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放鞭炮》一书取名辛辣，内容同样会辣得你涕泗横流！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高昱，新闻从业时间将近20年。而过去20年，恰是中国经济、社会，乃至体制变迁最大的一段时期，它犹如一开一合的潘多拉魔盒，藏着层出不穷的时事、人物、变革。

高昱的笔便将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年华，全部记录下来。在采访、体察河南“艾滋病村”时，犀利的文笔转瞬勾勒出村民的无耐、彷徨、绝望等不曾被世人得知的真相，犹如阅读文字版《黑镜头》；社论探讨黑老大刘涌、律师李庄案时，又将法制的高贵出身、法治反被人治的凄惶遭遇，透过事实罗列展现在世人面前，愤懑的阅读感犹如亲手奏出时代的摇滚乐！

请放松身心，在作者高昱的带领下，深度体验一次你不曾真正了解的中国！

《人民需要放鞭炮》一书，收录了资深媒体人高昱过去10年创作的社论作品。这里面有作者透过采访，亲身感知的中国法制、法治进程，以及“艾滋病村”、官员“化公为私”等政府、社会万象，他通过犀利、瑰丽的文笔，形象地为读者再现了不曾公布于众的真相；书中另有对商业世界中“富士康悲剧”、慈善基金，社会百态中教育荒芜、住房矛盾等问题的独到解读，以及更深层问题的剖析。

《人民需要放鞭炮》整本社论集，文章虽前后跨越10年，但作者对各个热点问题犀利、独到的剖析风格始终如一，绝对是一道重新认识身边的中国的新窗口。

自序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引言 当体制成为挡箭牌

第一篇：国家与人民

 人民需要放鞭炮

 艾滋病人死于谁手

 一届政府的“怕”和“爱”

 我们需要有担当的政府

 刑讯逼供救了黑社会老大刘涌？

 黑老大刘涌死了，法治不能死

 矿工之殇，中国之殇

 为什么是纪委查出了陈良宇

 推迟退休对谁有利

 媒体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建国大业》与托克维尔

 庶民的“被胜利”

 李庄“被伪证”和法律“被提问”

 疫苗事件的1/1000000和1000000

 官员贪污刑罚，由死缓改判60年监禁如何？

 日本地震的中国回想

第二篇：政府与市场

 喝狼奶的垄断

 国人苦“三桶油”久矣

 政府监管靠得住吗？

 人民为什么抛弃“人民”医院、“人民”铁路？

 谁为被拆迁者自焚负责

 被告上美国法庭的辽宁省政府

 为什么“以法治国”成了笑话？

 种龙种、得跳骚——《行政许可法》缘何被异化

 在立法过程中“设租”，是寻租的更高级别

 政府被大产业寡头集团“俘虏”了

 警惕又一轮政府投资分肥——“四万亿投资”公布前的不祥预感

 经济危机时期，政府不应鼓吹民众消费

第三篇：改革没有浪漫曲

 投资热潮几乎都发生在政府换届年

 郎咸平质疑私人侵吞国有资产，错了吗？

 是否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官员们“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世俗智慧

 “母猪补贴”与政府改革

 国企“走出去”，身份由蜜糖变原罪

 不要庸俗化自主创新

 孟加拉人民给中国人民银行上的一课

 致西方人的一封信

 疯狂的单行道——论躺在自然资源废墟上的求财之道

 跳出北京治拥堵

 改革亟需重建的共识

 战胜重重艰险的力量何在？

 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第四篇：商业与人生

 没有英雄，只有职业

 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关于“非典”、伊战以及张国荣身故的记忆

 保卫传统！保卫春节！

 10岁的新香港有“身份认同危机”吗？

 做坚定的自己

 让我们再次相信爱——关于2008年冬南方冰灾的感悟

 明天更漫长——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反思

 赈灾与伤害——汶川地震一周年祭

 寻找身份的中国人

 台湾老兵的力量

 迈克尔·杰克逊的哀荣与宛如处女的世界

 富士康悲剧真的无解吗？

 让我们站着把钱挣了

 审视壹基金，宽容陈光标——写在“郭美美事件”前的慈善基金反思

 诛心的生活智慧：小惠可以给，大恩不能施

第五篇：教育与居住

 当教育也开始“看人下菜碟”

 北大传统的“与时俱进”及其问题

 大学校长们应该告诉毕业生什么

 社会精英更需要教育

 “年度汉字”不是“涨”，就是“拆”

