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是门艺术，当下属是门技术，芝麻官还要靠心术

一个老县长的从政写真，告诉你为官要克服的六险三难：

为官之苦，这有急难险重的担当

为官之险，这有物欲横流的诱惑

为官之艰，这有人事关系的规则

为官之乐，这有不辱使命的窃喜

为官之重，这有衣食父母的期许

……

作者(张信江)由一个名教师，跻身政界，历任县政协副主席、县长以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地方政府要职。根据自己真实的从政经验，对于机关中从政人员之间的竞争，领导对下属的管理以及下属的晋升等行政管理核心内容结合真实的例子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作者从政多年，曾组建过文化公司，熟悉机关政治和官场生态，《芝麻官随想》为读者带来的是一部由小见大、由低而高讲述中国式从政艺术的教科书。

《芝麻官随想》由张信江编著。

《芝麻官随想》讲述了：

真实的中国官场不是几条模棱两可的“潜规则”就能说明白的，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官员，才能还原官场的真相。让真正一些有政场经验(有的仍在其位)的官员写出鲜活好读、实用耐看、官话全无的官场感悟，此是“为公书系”的初衷。作者里有国家部委的司长、有管理一方的市长、县长、有“县衙博物馆”的馆长、有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考评专家，或偏于历史官场，或偏于公务员实务，或偏于国家改革，不足而论。

从官场里来，到官场里去，官民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是生于体制、长于体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为读者直接点破为官的“道”与“术”，这是阅读“为公书系”的最大价值。

自序 官场如林场——我的私人档案

第一章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留恋从前

 最开始遇到的领导最重要

 没有潜规则的时代：好干部是怎样炼成的？

 把决策机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做官真是高危职业吗？

 公车那点事

 铁打的政坛，流水的官

第二章 奇妙的上下级关系：妙在其中

 穿针引线的级别

 称谓里面的大学问

 领导要管好“身边人”：让他们成长

 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最好别折腾

 小道消息是如何产生的？

 领导的眼光决定一切

 下级为何敢叫板“次要领导”？

 上级领导要管到“家”

 在穷下级心目中的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做决策，重在躬亲力行

 如何对待上级派来的检查组

第三章 做官也有真性情：多数人的偏好

 老实人做领导

 步子向前走，眼睛向下看

 县长好当，判官难做

 如何应对经费短路？

 与领导走得近，走得勤——官场最合理的潜规则

 为官的抛物线原理

 只要控制了重要的少数，就能掌握全局

 这个真性情中人

第四章 外交无小事：谨慎而为

 外国友人与“假洋鬼子”

 英国官员——为官如绅士

 向荷兰官员学什么？

 “把日本朋友搞哭了”

第五章 从政的难题：权力是一种负担

 农村中心工作的检查之道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要知道自己该在哪里

 冷静有序处理突发性事件

 如何抓好天下第一难事？

 慈善事业与范志毅——巧妙利用软资源

 领导干部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不该管的绝对不管，该管的绝不含糊

 博弈种种

 光做事不管人头显然不行

 同僚之间贵在包容

 需要黄春平攻坚破题的发轫之勇

 破“羊群心理”，把羊赶去有草吃的地方

后记县长不做，尚能饭否

最开始遇到的领导最重要

在当代中国有一种“三无三有”的群体，即无靠山、无名声、无梦想，有德行、有文化、有潜质的普普通通的人群，他们也许就是你家的邻居，也许就是你单位的同事，也许就是你孩提时曾在一起捉过泥鳅的伙伴。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一旦获得最初遇到的领导的好感，运气就来了，用不着去抓紧公关，倒是领导会抓住你不放。这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官场游戏规则，惠及之人多而广。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走上仕途的，但有辩证一说，偶然寓于必然中！

当今社会，即使做个小官小吏也要有三个条件：一要有个人条件，二要有国家政治环境，三要有机会，三者缺一不可。我走上县领导的岗位，论个人条件并不优越，我所具备的人家也有，能人很多。再就是党的政策开放开明了，国家文明进步，没有这个政治环境也是不行的，这对每个人来说是均等的。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关键的就是机遇，我的运气比较好，遇上了贵人，他就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温俊彬。

温俊彬，赣县人，农民的儿子，本科毕业，个头颀长，一表人才。在省党报做过记者，见识很广。后来长期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曾任原省委书记的秘书，见过大世面，涉过大排场，陪同省委主要领导出入过中南海，接触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陪同省委主要领导下过基层，黎民百姓说的、想的、做的，以及过什么样的日子，他都了然于胸。一切耳濡目染内外兼修历练之后，省委对其委以重任，于1984—1986年在新建县做了一届县委书记。任期内，他为政清廉、作风严谨、任人唯贤、口才肚才俱佳，在新建县上下口碑很好。十几年前他在省委党校任上时，我曾有幸与他一起出差北京，他带我见过原省委另一位主要领导，在一起吃自助餐，边吃边聊，得益不少。

温俊彬认识我是25年前，一个我难以忘怀的暖冬日子。在此之前我与他从未谋过面，毕竟一个普通教师与县委书记是八竿子也挨不着边的。

这日，我应邀参加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我来到县委招待所1栋3楼会议室，在最后一排坐下。不到10分钟，会议室满满坐了百十来人。身材颀长的温俊彬风度翩翩走进会场，后面跟着一群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着县委书记。

在会上我作了发言，引起端坐在主席台中间的温俊彬的注意。我没有发言稿，只临时拟了个腹稿，便说开了。发言时两眼并没盯着主席台，盯着不好，不要让大家觉得我发言是给领导听的，而是眼睛与在座的多数人交流，这是我当惯了教书匠的职业习惯，以此来捕捉大家面部的反应，观察有没有心不在焉开小差的，有没有低头在看什么读物的，有没有跟邻座窃窃私语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现象都没有，他们神情专注，与我眼睛对视，甚至颔首略带微笑。我觉得和大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便有了自信，把言发完。时间不长，不能滔滔不绝，只十几分钟，长了人就烦了，接着想发言的就不满了。在发言中我眼角的余光感觉到温俊彬似乎与邻座的一位领导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瞅着我，我估计他是在问我是谁。这时有人注意到了温俊彬这个细节。会后一个部门领导对我说的话证实了这点，他说：“温书记注意到了你，你肯定有戏。”接着他列举了谁谁也是在会上的发言，得到温俊彬的首肯，不久就当上什么什么“长”。人家没用一根烟、一杯酒、一分钱，愣是接到“天上砸下的馅饼”。他老兄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惊异地看着他，我发言丝毫没有讨巧县委书记的意图，也根本不知道会是哪个领导来出席会议。

