我敬了个瓦肯分指礼。接着，我要他再给出租屏幕的那家伙打个电话，他却郑重地说：“这没必要，船长。”好像我不再是《酒店》里的丽莎·米尼丽，而是《星际迷航》里的史波克①了。（顺便说一句：摩西可不像《圣经》中那个穿着脏衣服、破草鞋的仆人，而是个时尚风流、衣着得体、英俊潇洒的尼日利亚裔小伙儿。）
“走吧！”安德烈娅又把我向门口推了推。“多加保重，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尽管说。”
①史波克等：“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是美国著名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中外星种族瓦肯人的问候语，问候同时配合瓦肯人分指礼动作。“船长”指该剧中著名的瓦肯人船长史波克，他是留着黑色齐刘海短发、不苟言笑的男性，与上文提到的女影星丽莎·米尼丽发型酷似。——编者注
这都是在有人去世时说的话。这样想着，我已经来到了停车场。一月的雾气寒冷刺骨，围绕在我身旁，让我想起把大衣落在了宾馆里。我没有费工夫回去取，大衣这会儿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我钻进小汽车时，一个男人吹了吹口哨——是冲着车，而不是冲着我。我开的是辆丰田MR2，是一种像赛车一样的小型敞篷车（非常小，幸亏我身高才五英尺二英寸①）。并不是我想买这种车——是迪格南夫妇一再劝说，我才买的。他们说像我这样的女人开这种车，看上去很俏。哦，是的，还有这种车在他们的儿子那儿卖得很便宜。嗤。
男人们对这辆车的态度很矛盾。白天，他们全都对着它吹口哨、眨眼睛。然而到了晚上，当他们在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或者用刀子划伤我车顶的软篷，或者用砖头砸碎车窗。他们倒没真想偷这辆车，只是狠狠地伤害它。它在修理厂里待的时间比在路上都长。为了博取这些不知是谁的恶心男人们的同情，我在后车窗上贴了张纸，写道：“我另一辆车已经被毁了，是辆八九款的福特科蒂纳。”（是安东给我出的主意，并亲自帮我写的，也许在他走后我该把它揭下来，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事的时候。）
通往我父母家的路上几乎没有车，而通往都柏林市中心的相反方向却堵得一塌糊涂。穿行在像干冰一样打着旋的雾中，空空如也的路让我感觉恍如梦境。
五分钟前还是一个正常的星期二早晨。我完全处于会议第一天的状态中。当然了，情绪很紧张，最后一分钟总会出些岔子，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要应付这种局面。
我不知道到了爸妈家里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形。显然，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哪怕只是妈妈失去了理智。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但家务事谁能断得清呢？“他打了个包……”这话听着就像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无论爸爸是出差去参加销售会议，还是仅仅去打一场高尔夫球，从来都是妈妈替他打包。我顿时觉得一定是妈妈失去了理智，或者是爸爸真的死了。一阵恐慌袭上了我的心头，我不禁把脚更重地往油门上踩了下去。
①英尺、英寸：一英尺约合三十厘米；一英寸约合二点五厘米。——编者注
我把车停在了爸妈的房子外，停得很歪。（他们住的是一座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简朴的双层别墅。）爸爸的车不在，而死人是不会开车的。
我感到一阵宽慰，并放纵自己轻松了好半天，但随即又恐惧起来。爸爸从来不开车上班，他总是坐公共汽车去。小汽车不在，又使我心生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
还没等我从车里钻出来，妈妈就打开了前门。她穿着桃红色的灯芯绒睡衣，头上戴着橙色的发夹。
“他走了！”
我急匆匆地走进屋，直奔餐厅。我很想赶紧坐下来。尽管自知是痴心妄想，但我心中仍萌动着一种希望——爸爸坐在那里，困惑地说：“我不停地告诉她我没走，可她就是不听。”但是餐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冷面包、黄油刀和其他早餐餐具。
“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们打架了吗？”
“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像平常一样吃了早饭。喝的粥，是我做的。你看。”她指了指碗，里面还有残余的粥，不多。他应该得到这样的礼遇，让他的食管被羞辱堵塞住。
“接着他说他想和我谈谈。我以为他要跟我说我可以建我的玻璃暖房了。可他却说他不幸福，这情况没法解决，所以他要走了。”
“‘这情况没法解决？’可你们已经结婚三十五年了！也许……也许他这是中年危机的症状。”
“他都快六十了，犯中年危机的毛病已经太老了。”
