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像稚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相比。

刘仲敬专著的《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

大多数著作对执政府尴尬的宪法地位（这是危机的直接原因）视若无睹。亚里士多德或马基雅维利不可能如此迟钝，对哪怕是最短命、最无足轻重的宪法实验不予理睬。

《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与这条线索有关的事件才详细记录，否则予以忽视。因此，与大多数著作相反，刘仲敬专著的《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录重要得多。

碧海桑田，秋声杜宇(序)

一、新军篇

二、军兴篇

三、立宪篇

四、行宪篇

五、癸丑篇

六、僭主篇

七、重光篇

八、残照篇

九、回光篇

十、虞渊篇

十一、革命编年史

十二、法统编年史

参考文献

二、军兴篇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室颁铁路国有化诏书。四月二十二（五月二十日），诏准四国银行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五月二十一（六月十七日），川汉股东成立“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九（九月一日），川路股东大会议决：全蜀抗粮抗捐。七月十五（九月七日），北，川督赵季和（尔丰）单方面解散省咨议局，劫持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诸人。蜀父老哭于督衙，巡防营护主，屠成都，街市一空。城闭，侦骑四出。同志会匿者削木为纸，沥血为墨，投诸锦江，告变各郡。七月十七（九月九日），北廷电令取缔保路同志会，着赵督“切实弹压”，君臣之义尽矣。诸郡绅粮抗旨，兴保路同志军，官军拥孤城，电线驿运皆绝。七月二十（九月十二日），端午桥（方）奉朝命统鄂军劲锐人蜀，旋为部将蜀绅诛于资州，而汉上空矣。八月初四（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全蜀大震。彭、眉、温、崇、简、嘉，叙次第相应，府县命官弃印走避。民军会于下渡口，官军败绩。

初（光绪二十二年），北廷特设铁路总公司，以盛杏荪为督办铁路大臣，借债兴路，无与民间事。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上书，请以租股代外债，稍挽利权外溢之势，士论景从，以为谋国之忠。越明年，张文襄从王先谦议，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借经济民族主义勃兴之势，铁路华款商办蔚然成风，与国会请愿同为士绅政治觉醒首期表现。成效最著者，莫如汤寿潜沪杭铁路，此亦苏浙经济成熟、士绅壮大之显例。不幸内地各省，无此条件。粤川两路，空账累累，势成不了之局。宣统二年，徐菊人去位．盛氏复主邮传部，重谈铁路国有，商股补偿规划，不出官商宫市传统，“半匹红绡一丈绫”耳。尤犯蜀绅之怒者，蜀款仅折粤款六成。小道流言，盖畏粤东党人刁民之众而谓蜀人驯善易与也。蜀地素号富实，民风保守不与立宪革命，竞有孤注先发之雄，殆为此耳。

杏荪素有巧宦之名，亦官亦商。生财妙道，首在借官势逐退竞争对手如徐润等；转嫁自身亏累于国库，如法越之役招商局案；衔天宪勒逼民间投资者，如保路事。历事三朝，周旋两相，一日无官，惶惶如也。凡彼经营，无不公私皆贫而官独富。此辈享一日之荣，民间资本一日无望，尚有许以近世布尔乔亚先驱者，岂不谬哉！辛亥之变，机关算尽，反误卿卿，身负南北通缉，名列君民罪魁。正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曾无丝毫之枉。可叹者，前车已覆，来者方多，其道尚有绵延之势。

蜀议绅进退之度，付诸公论，而后集会，而后抗税，而后请愿，而后乞于民众，非经诛戮，决不以力相报，深合立宪之道，虽长期国会三级会议，蔑以复加。北廷稍有对话诚意，必有双赢之美，皇统之福也。不幸彼之举措，自始不外勒兵待变。去王人文，用赵季和，以科举儒臣畏清议念桑梓，断难以雷霆手段大张天威，岂如汉军旗人本我家奴，绝无外心，征康屠藏，不避喋血也。庙算定于是，天道报于是，恃新军者亡于新军，夫复何怨？张文襄入阁，危言直省民变可虞，摄政王笑日：“有新军在。”之洞吐血而退，垂危，王临张宅，之洞唯垂泪数行，无复一语。王归，乃太息“亡国之君”者数，旋卒。国之将亡，不出于自伐者鲜矣。

宣统三年八月十八（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俄租界炸弹案破获，汉上官厅决意清查新军。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新军入督衙，瑞抚张镇走江上。八月二十（十月十一日），变军推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八月二十一（十月十二日），民军克复汉阳汉口，詹大悲自立汉口军政分府。八月二十三（十月十四日），北廷发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八月二十六（十月十七日），鄂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八月二十七（十月十八日），外蒙宣告独立。八月二十八（十月十九日），刘家庙之役，清军败绩。

文学社加盟革命，极具业余性质，反侦察意识薄弱，势将为布尔什维克所笑。可见中产良家子极不适于密谋造反，开国帝王必出流氓黑帮，有其“存在合理性”。兵变之起，多因军中盛传官府已据有党人名册，全军政审殆无可免。以华人传统，难以信赖官厅不罔不纵之德。为身家计，与其坐待大狱，何如孤注先发？（此即苏峻起兵“宁在山头望廷尉，不在廷尉望山头”之意）以革命功成人人邀赏之日最夸张估计，革命党各派（未必协调一致）及同情者（未必不为观潮派）不超过新军三分之一。若无大索之事，起义胜算绝不优于黄花岗。清室之亡，浅而言之，可谓亡于其自伤技术高于革命党劣质炸弹；统而言之，实系秦政防猜之术再度（既非首度亦非末次）完成其设定功能。

……

P9－11

迄今为止，民国历史著述的特点是：从来不缺资料，但厘清线索和脉络极其困难。有价值的研究只有两类。其一，各种非常细节的专题。其二，以政治斗争、军事行动、国族认同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两种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读者无法看出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跟其他时期有什么区别。如果对照世界史和英美正统史学，立刻可以发现：其中缺少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的历史。

宪制演变恰好是民国时期的最大特点和主要线索。

周秦之变以后，中国政体凝固于帝制一官僚政体。二千年来，只有细节上的修订。

民国却像雅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中国在这段时间设计和施行的宪制，多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总和。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相比。然而，大多数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跟朱元璋、张士诚争夺权威的战争毫无区别。如果美国作者把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写成华盛顿和林肯南征北战的历史，不提或很少提制宪会议或州权问题，没有人会感到满意。然而，相对应的中国著作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以“三一八”事件为例，相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种程度——组织者、学生领袖和舆论领袖每一天的所作所为都无所遁形。可是，大多数著作对执政府尴尬的宪法地位（这是危机的直接原因）视若无睹。亚里士多德或马基雅维利不可能如此迟钝，对哪怕是最短命、最无足轻重的宪法实验不予理睬。

本书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与这条线索有关的事件才详细记录，否则予以忽视。因此，与大多数著作相反，本书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录重要得多。

粗略地说，民国宪制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辛亥以后各种建立宪制政体的蓝图。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包括复辟者）无一反对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宪制蓝图强加于人（争夺法统）。其二，执政府废除法统，广州护法政府改组为党国革命政府。中国进入革命时期。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无一反对革命。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革命路线图强加于．人。其三，国民政府单方面结束训政和行宪的行动导致了中国的长期内战和分裂。此后，孙文的革命路线图（从训政到宪政）在他没有考虑过的地方施行。从技术上讲，这种宪制演变总结了辛亥以来的宪法实验，同时使中国的权力对立变成了宪法性分歧。这种分歧将会牵动中国和东亚的深层结构，但本书叙事的时间段就在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