不久，县委组织部来人要了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文艺作品，说是领导要看。几天后那一叠报刊杂志还给了我，我翻开看，但凡杂志的目录栏里我的作品和名字都画了红杠杠。我估计是温俊彬画的。是谁告诉他我发表过东西的呢？

那时我已是县政协委员，快过年了，我应邀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各种茶话会座谈会，并被安排发言或诗朗诵。一次会后与领导共餐，温俊彬走到席前敬我们的酒，我一没留神，他就把自己酒杯里的酒朝我杯里倒，说是能者多劳，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在旁的领导指着他说，工作时是温书记，喝酒时是“赖”书记，玩笑中温俊彬的笑声分外爽朗。

此后不久，我又被增补为县政协常委。也是在这年(1986年)下半年，市委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来县一中考察我。当时我是校教职代会的主席。考察组里有个被抽调来的某单位领导告诉我，我已被列为下届政府副县长候选人，学校各方面反映不错，特别是我一次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组织师生上街游行要回土地权属的过激做法，得到学校领导班子的接受和认同。他说：“我们考察组的全体同志认为你政治上是成熟可靠的，这也是作为领导干部必备的首要条件，我静候明年换届你当选的佳音。”他不是钦差大臣，而是个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只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去政协而不是政府。

进入新建县政界后，我不时饮水思源，给自己提出几个假设：当年那一日，如果我因上课请假，没有去县委招待所开会；如果我去参加会，而温俊彬没有出席；如果我坐在会场，却没有发言；如果……一切皆有可能，真的，一切机遇就很有可能在瞬间与我擦肩而过，滑落指间。然而这一切如果都没有发生，事情朝着我万万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而且波澜不惊。

1987年舂，县班子换届前温俊彬调离，我没能在他领导下工作，遗憾得很。不过于他而言，荣任省委党校副校长，上了副厅级台阶(后再提正厅待遇)，也可贺可喜。这时，新任县委书记查俊如来了，立马参与各个县班子换届事宜。P3-5

官场如林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里四季无常，既有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光，又有电闪雷鸣、翅折枝头的时候。鸟们面对造化的考验，唯有适者生存。

先做人，再做事，第三才是做官。做不好人，就做不好事，做不好事，就做不好官，这就是官场规则。

我原先在中学做老师，后来在学校做行政工作，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此外，还做读书笔记、调研记录、听课记录和会议记录，各种本本五花八门。所有重要的信息事项都记录在案。

从政后的日记大多属于工作日志式的。每天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一些什么事，开会说了一些什么，见了一些什么人，有些什么感想体会，我都在一天工作之后写下较详细的日记。如果当天没时间记，第二天必须补上。如时间充裕，我就写得更为详尽一点。有一回我从外地回南昌途中，列车警长来回见我老是伏膝补写出差期间的日记，忍不住凑到我身边，笑着问我是不是作家。我说．是的．

日记是我记忆的储藏间、私人历史档案。日后如有回忆的需要，查找非常方便。现在它又成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一堆素材，感到弥足珍贵，也叫敝帚自珍吧。

1987年3月，我跻身政界，自此有了16年参政从政经历：1987年3月一1992年11月(等额选举)任县政协副主席；1992年l1月转岗到县政府，次年1月(差额选举)任副县长，至1997年10月，经市里统一部署提前两个多月换届、下岗，两个多月待在家里。1998年1月一2003年1月(差额选举)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届满退下。

16年参政、从政经历，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财富。尤其在政府工作，直面民生，不乏劳顿，一天一个体验，不断积攒着人生阅历。在政府5年间，每天我都不曾放下过笔，对调研做笔记、写日记的重要性有深刻的体会。

我读书人出身，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教了大半辈子书，没有想到人到中年有机会走出校门从政，到了国家机关，实乃我人生的一桩幸事。在去政府之前，做过县政协委员、常委，接着做了两届副主席(兼)，那是业余参政。到政府从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无工作经验可言。既然通过法律程序，人民选举了我，把我从基层提到国家政权机关来，我就要切切实实做到不辱使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居其位谋其政。

原先待在校园是一方小天地，先教语文后管行政，工作单纯。今天在政府，服务对象是工农兵学商，全县五六十万人民，既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又要参与事关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的中心工作。我告诫自己，对客观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在实践中学习。不能做“睁眼瞎”，听人说话不能记不住，脑汁不能变成糨糊，整个人不能变成“中介”“传声筒”“二传手”“一尊哑巴菩萨”。没有感性的资本储备，就没有理性的存量及认知的飞跃，就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因此，加强调研是工作的基础，它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我处事论事不习惯嚼人家已嚼过的馍，道听途说、现买现卖、生吞活剥、人云亦云是不可取的。会上发言和写公文，我比较喜欢追求差异性、提炼自己的观点及提升信息的密集度和新鲜度，说不上是什么风格，实则是习惯使然，这是我长期教书养成的习惯。过去上每一堂课绝对不照本宣科，虽然一本教材反复用，给每届学生讲课，炒的是现饭，但佐料翻新，有些新鲜度。

从政后，我努力提高调研的频次和深度，以激活思维，获取灵感。如果，疏于调研，浮光掠影，例行公事走一遭，不问、不听、不思、不记，就有可能挂一漏万，丢失许多鲜活的信息。囿于固有的思维定式，只能是鹦鹉学舌，谈工作只能是套话、空话、官话连篇，一不留神或许还会弄出指鹿为马、东施效颦的笑话。

在政府工作，我的记录本比较多，分门别类——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单位记事本各一本，专本专用，国务院县长培训班记录一本、省市县重要会议记录一本，在党校学习和学校听课笔记各一本，杂七杂八，记下的都是重要的信息事项。每本记录本扉页上抄录古训“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而已”以自律。只要走出办公室，提着包，下乡或去部门或下基层单位，取出门类不同的记事本，举凡考察、走访、督导、调查、协调、开会……不外乎是为安民所需，做、看、听并及时记录。一天结束后写日记，则是记录内容的梳理、延伸和扩展，所记时间、地点、人物、过程，以及结果都写得比较清楚，有的夹叙夹议。

