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见证民国教育变迁，烛照当下教育危机。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垂范世人。薪火传承，有赖先生。社会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鼎力推荐。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民国时期的先生们都是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精气神的人物，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这些先生们都有着自己的悲喜与无奈，以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独特感受，《所谓先生》这本书里辑录的先生们的事迹和言论，作者朱平不做任何评判，不美化，亦不存偏见，力图通过种种的细节，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在阅读界的影响，当时真的是全社会的影响，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所谓先生》由朱平编著。

有时候一种称谓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语言学的变迁，更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60年来，我们孜孜以求，毁词不倦——“小姐”率先沦陷；“同志”躺着中枪。“教授”危如累卵；“先生”所幸未亡。

先生者，古之曰“师”，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先生的存废，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薪火相传、风格赓续，有赖先生。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然而如今，真正能配得上“先生”这一称呼的人屈指可数。社会在进步，物质在累聚，“先生”却付之阙如。好在我们还有回忆可以温暖，还有“民国先生”聊以慰藉。今天，我们为什么怀恋民国先生？在那个厉兵秣马、云波诡谲的时代,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先生，才一直让我们念念在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所谓先生》以民国为纬，以先生为经，选取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马相伯、梅贻琦、晏阳初、陈寅恪、钱穆等26位民国先生，力图通过他们的言语行状，描摹出一袭民国先生的剪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为学问者的专注与执著，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从而给当下的中国教育以积极的镜鉴作用：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重铸诸夏，熠熠皇皇。

涵泳今古，盗火西方。

薪火赓续，先生永光。

噫吁呼伟哉我中华先生！民国千古！先生万岁！！

PART 1 启蒙者

梁启超：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司徒雷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民主终会开花结果

晏阳初：除文盲，做新民

PART 2 翻译东西

严复：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

张元济：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林纾：意境者，文之母也

辜鸿铭：“你们的英语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

PART 3 现代学术之建立

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玄同：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金岳霖：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李济：考古须：有问题、有方法、有耐性、精准、无成见

PART 4 在孤独中坚守

黄侃：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

刘文典：一字之微，征及万卷

钱穆：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PART 5 医身体还是医灵魂？

刘半农：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梁实秋：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丰子恺：艺术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

PART 6 政治践行者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章太炎：张扬国粹，反对束缚

于右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年名

民国先生群像

主要参考文献

胡适满三岁零几个月时，就被母亲送到四叔胡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虽然那时的胡适身体太小，必须被先生抱着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要下来还得别人抱下来，但他在学堂里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他在进学堂之前就已认得一千字。

胡适幼年时很得父亲钟爱，不到3岁时，父亲就把教胡适母亲的红纸方字拿来教小胡适认字，“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温习她的熟字”，“（父亲）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离开台湾时，胡适的母亲认得近干字，胡适也认得七百多字。那些方字都是他父亲亲手写的楷字，胡适的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纪念”。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了幼年时在母亲的教导之下的九年生活，直到14岁离开家之后。他说：“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在《先母行述》中提到他母亲忍耐的本领：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几十年。以少年做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

胡适刚进族叔胡介如先生的学堂念书时，他的“同班”只有老师兼四叔的儿子胡嗣秫，这个唯一的同学是个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的孩子，不喜欢念书，所以常常是胡适自己一个人念，直到天黑才回家。

胡适小时候“不大觉得念书是苦差事”，所以“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旧式教育的不合理。

对于中国旧式教育制度，胡适在《慈幼问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绘：“中国的小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里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

胡适从小对读书有兴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母亲的“红包制度”。别的小孩学费只是两元，老师对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因为光念不讲，所以学生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只好做了“赖学胚”。而胡适的母亲很渴望他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了”。

胡适的母亲受到胡适父亲的影响，特别嘱咐先生为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所以胡适在进学堂之前，先认得的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里虽然有许多是乡里的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胡适母亲增加学金，使胡适受到“特别待遇”的结果，便是在知识上比一般小孩子占了大便宜，使他在年仅9岁时就能看《水浒传》。这部书，为胡适的童年生活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也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对于这段大量看小说的时间，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回忆道：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我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常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经有三十多部小说了。