 经济适用房挡了谁的财路

 请给任志强松绑

 房子“薄利多销”，是解救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金稻草

 降房价，终结“土地财政”才是纲举目张

改革之路为何越走越难——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忧思

（写于2013年5月15日）

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改革已死”的慨叹，我们确实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紧要关头。改革之所以越走越难，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改革缺乏共识，过去的一些改革被设计和执行成了掠夺弱势人群的工具；二是执政者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和决心，部分拥有稀缺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破坏改革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把中国带向何处，“习李新政”是否会强有力地推动改革，尤其是长期裹足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我们对新的十年有更大的希望？到今年秋天，新领导层的执政一年之际，或许我们就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据说定于秋季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领导层将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指出，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等，所有人都有责任参与，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思想上的分歧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如果不能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类似的“盛世危言”，吴敬琏说的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其他人讲的更多。但悲哀的是，不时能够听到“改革已死”的慨叹。我们确实到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紧要关头。

之所以改革越走越难，固然有“容易改的先改，剩下的都是难啃骨头”的技术因素，但今日改革的经济基础显非当年能比。真正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改革缺乏共识，过去的一些改革被设计和执行成了掠夺弱势人群的工具；二是执政者缺乏推进改革的动力和决心，部分拥有稀缺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破坏改革，尤其是以保护权利、限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迄今35年的改革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之前，积贫的中国人在体制变革的推动下，透过还很狭小的市场之门，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性，并由农村社会为起点，渐次延伸到城市经济，以“承包”和“搞活”为特征的做大蛋糕的改革途径，让中国各群体对改革有着巨大共识。

1990年代早期，改革虽经历了短暂的退潮，但1992年后以更猛烈的市场化实践展开。在同期全球化的庞大力量冲击和拉引下，被“发展就是硬道理”和“黑猫白猫”思想所解放的中国迅速脱离了旧的计划体制，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汇入过去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也就在这个阶段，在以惊人速度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一次规模和速度更为惊人的瓜分蛋糕运动，也伴随着旧秩序的崩溃在中国社会掀起，强势群体再以改革之名，将改革演变为对公共资源和资产的垄断性瓜分，并进一步发展成强势群体对弱势者财产的直接掠夺。

与第一阶段各阶层都从增量改革中获益不同，第二阶段的改革在很多层面越来越走向零和以及负和游戏。过去十年里，执政当局多次强调了经济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的严重性，并意识到了它对社会生态及对代际问题的巨大危险。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仅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民众对改革的共识也在破裂。

由于一些改革带来的结果并非所宣称的共赢，而是在“合法”旗帜下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再一次的利益最大化，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再次承受改革的代价和遥遥无终期的阵痛。一些改革——即使是那些被设计者设计得花团锦蔟、好似一举十得的改革，在事实上却再次成为掠夺弱势人群利益的工具。近些年，国企改制及教育、医疗卫生、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所受到的广泛批评乃至直截了当的否定，都是民众对改革这面神圣旗帜产生警惕的集中体现。一部分弱势者甚至希望回到“毛时代”的老路，以威权和平均主义解决丛生的社会不公与冲突。

民众对改革日渐失望的同时，权力过大、吏治太坏也成了执政当局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最大绊脚石。有网民总结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四大矛盾：一是民众日益提高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央不停地喊着反腐败和地方官员拼命腐败之间的矛盾；三是官方不断地公布真相和人民愈来愈不信任之间的矛盾；四是官员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愈来愈怕被服务之间的矛盾。显然，如果说一部分利益总是遭到损害的民众有“改革恐惧症”的话，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权力阶层，对改革尤其是约束其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则很可能利用其垄断的政治资源进行阻挠和破坏。

对所有不愿发生流血革命的人们来说，在矛盾堆积至发生大的政治动荡之前，尽全力清除改革障碍，是这个十年的迫切使命。我们要警惕和反对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强势群体再以改革之名，将改革演变为对公财和私产的瓜分与掠夺；我们要认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

各方亟需建立这样的改革共识，即改革的惟一目的是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不仅是为了增长和发展，更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共享幸福。而要建立这样的新体制，重新唤起民众对改革的热情与信任，为改革找到强大的社会基础与驱动力量，则必须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它意味着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设立多方利益主体公平博弈的机制，使13亿国人“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P179-182

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2002年一2011年在《商务周刊》杂志担任主编时撰写的部分文字，以及2011年下半年转到财新传媒工作后。写下的一些时代记录。

我不算是个勤奋的作者，但十年下来居然也写出了200多篇文章。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同仁，他们不嫌粗陋，鼓励我由这200多篇中整理出部分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失去生命力的文字，从国家与人民、政府与市场、商业与人性、改革没有浪漫曲等几个方面，给过去的十年做一个总结，或者说，一个交代。