日日作息，笔耕不止。像在学校读书那样，这是每天必须做的作业，一天也不落下。在政界16年问，特别在政府5年1820多天的日记和各种记事本，内容比较丰富，糅进了较强的社会性，七八十万的文字，字里行间沉淀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无论事情大小，都刻上了那5年政治、经济、社会的时代痕挤。

爱动笔，爱记事。以我的体会所得，这种习惯至少给我带来如下几点好处：

一是培养毅力。凡事贵在坚持，坚持需要毅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久而久之，习惯养成。一日不计，如一日不餐，心里空落落的，似乎亏欠了自己，也亏欠了他人。于是无形中形成了我执拗的性格，做事一根筋。

二是利于自省。孔子日“一日三省”，虽然我做不到“三省”，但有一省，就是记日记的时候，那是对当日的反思。人无完人，何况我这平庸之人，哪有不做错事、不说错话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说一事，1997年9月17日，我随县党政领导去机场接日本访问团一行，当时我提出进停机坪迎接，民航局领导也同意了。这时市外办主任李芸说这不太好，她说：“外交是对等的，在日本他们不可能进到停机坪接我们。”李主任说得太对了。我当日写下这件事时就进行反省，如果当时李主任不在场，以我外交礼仪的无知，就有可能这么做了。这事让我深受震动。周恩来总理说外交无小事，这话绝对正确。

三是总结典型。县里部署一项中心工作，各个县领导衔命而去。期间，县里设检查组进行督导，末了，还召开各个县领导参加的交账汇报会。在这个时候我的调研记录就派上了用场。一次汇报油菜移栽工作，我还特意弄了一份书面材料，把石埠乡这个典型叙述得比较饱满，比较立体，比较质感。县里主要领导认可，乡里的同志也很高兴。下去跑基层，许多典型事迹都记录在本，记下他们的事迹，以及我的观点和看法。到了会上我就宣传这些集体和个人。

大塘坪卫生院原护士长李燕玲的事迹就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文革”时她从上海下放到这里扎下根就不走了。令人钦佩的是，她后来以癌症之躯，坚守工作岗位，心系病人。我与卫生院班子座谈和走访她家里时，将她的事迹细节详细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在全县卫生工作会上进行表扬，指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典型，号召全县医务人员向她学习。就这样，她的事迹在全县卫生系统人人皆知。后来市卫生局得知了，认为李燕玲的事迹确实感人，安排人员进行深度采访，请李燕玲在全市卫生系统大会上作报告。接着市局又组团，南昌电视台记者跟踪报道，在李燕玲的老家上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上海各家主流媒体积极响应，纷纷派记者赴大塘坪中心卫生院采访。就这样，李燕玲的事迹上了上海的报纸电视，这位留在江西的“上海女儿”，就这么走进了上海人民的心里。

四是留下史实。由于所记事项皆有时间、地点、参与者及事情经过，从大的方面来讲，记的虽是一件或几件工作上的小事，但与那时国家形势的大环境关联，因此它是一段以我的微观视觉录下的史实，整理出来权当我个人聊以自慰的笔记；从小的方面来讲，不管时间多久，有记录文字可查，就不怕日久之后说不清事实真相。我就曾经以此为证，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没有参加一个什么协调会，所谓会议的一致意见子虚乌有，揭穿了某些人谋取部门利益的把戏。

五是宣泄情感。只要一到下面，不管是田头地角、农户家里，还是低洼潮湿的工人、教师和基层站所干部职工的家里，只要去看望他们，就能看到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境况。事先我没有向他们的头头打招呼，我去了，爱上哪里上哪里。就是打了招呼，那些头头也无法掩饰什么。我倾听农民、工人、教师、医务人员、基层站所干部职工的倾诉。事后，我用笔宣泄我的感受，宣泄了，尽情了，于是就有了进一步直面民生的勇气。

我的包非常沉。小本本，大世界，容纳了太多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些令我寝食难安的人和事，这里头有他们的悲情故事、他们的无奈和泪水。当然，还有许多令我振奋、欢欣、雀跃和拍案三叹的、亮点夺目的好人好事好典型。所有这些令我沉痛令我忧、令我欢喜令我振奋的人和事，都齐聚在我的笔下，无论我有什么样的情绪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海阔天空、淋漓尽致的宣泄。

四

在今日中国，县长没有神秘面纱。人民群众要想见县长，比过去见县官容易多了。你看，大院没有保安警卫，现在不兴这个，找个理由就能去他们·办公室，甚至上他们家里，无须抄小路钻旁门左道，只管大摇大摆、光明正大朝大路奔了去，就像进自家院子那么自由。起了心思决意上访，只要确定人在办公室，一逮一个正着。在乡镇村里，在村干农民家里，在乡间小路、水利工地、防洪堤上，就能见到县长。在县城更不用说，每逢创卫，县长站马路，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清洁工、交警、小贩、店主及开的士拐的摩的师傅。休息日县长也有上街的时候，在菜场买菜讨价还价，上商店买个东西，去个体牙科诊所镶假牙等等，都是生活在小县城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人见人熟，一招呼就应声。在县里，干群关系就这么简单。

而在古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除非老百姓奔衙门击鼓鸣冤，知县登堂接诉，平时要见县太爷没那么容易。老百姓连县太爷办公室的门都摸不着，更别说上人家官邸。县太爷出门，前呼后拥，骑马坐轿，兵勇在前面扛起“回避”大旗。当然也有像“包青天”那样亲民的，微服私访，搞搞调研，为民做主，整肃社会风气，受到劳苦百姓的拥戴，但这样的好官并不遍地都是。

如今在县里做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是没有距离的，人人都能跟他们混个脸熟。也许，对大城市人来讲，他们想象中的县长可能很光鲜、很享受、很牛，天天能捞到大乐子。其实他们不知道当今中国的县长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生活状态中。这也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我想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县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状况。

五

官场如林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见过许多人，经历过许多事，一些工作处理起来相当复杂！一届五年，甜酸苦辣成，五味杂陈，是生活的全部。

自然，在幅员辽阔、13亿国民、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2800多个县的正副县长与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和厅局(市)级以上的高干群体比较，真是芝麻官，论身份，实在卑微之列。