1958年，胡适在“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时说道：“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就这样的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到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在胡适的心里，母亲既是慈母，又是严师。胡适曾记述小时候，“每天天刚亮，我的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多久了。她看到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用功读书”。胡适的母亲，23岁就守寡，所以她常常对小胡适说起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胡适母亲教育孩子的法子很奇妙，“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了错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严厉的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处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李敖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因为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而丢面子。

胡适小时候身体很弱，“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不能跟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他母亲也不准他和其他孩子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们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胡适之父）的小儿子叫作糜先生了”。

P22-25

那些离散的背影

为什么重返历史的愿望往往在最该前行的时候显得越来越强烈？谁又能贸然走进历史，在滚滚尘埃里发现自己血脉的底蕴？和伟人对话或者精神对接的时候，人们大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往往，夜半闲读或者三五友朋围炉夜话时，免不了就会牵扯到历史的某个细节，比如刘伶的酒壶和牛车、嵇康的铁匠炉和正始玄学或者辜鸿铭的辫子及对裹脚味的迷恋，诸如此类。还是往往，在扯到历史细节的时候，都免不了慨叹历史这个大筛子，粗枝大叶得实在厉害，那些生动鲜活的东西多半被弃之不顾，留下了框架不像框架、骨骼不像骨骼的那个粗疏的脉络，任不肖之徒任意填充私货，于是历史就成了肌理模糊、筋骨扭曲的怪胎，而历史人物的面目则因识者之描摹妆扮，彼时此时之间竟面目全非。特别是近现代人物，历经历史巨筛的反复振荡、翻检，留下来的只是一系列臧否微词，鲜有本相原貌，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人，忽而为唯心主义代表，恨不得使之遗臭万年，转而又是立宪大纛，乘风御奔于天幕，更有李济先生这样的绝世奇才，如一颗巨大的历史遗珠，竟在尘埃里被埋没半个世纪，直至21世纪才被发现重提！

难道历史仅仅是根据当代的需要而不断变脸的戏子？难道真如胡适先生所言的是一个小姑娘？

当黄仁宇将如椽巨笔深入历史细节的时候，《万历十五年》之生命复活、《黄河青山》之血泪耕织，让我们回到历史成为了可能。但黄先生毕竟是史家，他的小叙述构架的是大历史，事、时、人的三维组合，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向性维度，那就是如河流般的历史演进态势，一般性描述无法抵达的那个历史内在逻辑，因而在他感性的叙述里，我们能够发现理性的力量。

如果作为一个远未抵达史家深度的普通人，我们的怀旧或者回到历史，应该是另外的情形，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大约就是情形中之一种。我们一直在寻找历史故事或者故人，寻找故事的目的在于为大历史填充我们自己看来有趣的骨血。而寻找故人，除了在森林里寻找某棵长相怪异的树木所处的位置外，我们还想看看那根须的模样，以及他们那怪异的枝丫在历史天空中呈现何种姿态，风过雨过，他们又怎样为我们留下挣扎的投影。于是这本书开始在他们行状与言论中将故人融入故事之中，并不刻意地坚持某种史学态度，也不见得仅仅是为了事无巨细。在我看来，编者朱女士的集萃也好，淘沙也罢，其结构之技巧虽显得笨拙，相同的编排方式略感呆板，但最大的启示在于一种知人论世的严谨态度，本不是史家就不必以史家之涂抹能事示人。就这一点看，让人物自己演出自己的人生，自己说出自己的话，并不是所有史家都能做到的，因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一个并不规则的故人方阵，没有打扮，也没有雷同。

当然，这本书的内涵远远不是历史态度，而是“所谓先生”的提法。在这个提法里，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作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的仰慕。汪修荣在《民国教授往事》一书的“后记”中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这个只是群体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许多人间传奇，至今仍高山仰止，令人兴叹。”我认为这也道出了朱女士一半的心情，她另一半的心情或许较为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清晰，那就是为那些离散的背影做一个简单挽留。虽然这个挽留是比较无力的，但是，我依然相信，她的写作行进在有着未来的轨道上！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红岩》杂志编委 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