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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编著的《恺撒战记·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

《恺撒战记·高卢战记》全书共八卷，记述了公元前58年至前50年之间，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远征高卢的作战经历。前七卷是恺撒本人写的，为公元前58年至前52年的征战事迹；第八卷是恺撒的幕僚伊尔久斯·潘沙在恺撒被刺之后，补述的接下来两年间的征战事迹。

《恺撒战记·高卢战记》中恺撒记述的第一手资料是关于高卢地区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又因其详实的内容和清晰的文笔，本书历来深受历史和军事爱好者的推崇。

恺撒和他的《高卢战记》（代译序）

内容提要

高卢战记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述）

人名索引

邦名与部落名索引

地名索引

高卢战记 第一卷

高卢概况

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恺撒征服以前，罗马人统称作高卢的地区，指意大利的卢比孔河和比利牛斯山以北、莱茵河以西，直到大西洋的大片莽莽原野。按自然区划分，这一地区又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为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简称内高卢和外高卢）；内高卢又以柏度斯河（今波河）为界，分为河南高卢和河北高卢。恺撒这里说的全高卢，是指行省以外的外高卢。，其中一部分住着贝尔京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当地土语称作凯尔特人，我们罗马语称作高卢人的，则居住于第三部分。这些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法律互不相同。高卢人以加隆纳河（今加仑河）和阿奎丹尼人为界，以马特隆纳河及塞广纳河（今马恩河及塞纳河）和贝尔京人为界。这些人当中以贝尔京人最为好战，因为他们距离行省行省——罗马人在外高卢南部建立的奈波高卢行省的简称，以其首府在奈波城得名。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了阿罗布洛及斯族之后建立了这个行省，今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就是从拉丁文行省（Provincia）这词转来的。最远，且缺乏文化教化，不过商贩往来也少，故也不易输入酒色和奢侈品；其次是因为贝尔京人与居住于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为邻，他们双方始终争战不休。基于相同的理由，高卢人中的厄尔维提一族乃勇冠高卢其他各族，不管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或扮演侵略者的角色，该族也始终与日耳曼人交战。高卢人住的那一片土地，始于莱茵河，四周分别为加隆纳河、大洋（今大西洋）和贝尔京人的疆域所限；厄尔维提人和塞广尼人的土地则和莱茵河相接，并一路向北延伸。贝尔京人的领土自高卢的最远接界处开始，一直延伸至东北面的莱茵河下游。阿奎丹尼人则分布于加隆纳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土地上，西北部濒临与西班牙接界的大洋。

厄尔维提人中最富有且最显赫的是奥尔及托列克斯。这位贵族在马古斯·梅萨拉和马古斯·毕索执政的那1年古代罗马人纪年，大致采用两种方法：一种以传说中的罗马建城的那年（公元前753年）作为元年，依次后推，如公元1年，即记作“建城后七五四年”简写作A.U.C.754；另一种方法是以当年担任执政官的两个人的姓名作为年号，譬如，此处说梅萨拉和毕索执政的那年，即公元前61年，也就是A.U.C.693年。，野心勃勃地与邦内各显要结盟，并说服人民成群结队地背离家园，他说：“我们比周围的民族都勇猛，要取得全高卢的霸权并不是件难事。”不久，他就开始将族人引向这项企图。因为厄尔维提领土狭窄，处处受天然环境限制：一面以深阔的莱茵河与日耳曼人为界，另一面以高峻的侏罗山与塞广尼人为界，最后，又以勒茫纳斯湖和罗唐纳斯河（今日内瓦湖和隆河）与罗马行省为界。在这种环境下，他们非常不易扩张领土或征伐邻邦，这对好战成性的厄尔维提人而言真是一大苦恼：因为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又素以勇猛著称的民族而言，他们怎能任自己局促在一块长不过二百四十罗里罗里（mille passuum）——罗马人以5罗尺（pes）为1罗步（passus），1000罗步为1罗里。1罗尺合29.8厘米，1罗步合149厘米，1罗里合1490米，即1.49公里。，宽约一百八十罗里的土地上。