记得在北京学习时听陈慕华大姐报告说，她现在是个矛盾体。这话十几二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脑际，让我咀嚼回味。她如是，我们亦然。中国的县长也是个矛盾体，虽然官不大，但管的是一个县，人口多则百万之众，一般也有几十万，当然人少的也有。古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一说，中国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古时天高皇帝远，不靠知县贯彻朝廷指示精神抓工作落实，皇帝就得抓瞎。这也就是皇帝要科举选人，只有科考上了线的人才能当县官的原因。

县级政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每个县都是共和国大厦的一方基础，历届中央领导十分倚重县一级。在县委的领导下，县长全面负责政务工作，副县长各有分工，协助县长分管不同的系统和部门。

古时农耕社会，一个正七品就能拿下一个县的工作。而今时代不同了，一个县家大业大，人口众多，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缺一不可，四个轱辘推着车子跑，党委全盘把握，政府干在一线，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实现“四化”，与国际接轨(今日提经济全球化)。工作标准高、要求高，在政府班子里，谁把差当好都不容易。要搞好一个县的工作，上靠党中央和国务院，下靠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图享受，不要摆架子，不要想发财。

且不妨把县领导的工资晒出来，作个横纵比较。我们那时(参照1995年)工资收入，与中国历朝历代中即使工资收入最低的明朝公务员都比不了，查网上得知，明朝正七品俸禄7．5石或年薪45两白银，就连县衙的马夫也能达到温饱水平；那时马夫的年薪约合今日人民币3万元。与其他朝代就更没法比了，他们除了俸禄还有多得多的各种补助呢！

这里还有个事实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县长，与东部沿海地区县长收入差别之大，也是很明显的。1995年我月工资500来块钱，一年总共6000来块钱，跟我在学校享受高级职称的工资标准差不多，妻子是中学一级教师，工资比我少，家里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我们和一般干部一样，住在普普通通的宿舍楼里。期盼子女读书出来后能有一份工作，就是天大的幸福了，根本不敢奢谈什么送子女自费出国留学，那无异于缘木求鱼、白日做梦。我那一届政府班子内，没有一个具备自家掏钱送子女出国读书的经济能力。如真的“家家朱门酒肉臭、个个子女能出国”，咱国家在世界上闹的乐子可就大了(这些情况后面章节里有叙述)。

这就是当时中国大多数县长的经济状况。然而，做一任下来，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却是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自视为精神上的富翁。

六

我这个“七品副”的官位，在封建科举时代，是要通过考试才能得到的。要我考进士、举人，肯定上不了录取线，落榜无疑。我这人国学水平太差，即便复读复读再复读也不行。像范进那样到头来捞个举人，我自问难以做到。老范他老人家花了半辈子工夫，戴顶举人帽子还来不及焐热，突然神经兮兮的承受不起一觉醒来砸下来的幸福，“帽子戏法”把老范整得乐邪了，顷刻疯癫成那样。后来，科举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而优则仕”的路再往下走肯定不行，清末时终于寿终正寝。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照政策标准选用干部，我等过去的“臭老九”想不到竟咸鱼翻身，被录用为干部了。我们，还有那些真正农民儿子出身的县长们都很知足。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但我要说，我们也有很大的付出。我们没有混饭吃，没有虚度那段年华、沽名钓誉、投机钻营、大捞油水，我们对得起组织，对得起领导，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

从政路上，我一路走来，有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没有什么羁绊，大体顺当。依法行政时，时时会记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的：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可以说，我时时事事处处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认认真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组织考察，人民选举，人民政府的正副县长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这是中国的正副县长产生的主要程序与原则。中国老话说我们这种人是地方的父母官，不，我们不是，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因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要自觉记住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个皇帝创造的。不管哪个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无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只是因为他背后站有人民。就如斯大林告诫干部借用的那则希腊神话那样：如果无敌英雄安泰不借助大地母亲的神力，一旦双脚离开大地母亲，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大地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就是历史。正因为如此，我深感邓小平首先是一位充满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伟人，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直深情眷眷，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一生始终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身后总是站着给他无穷力量的人民。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只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幼稚、无知、轻狂、浅薄和功利而背叛历史，历史是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

唐太宗日：“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为官一任，没有其他杂念，只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一点。“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得到什么，失去什么，盘点盘点，自己大概不会糊涂的。

七

本书进行后期修改之时，适逢2011年12月11日，这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日子。我们的国家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GDP从2001年的11万亿人民币增至近40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历经各朝各代，终于迎来了盛世。21世纪头一个1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全世界叹服，一个古老的国度如此快速地焕发了活力，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入世10年的变化，是我们20年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我在位的那几年，正是我国积极争取加入WT0的时候，那时国家面临着向前跋涉中的许多艰难困苦，在县里工作时，和大家一样，走到哪里都能经常听到人们提到一个英语词汇“WT0”，虽然我们国家入世的工作非常艰辛，但全国人民对国家入世依旧满怀希望，希望国家入世后会发生一番大的变化，只是对未来变化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

今日回首过去在政府的工作经历，那5年正是中国告别计划经济时代，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指引下，全面跨入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全面发轫的关键时期。这5年我个人在政府极为艰苦而又不平凡的工作经历，本书皆有披露，虽是冰山一角，但也折射了整个时代。事多纷纭，一言蔽之日：那时的事业在穷折腾中前进。

仅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国家的变化竟然有这么快、这么大，远远超出国际国内所有人的预期。2001年入世，仅lO年的工夫，今日中国，如此叫全世界人民刮目相看！你看，变化就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

“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影子。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有钱的中国人多了，跑出去周游世界，跑去发达国家，遇到消费井喷时刻，我们的同胞蜂拥而至，不惜血拼，狂扫奢侈品，甚至扫楼买地，让老外们咂舌不已，给他们的印象是，“中国人疯了！”民营汽车企业吉利走出去收购沃尔沃，华为、中兴等通信设备制造商把生意做到五大洲，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2010年投资流量再创新高，占当年全球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

现在中国人能全球同步看大片，同时中国电影的“大片”也走向全球，年票房收入从2002年不足lO亿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超百亿，增速全球第一，票房跻身全球前十。购买私家车的更多，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汽车第一产销大国，年产销1800万辆，私家车隔几年换一辆，经济型的换中档款的，中档款的换高档的。移动电话用户数达9．5亿，从20年前稀罕的少数人手握“大哥大”移动话机，到现在连普通劳动者都在用小巧玲珑的手机，而且话费越来越便宜……