她说得对。爸爸十五年前倒是很有可能患上中年危机，那时候没人对此讳言，实际上我们还认认真真地为此做了准备，但他却没显露出中年危机症状，只是不停地掉头发，有时候会发呆，但对人很和蔼。
“接着他就拿了个手提箱，把东西都塞了进去。”
“我不信。比如，他都塞进去了些什么？他怎么知道该塞些什么东西进去？”
妈妈开始看上去有些含糊了，为了向我证明——也许也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我们一起上了楼，她指了指壁橱中的一块空地儿，那里原来的确放着一个手提箱（是他们购买汽油时获得的赠品之一）。接着她又领我进了他们的卧室，给我看了看他衣柜里的空缺。他带走了他的薄大衣、厚夹克和考究的正装，留下了一大堆只能称为“休闲装”的五颜六色的上衣、毛衣和裤子，颜色土气，形状、式样和质地也都很差劲儿。要是我，也会把它们丢下的。
“他会回来拿衣服的。”妈妈说。
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他临走时有些精神恍惚，”妈妈说，“我跟你说过。”
我们以前曾讨论过他会不会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于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的确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他的头脑不正常。他正开着车四处转悠，完全傻了，以为他是逃亡的俄国公主阿纳斯塔西娅呢。我们得报警。
“他的车牌号是多少？”
妈妈看上去有些惊讶。“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我只坐车，从来不开车。”
“我们得查查，因为我也不知道。”
“要车牌号干什么？”
“我们不能光跟警察说，去找一辆蓝色的尼桑阳光车，里面坐着个五十九岁的老头儿，自认为是罗曼诺夫家族的最后独苗儿。你们把汽车的发票、证件之类的放在哪儿？”
“在餐厅的架子上。”
但是我在那间爸爸的“办公室”里匆匆地搜寻了一番，什么关于汽车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妈妈也帮不上忙。
“那是公司的汽车，是吧？”
“嗯，我想是的。”
“我给他公司打个电话，那里总会有人，比如他的秘书什么的，能帮点儿忙。”
虽然我拨的是爸爸的直拨电话，但我相信接电话的不会是他。他可能去任何地方，但绝不会来上班。当我把手放到话筒上时，我吩咐妈妈去查一下基尔马库德①警察分局的电话，可还没等她离开椅子，就有人接电话了。是爸爸。
“爸——爸？是你？”
①基尔马库德：都柏林南郊一地名，距都柏林市中心约十公里。——编者注
“是杰玛？”爸爸小心翼翼地说道。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接我的电话时一向是小心翼翼的。他有十足的理由——因为我只在下列情况下给他打电话：
1）告诉他我的电视机坏了，问他能否带着工具箱来一趟。
2）告诉他我的草坪需要修剪了，问他能否带着除草机来一趟。
3） 告诉他我的前厅需要粉刷了，问他能否带着泥板、滚筒、刷子、胶带，外加一大包杂拌巧克力棒来一趟。
“爸爸，你在上班。”毫无疑问。
“是的，我——”
“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我本打算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的，可是这儿的事情乱得一团糟。”他喘着粗气。“样品方案绝不能泄漏，可公司里有人却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产品和以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行业间谍——”
“爸爸！”
在我们继续往下讲述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下，我爸爸在一家大型糖果公司的销售部工作（我就不说公司的名字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想给他们做任何免费广告）。从我出生起他就在为这家公司工作，好处之一是公司的产品他想要多少就能拿多少——当然，是免费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家里总是到处散落着巧克力棒，我在小朋友们中也备受欢迎。当然，他也严格禁止妈妈和我买对手公司的任何产品，以免“让他们占便宜”。即便我厌恶他的苛刻命令（其实也谈不上是苛刻命令，爸爸很和蔼，绝对算不上苛刻），我也不敢违抗。虽然有些荒唐，但我第一次吃费列罗巧克力时，我的确有负罪感。（我知道那些“大使先生，你在腐蚀我们”①之类的都是玩笑，但我却对费列罗巧克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它们圆圆的形状。然而，当我偶尔不经意地跟爸爸说他们的人也该鼓捣些圆形的巧克力时，他就会难过地盯着我说：“你能跟我说点儿别的吗？”）
