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奖赏》由姜贻斌著，内容推荐：我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去那个村子插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开，两年半多一点。那是煤矿招工了，把子弟全部招上去，所以，我开始了新的矿工生涯。我在乡下的时间虽说不长，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地方，那些人们。写下这些文字，以及有关乡村的所有文字，都是我对它的一种纪念。

《最高奖赏》由姜贻斌著，这部小说集收入了作者的二十七个短篇，共十五万字。

《最高奖赏》描写的是湖南的乡村生活，写出了农民的善良与勤劳，机智与幽默，以及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同时，也写出了在乡村生活的青年的成长，以及他们的幸福与苦恼，感动与惆怅，彷徨与希望。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幽默，篇幅短小，十分耐读。

田园故事

白毛

拐棍

角色

分鱼

队长

黄花

七嫂

告密者

刨标语

大哑巴

米裁缝

抓捕

渠道蜿蜒

两个少妇

谁是叛徒

相亲

最高奖赏

夜间的报复

诱惑的琴声

锻炼

丢失的黑珍珠

乡俗

鸭子的几种吃法

对于死鸡的科学解释

田园故事

我这人好像天生不是个下力气的——这句话，可能要激怒许多人，断定这是我躲避体力劳动的一种借口，也好像是在厚颜无耻地鼓吹自己是个劳心者——而这的确是我的大实话。

在我插队的那几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好些男人应当学会的农活，我却一样也没有学会，比如犁田耙田，比如掮水车，掮打谷机，前者是需要讲究技术的，后两者则需要力气。

我却一样也不会。

这是一开始我就没有意识地去学习带有技术性的农活，也没有意识地去锻炼自己的力气，我看见那些农活脑壳就胀大了。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极像一个悠闲的旁观者，来到乡村，只是欣赏一幅田园劳作画而已。农夫紧紧地跟在水牛后面，溅起一片浑浊的水花。金黄色的稻田里，许多屁股在高高地拱着，把一束束的稻子割下来。打稻机轰隆隆地响亮，谷粒飞溅。到傍晚，劳累的人们掮着锄头或是犁耙往回走去，默默地跟在水牛屁股后面，水牛走得很慢，牵牛的人还要间或响起哧地一声，漫不经心地催促着。男女老少都朝屋里走去。没多久，有袅袅的炊烟升上天空，显得暖昧而悠闲。

所以，我根本不会主动地去锻炼锻炼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不可能与天斗与地斗，或是与牛斗的。对于这一切，我对自己毫无信心。好在村里人从来不责怪我，似乎晓得我学不学犁田耙田，以及有没有力气，都是没多大关系的，反正我以后是要上去的，现在来到乡村，只是镀镀金而已。更重要的是，村里人也明白，我如果学会了那些农活，说明我有了技术，加上如果有了力气，那就是个真正的男劳力了，那么，队里就要加我的工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如果加了工分，分明要在队里不多的劳动果实中多占去一份，从他们可怜的碗盏里争夺饭菜。

我清楚，知青到了乡村，农民们普通都有一种惊慌和担忧，甚至，还产生了某种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那就是，我们这帮知青像土匪一般，来乡下跟他们争夺口粮了，虽然知青第一年吃的是国家分发的口粮，那么，第二年呢？第三年呢？以后许多年呢？你说谁不紧张呢？虽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却毫不怀疑地说，它绝对不是一个流金溢银之地，那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可怜的劳动果实，迫使农民对于每一个外人的到来，都会保持一种天生的警惕性和惶恐不安的。

所以，我是很知趣的，我像个早已看透了生活的智者，不仅不与他们争夺可怜的饭菜，而且，甚至和村里人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我不去有意识地努力增添力气，也更不去努力学习有关技术含量的功夫——况且，他们也并不鼓励我，似乎是有意地让我懒惰，似乎是有意地控制我的力气。所以，两者相安无事，关系融洽。我像一条入水的鱼，游走自如。也所以，我的工分一直跟妇女们一样，几年中也没有增加半厘，每天只拿六分，而男劳力可以拿十分，这样一年下来，就有了天地之别。

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我并不嫉妒，我是相当满足的，我当然盼望能够拿到十分工，而我能行吗？我没有力气，也没有技术，所以，十分工对于我来说，是一块吊在天空中的馅饼，我并不抱以希望的。我只是想轻松一点，懒惰一点，并不想为此付出巨大的艰苦劳动。再说吧，我每天能够跟那些妇女和妹子出工，很有一种愉悦感，而且，这很对我青春期的胃口。尽管她们没有天姿国色——这是逼仄的环境所致——我也不怎么奢望，我应该感到满足了。我虽然没有跟男劳力在一起劳动，却没有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只有这么大的力气，所以，我只拿这么多的工分，不是说按劳取酬吗？当时，我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想要在劳动上对人类做出多大的贡献，或是一鸣惊人，举世瞩目。