当诸如此类生活的变化，进入寻常百姓家，男女老少看到了、触到了，就像油盐酱醋茶那样，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入世10年，国家收获最大的红利，让国人都分享到了，让老外对中国竖起大拇指：OK，CHINA！

抚今追昔，心潮澎湃。看世道，乃是此一时，彼一时。当然，再辉煌的今天，却也是从昨天走来，今天的发展，靠昨天夯实的基础。因此，我们为过去艰苦的付出感到欣慰，同时，为今日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感到骄傲。历史总是代代续写下去的，一代更比一代强。今日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我们期待明日“中国创造”能够风靡世界，实现中华儿女的“强国”梦！

八

往事如烟，一届结束，曲终人散，鸟飞各投林。在我生命中沉淀下来了过去的一些美好东西，偶尔会独自一人从日记里面拾起品味一下，念叨念叨曾给予我帮助和好处的人。他们之中有领导、同事和百姓，没有他们当年的关心爱护、指点迷津，我就不可能从容地走完从前。

1987年以前，我作为业余作者，写过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评论之类的东西，参政、从政后中断了这个爱好，没有一边公干一边创作。直到我退下后办了个文化(广告)公司，有自己独立的“写作办公室”，便重续与文化的因缘，拾起了笔，已累计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案。近几年又搞文学创作，先把一直压在柜子里的旧作《苦主》翻出来，整理补写，投了出去。接着弄出了个《十年策划》，还待整理。我从自己私人档案里，把一些我在政府5年间(1992—1997)亲力亲为、亲见亲闻及与今日相关联的一些事挑一些出来，写出《芝麻官随想》。这本书，按事项分列篇章，一章若干个事，围绕一个观点夹叙夹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努力增强可读性。动机是良好的，表述可能就不行了。

披露一段前尘往事，不是留恋过去，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反思过去，录下一段史实和感悟，让人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和政府正副县长以及管他们的上级领导，他们在近30年国家疾步行进中都做了一些什么，留下了一些什么值得老百姓记住的印记。我想，那印记就是共和国的标本，如果今人回头一看那些仍旧鲜活的标本，定会惊叹一番：哦，共和国的那些年原来是这样的！

喜怒哀乐一场戏，幕前幕后有喜有忧的故事，伴着为官者的履历。为官的人生与他人不同的是：之苦，是这里有急难险重的担当；之险，是这里有物欲横流的诱惑；之艰，是这里有人事关系的规则；之乐，是这里有不辱使命的窃喜；之重，是这里有衣食父母的期许。

本书于2010年9月动笔，2011年9月完成初稿。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会如何，能否寻觅到几个知音，这些都是我无法预知的。

谨以此献给有恩于我的人民、养育我的土地！

2003年1月，我退了下来，从政务纷繁、关系复杂、凡事得亲力亲为还得做出一点政绩的官场脱身出来了，切换到又一个人生的节点，人生最后的这个节点。乌纱收走，裸身下轿，无官一身轻，从此成为一介平民、一个白丁、一名凡夫俗子，什么是“仕途一时荣”，对这话该有体会。官场功名实在是身．夕卜之物，该是宠辱皆忘，好在我赶上了幸福时代的末班车。

此前，当我想起退下后我要干些什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我有没有身体条件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我想我是有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乌殷勤为探看”，我自信，我会把以后的路走好、生活安排好。

这里要说明的是，2002年末至2003年初，县里酝酿考虑组建城市投资公司时，打算参照南昌市的做法，让退下的领导干部任职掌门。这时有个贴心下属给我传递一个信息：县委书记考虑要我去县城市投资公司。而我是不会去城投的。最后城投的这顶乌纱扣到另外一位在职的领导头上去了。要退，就一丝不挂地“裸退”，不要牵牵挂挂。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2003年我举家搬回南昌居住，住在我老两口付首付、儿子雪川按揭的“千禧颐河园”小复式楼里，阔别了42年的“南昌市居民”户口本，又庄严地回到我家。自此，我基本上淡出了新建县人们的视野。

这个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个身着白西服，系黑领结，一脸慈祥微笑的老人形象，他就是当年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老头是65岁开始创业的，然而他那风靡全球的炸鸡快餐连同他那副标志性微笑头像，却是为全世界人所熟悉的。

桑德斯是我现在的一个偶像，但过去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认识了他，他老人家值得我学习，而且能学到的是他的精神。然而他能“撬动地球”的胆识、气魄和力量，我是望尘莫及，绝对学不到的。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桑德斯。

盘点我的人生路，总结我的习惯，就是喜欢做事，喜欢享受自己做的事情，这是我的性情，就像桑德斯钟情于他的炸鸡快餐。

退下来了寻事做，对我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以为，这是像我这样年纪人的健康之道，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就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巴金说，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他做的事就是写书，直到晚年仍有皇皇巨著《随想录》奉献社会，为国人敬仰。

我最爱的是文化。对灵动、深邃、益智、情趣、美妙和养性文化的一生痴迷与钟情，养成了我的真性情。我要说明白的是，一个人受真性情驱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不掺杂功利的，是不以外在的利益为目的的。我要的是生活的充实和快乐时光。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至理名言指出，性格特征内部是含有内驱力的。在“尚能饭”的情况下，我要为我这不舍的爱好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每天在自己的园地上耕作，细心周到地呵护那些我亲手播下的种子，待它发芽长大，到时收获健康，收获好心情，与我的家人、我的同仁及他人分享。

看看书、写写书的时间足有多哉，还能搞搞策划之类的工作，余下的时间里，有时就赴饭局与老同事聚一聚，有时携老伴外出旅游，与老同学结伴而行，有时泡泡迪欧茶座、钓钓鱼……总之，随心所欲，自我调节，生活还是优哉游哉的。

自我2003年退下来之后，我一直享受担任过副县级实职的老干部待遇，逢年都收获一回慰问。走访慰问老干部，这是县里每年临近春节时的惯例。每年县领导例行走访，我都会在家里接待他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武部的领导都来过。我曾任职民进省委会常委，每年民进省市委员会的领导对我也有一年一度的春节走访慰问。2012年1月17日，正值农历小年，南昌市副市长姚燕平专程来看望我，她现任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民进市委会主委，对我一向很关心、很支持。

