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瑟·布鲁克斯看来，当今美国人正被一个无限扩张、不可理喻的政府统治着。这样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亚瑟·C.布鲁克斯编著的《通往自由之路（为自由企业制度而辩）（精）》认为需要一场文化改革——回溯自由企业创立之初的理念，才能摆脱种种困境。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壮举，自由需要牺牲和辛勤工作。他试图用整本书通过自由企业的道德依据来揭示这个道理——一个以自由为中心的经济培育幸福，促进公正，真正帮助穷人。自由企业能使我们过得更好。

《通往自由之路（为自由企业制度而辩）（精）》内容介绍：为什么要为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而辩？

出于对美国近些年来政府干预增强的忧虑，作者认为，民众正处于被日益扩大的政府的“奴役”之中，政府拥有的权力过大，试图干涉的事务过多，大部分人实际上在为一个高税收、高支出的社会福利国家投资，长此以往，必将在经济重压下坍塌。而拯救之道，惟有恢复自由企业制度——作为美国的建国之基、立国之本，是自由企业制度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

普通人的印象里，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但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但亚瑟·C.布鲁克斯编著的《通往自由之路（为自由企业制度而辩）（精）》将会证明：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给予的回馈远超过其成本。它使我们获得成功而不会陷入习得性无助。它按照个人的才能进行奖励。它是惟一能够改善世界数十亿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制度。

这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中文版序张维迎／1

第一部分 为自由企业制度提供道德支持／1

 第一章 为何要为自由企业制度提供道德支持?／3

 第二章 促人成功的制度／19

 第三章 公平的制度／42

 第四章 好撒玛利亚人制度／64

第二部分 为自由企业制度作道德论证／87

 第五章 正视美国中央集权的经济现状／89

 第六章 我们期望的政府：是山姆大叔还是糖大叔?／107

 第七章 赢得国民最关注政策议题的道德争论／132

通往自由之路／165

致谢／168

注释／170

译名对照表／209

第一章为何要为自由企业制度提供道德支持？

你是否满意于今日美利坚的治国之道？

假如你是81％的美国民众中的一员，你的回答将是“不满意”。自从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以来，国民的不满意程度在今时今日达至顶点。即使在1974年，“水门丑闻”闹得举国哗然，不满意比例也仅为66％。哪怕是2008年，股票市场大崩盘之际，这一比例亦不过为72％。

持不满意态度的国民中，有一部分旗帜鲜明地起来反抗。他们在华盛顿的广场举行集体“茶会”，抗议政府权力的持续扩大；或者占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作为“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的一部分，反对大政府的伴生物——裙带资本主义。

然而与近2．5亿持不满意态度的民众相比，这些示威者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大多数人只是普通民众，他们没有闲暇去参与示威活动(更别提睡在公园里了)，对这个国家的现状，他们的内心充斥着挫败与无力感。

多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衰退，无力摆脱低迷状态。政府的应对措施包括帮助一些有影响力的“大而不倒”的企业走出困境，以及出台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老一辈人眼看着他们毕生挚爱的国家逐渐陷入困境，年轻一代则感到未来的繁荣已成泡影。

如何才能终结经济衰退呢？有人认为是2012年的大选。2008年时，美国人民选举出的政客们承诺解决这些持续发酵的国家问题。然而，众多经济学家以及多数美国民众调查意见均认为，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反倒使矛盾更加激化。2012年的大选会是改善国家局势的契机吗？

诚然，2012年的大选非常重要，它关系到许多政策是否能够延续，诸如奥巴马医改计划、“大而不倒”，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

可是大选远非治愈目前国家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假如是过去三年错误的执政理念和匮乏的领导力诱发了当前的社会顽疾，那么当然可以通过驱逐一批政客来解决问题。可惜这一窘境却是近一个世纪政策积累的产物，仅仅靠一次选举无法获得彻底的改观。

看看目前国家面临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就在2011年秋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美国人均债务负担已达48 000美元。其中，1／3的债务在过去三年中产生，其余债务在此次经济衰退和这届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是长期以来两党共同留给子孙后代的令人憎恶的“礼物”。1940年时，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所有支出占GDP的15％。到198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0％。1990年时，进一步上升至32％。目前，这一比例已增加为36％。多年以来，政府支出持续快速地增加，时至今日，其后果已令人触目惊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到2038年，政府支出将达到GDP的50％。仔细算算这笔账吧，它意味着国民辛勤工作一年，其中半年都是为了替政府买单。大多数人认为，政府拥有的权力过大，试图干涉的事务过多，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令人满意。

我们必须付出远大于一次选举的努力，才能摆脱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称的“奴役之路”。美国民众目前正处于被日益扩大且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奴役之中。政府贪婪地索取赋税收入，用以给企业家划拨资金、振兴经济。由此产生了一个受保护的国家公务员阶层以及一批裙带企业，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将使未来几代人都在债务中苦苦挣扎。

一些人认为，这条路无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或是长期紧缩。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会触碰到一个临界点，到那时，人们不再是为扩张中的政府买单，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为一个高税收、高社会支出的社会福利国家投资，就像挪威或者荷兰那样。

不过，社会民主主义花费高昂，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成功地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否则，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福利国家将在经济的重压下坍塌。更确切地说，某一时刻世界各国终将醒悟，不再借款给美国，或者至少不会再以低利率借款。在第二种情况下，你的下一代会比你贫穷，再下一代则会更加贫穷，正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那样。经过数年的赤字开支后，衰退中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迫使国民去忍受严酷的紧缩政策。现在，西班牙青年人的失业率将近50％35岁以下的成年人中，大约有一半仍与父母共同居住。希腊的总体失业率达到了17％，而且还在迅速上升，到2014年，希腊政府的外债预计将达到GDP的190％。然而，在经历了数年的困境后，这些国家的民众逐渐明白，除了呼吁更多的政策解决方案外别无他法，但这也相当于牺牲了后代的未来。

换句话说，要么社会民主主义取得胜利，要么最终满盘皆输。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这条奴役之路。但我深信，只有进行一次文化改革——回归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之初时的原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本书即是我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尝试。P3-6

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拥护者和批评者之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结果，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普通人似乎只能在物质主义右派与道德主义左派之间选择。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本书作者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C．Broks)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本书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是从效率的角度，而是从社会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捍卫市场经济。作者认为，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因而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本书对自由市场制度优越性的论述不仅基于逻辑推理，更基于经验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书有关个人慈善行为的部分。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3 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一80 9／6的美国家庭每年都作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 000美元；50％一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服务时间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在于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美国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以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为例，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4倍于持相反观点的人，这一差距与教育水平、收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无关。其他非货币形式的慈善也如此。平均而言，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提供的志愿者服务远小于持相反观点的人。2002年的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更少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这些大政府主义者在约会中也更可能不守时间。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表明，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中国的观察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于轼教授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也是做慈善活动最早、最多的经济学家。从创立农村小额贷款，到创建富平家政学校，再到创办乐平基金会，无不彰显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做慈善事业的口号是：赚穷人的钱，帮助穷人赚钱！赚穷人的钱意味着你必须满足穷人的需要，为穷人服务；帮助穷人赚钱意味着帮助他们成功，使穷人脱贫变富。

这本书是针对美国的背景写的，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当今中国，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市场的人总以道德高尚自居，使得大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更有市场。但观察表明，道德宣言不等于道德行为。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比较低。比如美国和中国，就再显然不过。理念决定现实。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澄清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坚定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信心。我相信，这本书值得所有人一读。

张维迎

2013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