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7岁之际，我开始写备忘录，叙述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和这些事发生的日期，供自己参考，也让家人知晓。
据我父亲家里人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威尔士，从英国最高的斯诺登山附近来到这里的。我曾经在判例汇编中看到过威尔士的一个案件，其中一个和我们同姓的人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另一个姓同样姓的人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一名干事。我在那个地区碰到过这个姓的只有这两次。我在我们的早期档案中也看到过这个姓，但是在我的祖先当中我掌握确切材料的只有我祖父一人，他住在切斯特菲尔德一个叫做奥兹博恩的地方，他拥有的土地后来成为教区教会的附属地。他有三个儿子：托马斯夭折；费尔德定居于罗阿诺克水域，留下许多子孙后代；我父亲彼得则定居于目前仍归我所有的土地上，称为沙德韦尔，与我目前的住宅毗连。我父亲生于1707／8年2月29日，1739年娶艾沙姆·伦道夫的19岁女儿简·伦道夫为妻，艾沙姆兄弟7人，定居于古契兰县邓琴奈斯的地方。他们的家谱可远溯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每个人都把他选择的信仰和价值归因于此。
我父亲幼年失学，但由于意志坚强，判断正确，求知欲强，他读了很多书，大大地提高了自己，以致有关方面聘请他与威廉和玛丽学院数理教授乔舒亚·弗赖伊一起继续进行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之间边界的勘查工作，这项工作是由伯德上校开始的；后来又与同一位弗赖伊先生一起绘制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以前由史密斯j=尉绘制的地图仅是一张主观臆测的草图而已。他们对蓝岭下游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料，当时对那个山岭以外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他是我目前居住地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开拓者，时间大约在1737年。他于1757年8月17日去世，我母亲寡居一直活到1776年，生有6女2子，我是长子。他把他在詹姆斯河畔的地产遗留给我的弟弟，这宗产业以家族假定的出生地斯诺登命名；遗留给我的是我出生并居住在那里的土地。
我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英语学校，9岁进了拉丁语学校，我在那里就读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教我法语；我父亲去世后，我继续向牧师莫里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学者——学了两年；然后，1760年春，又进入威廉和玛丽学院读了两年。当时的数理教授是苏格兰的威廉·斯莫尔博士，他对大多数实用科学造诣都很深，有可喜的传授才能，作风正派，心胸豁达，这对我实属万幸，或许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对我来说最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对我产生了好感，学校不上课时，每日与我为伍；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对科学的发展以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统有了初步认识。我入学不久，哲学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暂时填补这个空缺；在那所学院中，他是定时讲授伦理、修辞和纯文学的第一人。他于1762年返回欧洲，在此以前他对我宠爱倍加，让他最亲密的朋友乔治·威思接受我作为他指导下的法律学生，并介绍我与总督福基尔相识，和他共同进餐，福基尔是历来担任此职最得力的一位。福基尔、斯莫尔博士和威思先生——他的两个挚友——还有我本人，结成一个四人集团，这些聚会上的习惯性谈话使我得益匪浅。威思先生始终是我青年时期忠实的、受爱戴的导师，也是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响下，我在殖民地法院当律师，我在那里一直干到革命爆发，法院关门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县选举为议会议员，任职至革命关闭议会为止。我在议会里曾力求通过一项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决。确实，在帝王政府时期，任何一件开明的事都休想获得成功。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习惯地认为我们必须在一切有关政权的问题上服从母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母国的利益，除母国的宗教外对其他一切宗教都应该坚决抵制。我们的议员的麻烦在于习惯和绝望，而不在于思考和信念。经验立即证明，一要求他们进行思考，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利问题上。但是作为议会义一个院行动的国王参议会，是靠国王的意志保持他们的席位的，而且最卑贱地服从那个意志；对我们的立法有否决权的总督，也是以同样的条件任职的，对国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国王掌握的否决权使每一个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马撒·斯克尔顿结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尔顿的遗孀、约翰·韦尔斯的女儿，时年23岁。韦尔斯先生是个业务繁忙的律师，其所以繁忙，与其说是因为他专业知识出类拔萃，不如说是因为他异常勤奋守时，办事十分麻利。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伴侣，诙谐有趣，脾气也好，在一切社交场合都受欢迎。他积攒了一宗可观的家财，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个女儿，遗留给杰斐逊夫人的那部分财产，在还清巨额债务后，约等于我自己继承的财产，从而使我们富裕安乐程度倍增。
当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税法决议提出时，我还是威廉斯堡一名攻习法律的学生。不过我在下议院走廊门外旁听了辩论，聆听了亨利先生作为一位天才演说家的精彩发挥。这些演说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从任何其他人那里从未听到过。依我看，他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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