现在，我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自己的各界朋友，有自己的社会视觉，有自己的生活加减法，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安乐归宿。这一切，虽然算不上什么，但我知足常乐。我一生都以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两首诗自慰：“花儿问果实：果实呀，我离你还有多远？果实说：我在你心中呢！”“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存在什么“三年之痒”“七年之痒”的问题。没了精神禁锢，更多的是为了自由，为了幸福，为一种似有似无的类似“宗教”的信仰而活着。我感谢生活的馈赠，使我拥有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它不是财产，而是精神财富，它是我生命火山的岩浆凝固成的，它是我生命河床最牢不可破的底层。

一切都改变了，改变了自我1

2005年6月，屈金伸邀我，还拉了几个人，在一起办了个公司，我取名为“江西省基特利科技有限公司”。“基特利”者，即为“基础设施特别利民”之意也。公司就办在南昌的中心地段财富广场A座楼。然而，这个公司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从开办到“打狗散伙”，不到半年时间，只做了一单几十万元的业务，而且这单业务也是我拿到的。

散伙的原因是经营不景气，要转让给某某，至于有无深层次的原因，我无从知晓，也不想知道。在那段日子里，我不理那里的日常事务，除去开股东会，我去的时间少之又少，有一搭子无一搭子的，我把自己给“边缘化”了。

我拿了一单业务后，不见其他人采取后续的行动，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可做，唱工都不错，做工却差强人意。出去跑业务的，每次空手而归；参加投标，又不注意重要环节、细枝末节，中不了标。这样下去公司维持不了多久，关门是迟早的事。屈董事长他有自己的本业——赣英水泥厂，他平时也不在财富广场坐班，不过他比我来的次数要多得多。突然一天，他来找我商量转让公司的事，他问我要不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后来公司要转让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没有意见。这个转让亦真亦幻，真假难辨，我懒得去探究，因为散伙是我巴不得的。散伙协议要签，我立马就签，毫不犹豫。财富广场那间小小的写字间，虽然居高临下，鸟瞰宏伟的八一广场，全景尽收眼底，风水好得不得了，但我早就失去了对那里的兴趣。

使我大伤脑筋的事是，我好不容易拿到一单几十万的业务项目，而且业主痛痛快快付了全款给公司，公司却拖着不付款给施工单位(包工头)，连供货商的款也拖着不付。这下弄得我里外不好做人，包工头和供货商一次次来找我，我烦透了。我能不着急生气吗？

后来债权债务的事是怎么了结的，我不知道。听说基特利是转让给某某，我走了后，他们去经营“汽车节油器”，结果没搞成。这时屈金伸也退出来了，这回是真的转让给了某某。再后来，由于屈没得到足额的转让费，他与某某也打起了官司。

凭良心说，屈邀我们合伙办公司，完全出于好意，有人出了股本金，我几乎没什么负担，是干股。而且屈金伸自掏腰包，购置一辆“广本”小车供大家用，应该说，他对得起大家。至于他应得的转让费最后没有全额得到，不管基于什么情况，债务人是不对的。  屈金伸是我的好朋友，彼此关系一向很好。他原是新建县粮食系统的下岗职工，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后加入民进，由于我力荐，他去民进南昌市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也是他很想去的一个地方。进机关以后，由于工作勤勉，肯动脑子，在发展机关经济收益方面出力不少，很得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会主委张富和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刘运来的赏识。在机关他长了见识，得到了锻炼，积累了较丰富的人脉资源。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想进城的就一心想冲进去，进去了过一阵子又想冲出来。这就是名著《围城》里描写的人生。后来屈金伸考虑到他本人的兴趣和专长还是在经济领域，感觉机关这个平台空间还是有限，他决定自主创业，经细心论证，便贷了一笔款去上高县办水泥厂。一办就发了，完成了原始积累，最后成为该县的一位纳税大户，他当选为宜春市政协委员。接着，他在高安市又与人合股办赣英水泥厂。连续几年下来，企业越做越好，“赣英”成为一个品牌，产品打进了南昌红谷滩新建设城区工地。

屈金伸不忘在民进机关工作的日子，他多次回到他心中的“家”——省市民进机关，探望过去的同事，并请省市机关全体同志上酒楼欢聚。机关的同志们都说，屈金伸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人情味儿。

在屈金伸办水泥厂发财的时候，我儿子雪川在南昌按揭了那套住房。第二年，即2003年开始装修，家里贷了款筹足了首付的钱，装修的钱就不够了。屈金伸得知情况后问我需不需要他支援一下。我说可以。他问我要多少。我说两万吧。他说恐怕不够吧，再给一万。就这样他借给我三万，连借条都不让我打(后来我还了他)。

这就是我与屈金伸过去的一段关系。

说实在的，屈金伸办基特利是个好心的失误。他的主业是水泥，对他而言，基特利的损失虽小，但那点钱也是他的血汗换来的。他为基特利的债务纠纷打官司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通过在北京上层运作得到极佳的国际经济信息和绿色通道，决定见好就收，退出赣英水泥，把所得投向非洲某国去发展事业，既做房地产，又做汽车业，宏图大展，前程可观。

在那个短命的基特利待的几个月，我所得到的只有一个教训：人生在世，有的人可以做朋友，有的人是同学，有的人是战友，有的人是过去的领导，但不一定能够在同一单位共事或合作做生意。是朋友、同学、战友和领导，就一生交往下去，最好君子之交淡如水，把功利摆在一边，千万不要去蹬市场的浑水。如今在生意场上，连父子反目、兄弟结仇的事都不鲜见，况朋友、同学、战友和领导乎？

活着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提高警惕却是第一位的！

世间风水轮流转。从人际关系上来说，退下后有时确有世态炎凉之感，人际圈子理所当然进入了“减法”的运作期。除了一些向有私交的同学、学生和过去交情颇深的老部下，的确没有几个能与你保持往来了。这是不少退下来的老干部的觉悟：过去在台上时之所以有人对你有几分尊重或黏你或跟你套近乎，因他有角逐名利场的需要。一旦人走茶必凉，人际圈子很现实，功利色彩就这么浓。有些眼睛势利的人，甚至过河拆桥。有的人变脸快，把过去对你的尊重和谦卑，变为如今对你的矜持和怠慢，在一些场合不屑将你挂上他的眼角，甚至会毫不客气打断你的发言。还有原先是普通干部现在升了官的更是八卦得不得了。有些老干部就遭遇过上述这样的一些不快。  有一位退下来的高干H告诉我，他没退前曾帮过某人的忙，退下来后，一次H有事找他，那时这人还在职，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抬头一见，连身子都不欠一下，没有“好久不见，你来了”的照应，不冷不热问道：“你有什么事？”H道出原委，却是对壁呵气，他“这个嘛”“那个嘛”官腔十足，最后来两下脚下功夫——把皮球踢出去了。还有的领导不能说他不热情，你找他，他客客气气，你说他也听，但那是敷衍，几回来往，结果还是把你“拎到门角落里去蹲着”。