我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到《商务周刊》的2002年，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是“胡温新政”的开端，亦是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一场涉及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商务周刊》应运而生，参与了市场化纸媒由生到盛再到衰落的十年，应该说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时事报道的第一线，也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自入世后时而高歌猛进、时而于停滞中失衡的十年。我撰写的这些文字，正是这十年里我们与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局“同呼吸、共命运”的所思所想。回看这些文字，总能想起那些杂志付印前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光着脚敲字的日子，有喜悦、有愤怒、有期盼、也有忧虑。那确实是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岁月。

我曾对同事们说，记者就是时代的“异教徒”，他不能躺倒在任何既有的主义、思想、理论乃至事实的怀抱。他没有投降的幸运，交出自己的大脑和灵魂，让自己沐浴神迹的光辉，不管是镜子这边的，还是镜子那边的，即使那里曾经布满我们绚丽的想象。这是我一贯的职业观。在写这些评论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不人云亦云，提供给读者的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

然而，这无疑又是困难的。我这十年写作生涯，一些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被万众叫好的时候有，被汹涌网友骂成五毛、走狗的时候也有，被斥为西奴、带路党的时候更不少。这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单向度教育制造的悲哀。我们的教育多少年希望塑造的都是肯定性的文化和驯服型的社会人；乌托邦被现实粉碎后，则像钟摆一样滑上相反的方向——彻底否定性的文化，以及民粹主义的暴躁与戾气。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悖论：信息和信息来源虽然空前的多，但也空前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这个社会已经能同时存在多元的声音，但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并都从无数周边琐事和媒体报道的新闻中，选择性吸取符合自己偏好、强化自己观点的信息；我们可以容忍与己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持相左观点的人，则非常容易以诛心之论，言之凿凿地揣测别人的险恶动机，严肃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很难完成；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交互工具极大拓展了我们发表观点和听取观点的渠道，但收听、拉黑、朋友圈等功能又使我们的耳目越来越内卷化，所有最初热火朝天的网络论坛，最后都会沦为一小批精英人物的讲坛；大V知识分子们热衷于给自己或对手扣上标签，不断地拉帮结派，却稍有相悖就无情切割……

这所有的悖论，其实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写照：它众声喧哗，却无可相信。

作为媒体工作者，这是我们常有的无奈，却也是我们工作的真正价值所在。莎士比亚写道：“不要害怕，这岛上众声喧哗。”人们不再相信，并非没有需要，而是缺乏可信的信息内容。无论事实真相，还是基于事实真相的分析评论，都是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现在不仅政府官员，专家、教授、媒体都身陷“塔西陀困境”——公信力遭遇危机，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那如何重建公信力？别无他法，坚持说真话、做好事，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聆听你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对媒体的未来感到悲观，很多人离开这个行业，我不这样想，我还会坚持地写下去。

但是，我绝不同意，也绝不敢于自矜这些写作离真理有多么近，对社会有怎样的教化功能。民众不再需要灌输，他们需要的只是尽可能客观的事实真相，以及思想超市里可供他们挑选的观念。他们需要独立思考，同样，我们这些专职的信息提供者也需要独立思考和独立写作，哪怕现实依旧逼仄，前程坎坷晦暗。

要感谢过去十年陪伴我沿着这条崎岖小路一直走来的人们。我的《商务周刊》的同事们，他们是我很多文章的第一批读者，并且在《商务周刊》有限的生命里，始终忍受着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多重压力而无怨无悔。还有我的父母、爱人和我的女儿，家庭的爱和温暖，是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笔耕者心底里那团不灭的火光，足以让我们在任何短暂的迷惘之后，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不倦地呼号。

高昱的文字秉心直言，这本《人民需要放鞭炮》犀利之中又有几分反讽。如何尊重、保障乃至强化民众的表达权，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必要解答的问题。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高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商务周刊》杂志团队是中国市场经济启蒙与破晓的啼血子规，不屈不挠地鼓与呼。这本书的许多文字都给我们留下了时代的记忆，重温便是体会社会的进步，或是心痛。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高昱对公共话题的反思性分析，构成了这些社会问题的一种历史备案。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有洞察力的社会观察，节制而坚定的公共批评，本书是一个典范。

——赵楚 当代政论家

这本书告诉我们，国人苦“体制”二字久矣，而当体制成为挡箭牌的时候，媒体就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刘军宁 著名政治学者，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