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理群、秦晖、吴思等担任我们忏悔文库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本书。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我们忏悔》由王克明、宋小明主编。

《我们忏悔》讲述了：

对那个年代，我们忏悔！

那时，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焚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途径。

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

今天，我们“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我们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大声地说：

对不起！我们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前言／《我们忏悔》编委会

特别前言，《我们忏悔》编委

示众／钱理群

跟风整人的懊悔／赵遐秋

最黑暗的夜晚／高宜

“反动权威”胡传奎之死／张阿妹

我在“文革”中的那些事／张雁滨

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我的“文革”经历／刘伯勤

我的忏悔／杨健

艰难忏悔／胡健

那年冬至日烧纸／王冀豫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杨里克

如果能够赎罪／任国庆

我打谷志有／王克明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

我对}比斗“反动军官”的悔恨／李华

老棍／王建勋

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刘小佈

我的极左经历／吴思

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李斌

我的忏悔／卢晓蓉

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张华

没有地址的信／张红兵

冤孽／施明

初恋祭／邢仪

刻骨铭心的痛／丁爱笛

永久的悔／刘晓航

“文革”记愧／史铁生

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丁珊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鬼

一生的愧疚／食指

见血及其他／刘齐 ：

病理切片一二三／吴琰

回眸“文革”年代的真实语境／张嘉谚

灵魂蒙羞的1976／张健

无罪的悔／郝一星

史铁生致王克明信，史铁生

旅美友人致《我们忏悔》编委会信／吴倩等

后记／王克明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

“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词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词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词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共产党员。

随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

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

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

那是1959年10月，北京的天气凉爽多了。

有一天，在北大文史楼二层会议室，年级党支部开会，气氛压抑得让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秋老虎”一样，令人窒闷得很。

会上，党总支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原来，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总共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听传达，先是吃惊，接着而来的是困惑。

我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那睿智、善战的彭德怀形象，丁玲《彭德怀速写》中的那敦厚、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战士，以及抗美援朝通讯报道中那撼天动地的英雄彭大将军……接着我内心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于是，我又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随大流又不痛不痒地在支部会上表了态。P44-46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慢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六年前，宋小明先生提议做忏悔“文革”行为的书，我以为很有意义。我们面见岳建一先生，亦不谋而合。岳建一即帮助联系，组织编委会，并提出编辑《我们忏悔》文库的长期构想。在2008年12月9日召开的《我们忏悔》编委会会议上，宋小明先生提出的选题，和岳建一先生提出的构想，得到了编委们的支持。

2008年初执笔《我们忏悔》编委会约稿信时，我得到岳建一、吴思、郝一星、史铁生、宋小明诸位先生的真知灼见。因约稿信无法广泛面世，故以六年时间默默组稿，慢慢积累，使文库得此第一本书。

本书“特别前言”的编委文字，以各位编委提供文字时间先后排序。

《我们忏悔》文库将收入“文革”一代人的个人有关文章，和阶级斗争年代历次运动参加者的有关文章。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文化中，这代人开始忏悔；在一个不准记忆苦难的民族中，这代人叙述真相。叙述事实真相是道歉忏悔的前提，理性反思认识是人性复兴的必要。在拒绝赞同专制主义的底线上，《我们忏悔》文库赞同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认同思想价值多元和历史认识多元，敬重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忏悔》文库认为，忏悔是个人行为，非可以劝导、动员和强求者。由于个人忏悔有益于民族忏悔精神的生长，因此感动于每位个人对事实的记忆和叙述、对精神的反思和追求、对历史的道歉和忏悔——哪怕只是轻轻的悔意。

感谢各位编委数年来对编辑本书的支持，感谢吴琰、张华、吴思、岳建一、卢晓蓉、邓鹏等编委为本书勉力组稿，感谢本书各位作者提供文作。感谢甲丁先生应宋小明之请支持会议场地，杨利川编委为本书支持启动费用，卢晓蓉编委提供多方面帮助，并感谢张晓鸥先生和陈希米、刘瑞琳、王津津诸位女士对本书的支持相助。

还感谢一年来，从《南方周末》开始的诸多记者先生女士对本书的介绍。他们的工作极有价值，推动了忏悔反思观念的传播，推动了“文革”叙述公开化的进程，推动了“文革”认知和记忆的深化。他们的工作也推动了这本书的出版。

值此《我们忏悔》文库开始出版之际，我们怀念参与策划这个选题的已故老友史铁生，他在其著作中关于忏悔话题的大量论说，极富启发性。

本书编委会将继续《我们忏悔))文库的组稿事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陆续出版。欢迎作者来稿，文章请发送至电子信箱：womench&nhui@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