现实就是如此，除了亲朋好友，人际关系基本上是互为利用的交易性的，自扫门前雪。当然也有保持崇高操守的像春天般温暖的好同志，但不会百分百的人都这样，否则上头也不会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了。所以嘛，今日既然你退下来了，你跟以前的人已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的名字已是一个空号了，不算老几了，谁也“HOLD”不住了。如指望谁再惦记你，未免太天真、太傻×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纵然曲高和寡，不受待见，自己千万不能二。遇到一点麻烦事，要想得开，这有益健康，太郁闷会招致阴虚“痰湿”，大损健康，还是有一点阿Q精神好。

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很自觉，除非碰到自己无能为力要解决的大事，一般都不会去麻烦在位的领导。当然，也并非说老干部退下来了，就到了穷途末日，也有认真执行老干部政策的在职领导，有事找他们，如大病医疗费报销和住房设施损坏之类的问题，也都能得到解决。例如县人大主任徐才宝得知80高龄的老领导叶忠祥房子遭损，立即派人去修理，无须老人动弹半步。

有几位领导念我毕竟在官场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对我还很尊重，也很有正义感。为我家的房子被他人非法侵占8年的问题我找到一位市领导，他热情接待我，在我的报告上签下关于要维护我家合法权益的批示给了新任的县长黄耀华，黄县长委派副县长陈子柠具体牵头处理，成立工作组对事情真相进行调查。这个过程有点漫长。不管事情结果如何，我仍然相信作为政府不会将之视为儿戏。不过毕竟这还是个悬念，让我及关心我的人拭目以待。

现在算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虽然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很激烈，党和政府也是看到了的。再说，离退休的干部毕竟比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平头百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老百姓如有利益诉求上访，有时连腿都要跑断。在此奉劝台上人，还是要多想民生、顾民生、干民生，多栽花少栽刺，多行善少积怨。要想想自己终将有退下来的一日，最终的结果彼此一样，殊途同归。再进一步往死里说，但凡去参加过逝世领导同志遗体告别的人，基本上都会触景生情，慨叹生命的短促。

有几次走在乡间荒山野岭，当见到清代、民国死人坟茔前修缮甚好的坟墓，端详其碑文，我就会有一番想象感慨，此地下某公生前肯定荣华富贵风光一生，然到头来他们什么也没带走，最后落寂在这荒无人烟的空旷之地，一躺就几十上百年。至于他们的后代长进如何，那就不知道了。最近县里退休老干部曾国辉因病去世，享年79岁。我发短信(唁电)给他长子道：“国有良臣走无憾，辉披后世容乃大。”以寄托我的哀思。这位曾家的长子，也是一个出息的、有成就的县领导，承有先父的遗风。鉴于上述种种，对于“后死者”的芸芸众生来讲，既然人生最后的归宿都奔向一个目的地，活着时，特别是人到暮年时，除非遭遇重大而又特别大的事，过日子就大可不必闷骚，别再去跟什么人较真了！  那些“还想再活五百年”的人，不要痴人说梦话。还须实事求是，好好珍惜还活着的每一天吧！做平民仍可干点有益于养生的小事呢，好就好在这里，愿干多少就干多少，没有任何约束羁绊，不必向任何人汇报请示什么，充分享受生活，过好生活的每一天。自己过得好好的，身心健康，不至于拖累子女，不给单位领导添麻烦，大家都好，就叫真好！

要知道，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芝麻官过日子，比退下来深居简出的高官自由，没有心理包袱，没有安全问题，没有出行的随从，不必蜗居在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挤公交车不要不好意思，而且是老头子，一般来说会有人让座，扒手一般也都会放老头一马。打的坐在车里，这是个城市的流动窗口，跟司机唠唠嗑，因萍水相逢，彼此无须提防，听司机发发牢骚，能获得闻所未闻的民意信息，我很乐意听北京、上海、青岛的士司机侃时政。如有条件，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出境、出国不再需要单位批准，与老同学结伴，携上老伴，爱上哪里去哪里，欣赏异国风情……在这个没有纷扰的人际关系的空间里，不涉及差旅费报销问题，不占公家便宜，不需要谁接待，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完完全全的自由身子。辛苦了一辈子，时不我待，为陶冶情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该享受的就享受。

说到享受，最好不要自己偷着乐，例如出外旅游，一个人独行没意思，携老伴同行还不够，能邀上几个知’心好友一道，大家一起来分享大乐子，把一个乐子掰成几个大乐子，该多好！

四

哲人说，不同阶段的人生，理应有不同的追求。

2011年l2月看了东方卫视一期“中国达人秀”专场。一位火锅店里打工妹一曲曲仿“男中音”歌唱，一位赢得年轻美女爱情的胖子“烧烤哥”自弹自唱一曲原创歌，一对来自广西热带雨林的美丽两姐妹献上以大象动作节奏为背景的委婉一曲，寄语天上的德国植物学家爸爸，三位小媳妇跳起优美的肚皮舞，其中尤以来自韩国的“准中国媳妇”才貌俱佳，还有一位因伤病下岗现在摆地摊的原杂技演员献上了高空呼啦圈杂技表演，以及两个来自加拿大马戏团的中国小伙子高难度肢体力量表演，这些精彩绝伦的节目，引得全场观众激动得起立鼓掌，有的含泪，有的欢呼，评委黄舒俊、倪萍和周立波一致喊“YES”。我很少为娱乐节目震撼过，更少流过泪，即便是“春晚”，除了聋哑女孩的舞蹈《千手观音》等节目，真的很少被感动。但我这次被“中国达人秀”舞台上这些普通人孜孜追求梦想的精神彻底征服了。这是一群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他们呈现给国人一瞬间的精彩，成就了留在大家心里永存的传奇。看过“中国达人秀”里先先后后出现过的各个年龄段的人，人们都要问一问自己，人该怎么活着。