我是一个没有力气的极其平凡的知青，只是尽可能地把事做好，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我就相当的满足了。我明白，闲话是这世界上最讨厌，也是最无聊的东西，它能够抵消你所有的努力，让你长期的努力于倾刻之间烟消云散。所以，我在劳动中，或是在生活中，总是尽可能地讨好或是巴结那些妇女和妹子，让她们总是说我的好话，渐渐地给我树立起一个先进知青的高大形象来。

在这些妇女和妹子中间，我紧紧地抓住两个人，一个是民民嫂，一个是二妹子。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阵营中很有威信，其威信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她俩是各自阵营中的龙头，民民嫂是妇女中的头目，二妹子是妹子中的头子。她们之间，存在着年龄上或是身份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妇女们是结了婚的，妹子们还没有出嫁，她们的想法做法甚至穿着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她们相互都看不起，背地里说着对方的坏话。她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乡村中种种矛盾之一。我本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由于我的愚钝——我只是想，如果天天跟二妹子她们在一起，我当然很喜欢，一是年龄相仿，有话可说，二是她们毕竟还是妹子，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和复杂，心底透明许多，也不与我计较出力的多少。

渐渐地，我感觉到了民民嫂她们的白眼。妇女们的眼光，不知何时居然像箭一般朝我射来，这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明白，我如果长此以往与妹子们混在一起，不及时地调整策略，对我是大大不利的。乡下的长舌妇，大都是从她们中间产生的，一滴小小的水，在她们的嘴里突然会衍变成一汪大海，所以，我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让洁白的羽毛上面沾染一粒灰尘，这对于我的前途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要让她们——也就是说让妇女们与妹子们——对我有一个共同的良好的印象和结论。

这是我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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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在乡村

我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煤矿，煤矿与乡村是}昆合在一起的，血肉相连。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既有煤矿的生活，也有乡村的生活，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生活，给了我深深的影响。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乡村的伙伴，叫得出他们的小名。

我独立在乡村生活，是十七岁插队那年。我来到湘中一个叫板桥公社马安大队七生产队的小山村，那个地方，也叫龙井塘。此地离我父母家有四十多里。那天，我那个败走麦城的父亲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把自己的崽女送到那些零零落落的村子，坐也没坐，水也没喝一口，就赶紧离开了。父亲离开的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和寂寞。我明白，我将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独立生活了。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属于很小的生产队。

这是一个很贫困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缺水。大多数的水田是望天田，靠天老爷吃饭的，有时，不仅早稻无收，晚稻更是颗粒无收。奇怪的是，与我们生产队仅仅相隔一条田埂的另一个大队的生产队，居然就好多了，居然有四角钱一个工，而我这里，每个工只有八分钱。当时，我只有七分工一天，所以，我出一天工，仅仅只能够得到五分六厘钱。后来，我才晓得，隔壁那个生产队种了甘蔗。

我们为什么不种甘蔗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过。

农民们更多的是抱有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不这样，又能如何呢？最多只是愤愤地骂几句天老爷，然后，又像平时一样，掮着锄头，慢慢地走向田野。

他们无力改变这一切。

只有一个小山丘是属于我们的，没有什么树，山坡上也有田，那些田是最可怜的，没有水能够上去，是名副其实的望天田。山脚下，是我们的菜地。我也有小小的一块嵌在其中。我给了它许多漫不经心的照料，施肥，或是浇水，它也给了我不太丰厚的回报。

当然，还有一口水塘，水塘下面是一条冲，冲里有我们的田，这些田，是队里所有的水田中的天之骄子，它们在一般的年景下，是不愁没有水浇灌的，所以，比起其它田里的水稻要茂盛得多。当然，一到大旱之年，水塘干枯了，冲里的这些稻田也躲避不了龟裂的命运，我亲眼看见冲里的禾苗长到一尺高之后，就渐渐地变成一把黄色的枯草，让老牛慢条斯理地一口一口地嚼，嚓嚓的撕扯声，把我们的心撕得生痛出血。

为了图表现，争取早日招工，我做了一些所谓的好事，这主要归功于我的大哥，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像我们这类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除了出工，还要比别人费更多的力气，要有突出的表现，才有可能招工。我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法，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恐惧和害。Ifl，尽管农民们一辈子生活在乡村。

我大哥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还买了一盒银针，一本针灸的小册子。我就用这两手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以图引起他们的好感。不能否认，我做这些事，是有强烈的功利性的，甚至有一种无奈。出身好的知青，根本用不着像我这样费尽心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保护层，一旦有招工或是其它的机会，他们是首当其冲的。