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费列罗巧克力公司曾在英语国家推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系列广告片，场景设计在欧洲某国大使的官邸，其中有一句台词是大使招待的尊贵客人说：“大使先生，你在用这些费列罗巧克力腐蚀我们。” “爸爸，我在妈妈这儿，她心里很烦。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把他视为父亲，而是当成了一个莽撞的大男孩儿，仿佛他正做着什么蠢事，一旦我给他指出了，他就会幡然悔悟。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喂，你现在就跟我说吧。”
“我现在不方便。”
“你再不可能比这会儿更方便了。”但说完我心头便生出了不祥之感。他并没有像某些老人那样崩溃，而我原本以为只要我语气一严厉，他就会崩溃的。
“爸爸，我和妈妈，我们都在为你担心。我们觉得你也许有一点儿……”我怎么说得出这话呢？“有一点儿精神病。”
“我没有。”
“你以为你没有。精神病人一般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
“杰玛，我知道我前一阵子有些走神儿，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但这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情况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看来并没有精神错乱。或者说他掩饰得很好。似乎他知道些我不知道的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声音小多了。
“我现在没工夫说，我有急事要处理。”
我厉声说道：“我认为，你的婚姻状况比你那些提拉米苏棒重要得多……”
“嘘！”他在电话里发出了嘘声。“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我真后悔接了你的电话。”
我吓得说不出话了。他可从来没对我发过火呢。
“等我方便时，会给你打电话的。”他的声音很坚定，有点儿像……真是可笑，有点儿像一位父亲了。
“怎么样？”我挂上电话时，妈妈眼巴巴地看着我。
“他会回电话的。”
“什么时候？”
“他一有空就回。”
我咬着手指的关节，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他看来没疯，但好像也不正常。
我想不出该做什么。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没有先例，也没人可咨询。我们只能等待，等待我凭直觉感到不妙的消息。妈妈不停地在问：“你怎么看？杰玛，你怎么看？”就好像小孩子在问无所不知的大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愉快地说上一句“来杯茶怎么样？”或者更糟糕的，“沏杯茶吧。”我认为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一向这么说，无论这场危机最终结果如何，都不可能让我变成一个喝茶的人。
我考虑过开车到爸爸公司去找他，但如果他真的处于一场提拉米苏口味的危机当中，我恐怕根本见不着他。
“可是他住哪儿呢？”妈妈突然忧心地说道，“我们的朋友都不会让他搬去住的。”
她说得不错。他们那个圈子的朋友，都是男人管钱包和车钥匙，女人在家里掌权。让谁来不让谁来，最终是女主人说了算，所以即使有哪个男人答应爸爸说他可以睡在他们空余的房间里，他的太太出于对妈妈的忠诚，也不会准许爸爸进门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去他的朋友家住，又会去哪里呢？
我无法想象他会待在一间发霉的房子里，守着一个小煤气炉和一只水烧开了都不会自动关火的锈铁壶。
但是，如果他真的一时发疯，他也不可能长久地离开妈妈，还有家庭的舒适。他可以一连打上三天高尔夫球，但当他需要干净的袜子时，他还得回家来。
“他什么时候回电话？”妈妈又问道。
“我不知道。咱们看看电视吧。”
妈妈假装看起了《日落海滩》，我就在这时给苏珊写了第一封电子邮件。我把她标注为“我亲爱的苏珊”，以便和其他也许同样可爱的苏珊区别开来。她是我们“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另外两人是我和莉莉。出了这样的灾难，她会帮助我的。
就在不到八天前，一月一日，她搬到西雅图去了，签了两年合同，为一家大银行做公关工作。她走的时候，满心以为自己能当个网虫，但一到那边就发现，那里的人都是一天工作二十七个小时，没给爱好交际、天性浪漫的苏珊留下什么空闲时间。迄今为止，她除了品尝各种各样的咖啡之外，就是不停地在干活儿，所以她感到很寂寞，总想听到些新鲜事。
我简短地描述了情况，就按下了我的智能手机的“发送”键。这手机真像个大砖头，有这么多功能，简直能猜出你在想什么。是公司以礼物的名义把它送给我的。没错，就是这样！实际上这使我比以前更像个奴隶了——他们想什么时候找到我就能找到我。而且这手机的重量已经导致我第二好的手袋的丝绸里子撕裂了。
《日落海滩》都放完了，爸爸还没有回电话。我说：“这不大对头。我得再给他拨过去。”P5-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