有人这样划分人生半百以后的生活：50岁是悠闲人生的开始，60岁向往的是精致而优雅的生活，70岁时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些年来，我个人的事业基本上顺风顺水，家庭生活质量慢慢提升。生命在于运动，趁现在“尚能饭”，脑子尚管用，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生活规律是：早晚各按摩和散步累计一个半小时，读书看报上网，帮人搞搞策划，必要的应酬交际每周参加一两次，外出旅游每年一两次，因为有了生活的积淀，这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总之，以此来养身、养脑、养心，避祸求福，有道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五

近年来，我时时会想起年轻时的同事、朋友黄真华。他是教师出身，颇有才气。他一生性格耿直又倔强，性格急躁。那年代他年轻气盛，就如鲁迅说的那样：“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文革”时的他，无限崇拜领袖，誓死捍卫领袖，是个激进的热血青年。

“文革”后期黄真华遭了一些罪，被“极左”人士列为“三查”对象，投到“牛棚”接受改造。粉碎“四人帮”后，经过组织审查，认定他在“文革”中属于“受蒙蔽的”，并得到妥善安排，再度焕发青春，教师、校长都当得意气风发，一路走得不错。喜欢舞文弄墨的他，最后去省教育出版社做编辑、编审。退休后他在南昌自家与北京儿子家、南京女儿家三头住，每天喝几盅，看看书会会朋友，生活过得悠闲自在。

然而，祸事降临。前几年在北京，他突然患脑梗，虽经治疗，但有一边的腿和手还是瘫了。在家养病这几年，他潜心做两件事，一是研习禅学，钻进去出不来了，渐渐大彻大悟，看破了红尘往事，现在所觉四大皆空，对事待人，善待善哉；二是从禅学的视角，记录下他所经历过的往事、所接触的各色人等及养病中调理身心的心得，汇编成书《回望》、《随缘》两本，共计19万字。2011年又出版25万字新著《止于至善》，表述的是他读了《论语》和《道德经》的心得，视角不同，值得一读。前两本，字里行间哲理佛学交融，剖人析事，入木三分。在书中他说，自己一生中吃了太多的鱼，他身后的骨灰要家人抛到赣江去喂鱼。真是这方水土养了他这个人。可谓：古来何物是经纶，一江清水了此生。

我看他送给我的书，一般是在上了床睡觉前翻翻读读，特别是他写“文革”时在樵舍中学和下放农场经历的事，有的事件中我也是主角儿，看了很有感慨，夜深人静的时候，嘘叹几声，心潮难平。像章伯钧女儿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书名一样，我们共同经历的事并不如烟，皆已沉淀在生命里，无须闭眼稍想，历历在目矣！

一个人往往在遭遇大劫难之后才倍觉生命的可贵，才有对人生的彻悟，真华老弟的彻悟还不算晚。我跟他多年没有往来，他生病后我才听人说起，他的书也是托人送来给我的。我想去看他，他老人家和老伴却长住在北京的儿子牛牛家里。后来女儿生了孩子，老两口又住在南京女儿家。说到他那从事出版事业的儿子牛牛，还是我妻子过去的一位得意门生，她很喜欢他。他的书给了我很好的启示。我国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全民信仰宗教，但民间有很多人信佛。我不是佛教徒，却敬畏佛。走进任何一座寺庙，我对大雄宝殿的佛像虔诚无比，作揖祈福。不信佛不要紧，但学习有关佛学方面的知‘识还是好的，有百利无一害。在这方面，我要向真华老人家学习，看破一切。

六

我向来是个文学爱好者。从读高中起，我写的字就不时发表在报纸上，从豆干块的新闻报道起步，再到带点文学味儿的特写和散文，参加工作后开始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文艺评论，参政从政期间还主编和编辑地方文史资料及部门史志，间或发表一些散记和政论文，这一趟走下来就五十多个春秋了。期间，除了我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重要版面上的短篇小说《从南疆飞来的银鸽》的责编、作家秦文君给我写过亲笔信外，没有和其他编辑联系过。对这些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的编辑，我一直视他们是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后才俊”。

于是我没通过谁推荐，自作主张又把耗一年时间完成的《芝麻官随想》发给出版社，没想到仅隔三天便有了积极回应，那会儿我正在福建，接到策划编辑汪毓楠来电，说书稿可用，但要调整。这个好办，调整没有什么难度。从闽返赣的第二天立即上Q0与汪毓楠联系。我被告知，根据他已初步策划及压缩内容的设计，我只管做两件事：按小标题扩充分析，加大分析议论部分，丰富相应的例子。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读者的喜好，把读者面扩大，使无论哪个行业的人看了你的书定有所得。他很有信心地说，此书肯定能在《苦主》出版前推出。

从2012年4月17日到6月8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把全稿20多万字弄好了。期间我俩六次在OQ交流沟通，就这样采取“吃萝卜吃一节剥一节”的办法，他每发来附有他意见的一章，我就弄好一章发过去，每次他看了都说“好”“平整”“改得非常好”“题目传神”等等，他每次总忘不了说“张老师辛苦了”，我每改完一章，他就让我休息几日。

我俩在线谈到其中一篇故事里的主人公丁冲嗜酒的这个细节，我问他能不能喝一口，他说能喝那么一点。我说我也能喝一点，但比老丁的酒量差多了。他说老丁是个老实人。我说，将来有机会去北京我请你，我们就做个忘年交吧！他谦虚地说，感到荣幸之至！每一次这样的交流沟通，都让我感到心情愉悦，看来汪毓楠也是个性情中人。他所做的这些剪裁般的策划工作，就是为了使我能够在下笔时做到精益求精，使读者能看到“最爱看”的东西。6月8日上午我把全稿发去，他立马浏览一遍，评价甚高：“非常好”，说接下来书稿马上进入编辑流程。最后轮到我润色文字，那就是轻快的活了。如此高效率高规范作业，对我是一种“敬业教育”；如此温情脉脉的尊重、体谅，并帮助作者，也使我非常感动。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芝麻官随想》顺利付梓，得益出版社编辑的倾情护理和精心助产。至于本书投放市场后的社会效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反应平平，我也相当满足的了。因为写作的过程就已很享受了。总之，我十分感谢出版人为之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们给予我热心真诚的帮助，使我的拙作得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