而我，只能用突出的表现与他们拼一拼了。

对于理发和针灸这两行，我完全是陌生的，为了表现自己，我没有拜师，也不可能拜师，我没有本钱和时间。我完全是硬着头皮上的。因为我是义务的，所以，村里人也心甘情愿地给我当试验品。比如剃头吧，我把那些后生的头剃得惨不忍睹，一个个像破烂的锅盖，他们却也不怪罪于我，相互取笑着，也让我在笑声中，得到了一点快乐和安慰。

至于银针呢？我翻着那本针灸的小册子，在自己脸上找穴位，对着镜子，涂一点米酒消毒，然后，对着脸上的穴位扎，我感觉到了那种强烈的麻胀，体会着银针慢慢刺入皮肉中的速度。当然，我还在腿上进行试验。我记得，只在自己身上扎了两三针，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别人开刀了。

那种急于图表现的心情，迫使我赶快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来。

第一个让我扎银针的，是一个叫马娘的妇人，她的牙齿发炎，脸部肿得老高，像一个肉包子粘在脸上。我说，马娘，我来给你扎个银针试试吧。她居然痛快地答应了。在贫困的乡村，你只要不要钱，他们都会痛快地答应你的，完全不顾对方是否医术高明。我看了看小册子，然后，就在她的合谷穴扎了一针，仅仅一针，她的牙齿竟然奇迹般地不痛了，肿大的脸，也跟着恢复了常态。这个病例，让我名声大振。许多病人来找我扎银针。而我更加大胆了，好像自己是一个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有个后生的眼睛不好，我竟敢在他的眼睛边上扎针，两三寸长的银针扎下去，我居然没有感到一点害怕，万一把他的眼睛扎瞎了呢？我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扎，一直到把他的眼睛扎好为止。

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种后怕。

还有一个叫满娘的妇人，很强壮的一个劳动力，突然瘫痪了，双脚站不起来了，痛苦不堪。对于这个病例，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这不是牙齿或是眼睛发炎。这个病例显然严重多了。我竟然说，让我来试试吧。所以，我每天给她扎两次银针，她的腿乌黑，皮肤像牛皮一样坚硬，我不敢相信，这是一双妇人的腿，就像两根结实的千年古树。所以，我给她扎针是很费劲的。谁料两个月之后，居然就让她站起来了，她非常高兴，很感谢我。

那可说是我的经典之作。

我义务为贫下中农服务，当然让我尝到了一点甜头。我的事迹被别人整了材料，上报到公社，县里，以至省里，换来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美称。在张铁生大闹中华的那年，我也被推荐去考大学。全公社两百多个知青，只有七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其中唯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见也不容易。我虽然考得不差，最后录取却还是没有我的份。

我成了陪考的人。

在乡村，我也做了一些坏事，比如偷菜。凭心而论，我只偷了两次蔬菜。而且，还是跟着另一个知青去的。一次是偷队里的萝卜，我们趁着冬夜把萝卜扯出土，将萝卜扭下来，然后，再把叶子埋进泥土，用此手段来暂时蒙蔽别人。其实，用不了一两天，叶子就会枯萎的，没有了生气。村里人发现了，扯出来一看，才明白萝卜被人偷走了。当然，我们不敢大量偷窃，所以，也没有引起队里高度重视，最多只是愤愤地骂一句娘而已。

我就是用这样的小聪明，来稍稍地满足一下我可怜的肚子。

还有一次，也是两人一起出动的。我们不想偷队里的菜了，这次，是想去偷别人队里的。我们却不晓得哪些菜地是自己队里的，哪些菜地是别人队里的。一想，还是距离远点的为好。我们去了一块自留地。在朦胧的月色之下，我们赶紧摘了一些茄子和辣椒，然后，匆忙撤离，幸亏没有被人发现，并为成功而高兴。第二天早晨，我还在梦睡中，就被一阵骂声吵醒了，骂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来的。一个妇人在寂静的清晨高声大骂，显得尤其清脆和响亮。而这个声音为什么这样熟悉呢？再仔细一听，我呆住了。这个妇人原来是我的房东——队长的婆娘。我实在不晓得队长屋里还有菜地在对面山坡上，我以为对面山坡上的菜地，是属于别个队里的。我吓坏了。赶紧把那些偷来的菜，用塑料雨披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怎么也不敢吃，直到它们全部腐烂。

至于别的知青偷鸡鸭，或是偷猪，以至于做出令人惊讶的轰动的事件来，在我是从来也不敢做的。我生性胆小。父母不顺的命运和遭受严酷的打击，让我从小就耳闻目睹，所以，我从来也不敢胡作非为。

我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去那个村子插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离开，两年半多一点。那是煤矿招工了，把子弟全部招上去，所以，我开始了新的矿工生涯。我在乡下的时间虽说不长，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地方，那些人们。

写下这些文字，以及有关乡村的所有文字，都是我对它的一种纪念。

姜贻斌

201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