准备

由于这些因素的刺激，再加上奥尔及托列克斯慑人的权势和说服力，厄尔维提人决定开始筹备远征所需的一切。他们开始收购大量的牲口和车辆，播种大量谷物，以便进军途中粮秣供应充裕，并开始加强与邻邦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认为两年的时间足以完成这些准备，并立法规定第三年一定出发。奥尔及托列克斯不仅受命总理整套计划，并接下出使邻近各邦的任务。在出使的旅次当中，他唆使塞广尼人卡泰曼塔罗第斯之子卡斯提克斯夺取他父亲的王位（他的父亲执掌塞广尼多年，罗马元老院曾尊称他为罗马人之友）。他又说服爱杜依人狄维契阿古斯（爱杜依人的领袖，极受百姓爱戴）的弟弟杜诺列克斯做同样的事，为了更进一步保障他的利益，奥尔及托列克斯还把他的女儿嫁给杜诺列克斯。他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轻易地达成目的，因为我也将取得自己城邦内的最高权柄，无疑，此乃全高卢最强大而令人侧目的权柄，我一定倾尽一切资财和军队帮助你们建立政权。”由于被他的这些话所怂恿，他们彼此立下重誓，保证一旦获得城邦的主权必以三大民族的联合力量征服全高卢。厄尔维提人察觉了这项阴谋，依他们的习俗，奥尔及托列克斯必须戴上手镣脚铐答辩众人的指控，如果被认定有罪，法律将判他死刑。审讯日当天，奥尔及托列克斯将其所有的家奴、仆人都召集到受审的地方，总数达万人，此外，还把人数极为庞大的被保护者和债户也召去了，仗着这等声势他乃一时免于受审。当人民为他这种藐视法律的态度所激而准备以武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官也为此召集起大批人马之时，奥尔及托列克斯突然死了，据厄尔维提人猜测，他一定是自杀死的。

虽然奥尔及托列克斯死了，但厄尔维提人依旧努力执行其离乡他迁的计划。俟一切准备妥当，他们遂纵火焚烧自己所有的十二个城镇，四百个小市镇和村庄，以及其他私人建筑物。除随身携带的粮食之外，其余一切也一并焚毁；如此一来，既断绝了重返家园的希望，他们就只能更坚决地面对一切危险。每一个人都受命携带足够维持三个月的粮食。就连邻邦的劳拉契人、都林忌人和拉多比契人，也为他们所说服而焚毁自己的城镇和村庄，加入远征的行列。原先居住在莱茵河对岸，后来过河侵入诺列克，占据其首邑诺累耶并定居该处的波依人，也参加了这项计划。

P3-5

恺撒和他的《高卢战记》

一、恺撒崛起之前的大环境

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了非洲的迦太基，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邦国。它的版图包括意大利本土，还有海外的西西里、西班牙、马其顿和希腊，以及非洲的迦太基（相当于今日的突尼斯），往后25年，又增加了高卢南部，并接收了亚洲的柏加曼王国（今日土耳其境内包加玛城旧址）。但是随着罗马领土不断扩张而至的，却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的严重危机。自罗马与汉尼拔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意大利境内的大部分土地已不再适合种植谷物，而必须改作葡萄园、果园或农牧地，所需谷物则由非洲和其他行省输入。这时，由于罗马一再对外强征掳掠，退役军人和从各行省返国的总督、官僚带回了大批的战利品——金钱和奴隶，于是他们适可接手唯有他们才具备足够条件经营的大庄园经济。经济结构既如此剧变，意大利各地于是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其中包括工人、商人和小农。这些人口连同被释放的奴隶，形成了社会上的游民阶层，乃大量拥向罗马以寻求生活的救济和社会政策的改革。然而，由于经济冲击所招致的结果并不单纯。这时，一般意大利人和罗马盟邦，正一再要求与罗马人一样地享有罗马公民权，以分享版图扩张后带给首都的财富和威望；同时，得志的将领、大庄园的农业资本家和大商人，尤其那些负责承建道路或供应军需的承包商，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显著的地位，因为元老院是由少数贵族家庭所控制，元老、执政官和行政官吏的人选几乎全由他们一手把持；因此，这些将领、农业资本家和大商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豪阶级，全力和元老贵族阶级分庭抗礼。至此，罗马共和堪称面临了无比复杂的难局，但是它的体制本身仍维持当年台伯河畔的那一套小农社会的城邦制度：每年改选的文官政府，运转不灵的“百人议会”和“部族议会”，以及由少数豪门贵族世代垄断的元老院。

到了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名门贵族出身的格拉古兄弟（Tiberius Gracchus and Gaius Gracchus）决意牺牲贵族阶级的利益和元老院的权力，以改善多数人民的困难，并提高护民官和“部族议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结果招致元老院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格拉古倾向民主的改革终告失败。格拉古死后，共和政局逐渐掌握在三个集团手里：第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富豪阶级，第二个是元老院内反对民主改革的保守派，第三个是拥护民主改革的人士。这三个集团彼此联合利用、抗衡倾轧，尤其是第一集团联合第三集团以对抗元老院保守派，结果导致罗马共和的政治领导权旁落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手中，而无论这些将领原本属于哪个集团。

罗马共和自格拉古的民主改革之后，至此，已在政治斗争下濒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军人专权的独裁政治。

第一位将罗马共和引入独裁政治之途的是马略将军（Gaius Marius），他是一位贵族出身而主张民主改革的领袖，由于他曾平定北非的叛乱（公元前105年），又击退了日耳曼人的入侵（公元前102年），军事威望显赫一时。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政治上作了两项重大的变革：一是不顾执政官不得蝉联、必须下野十年之后才得再度竞选的法律规定，首创强人不受任期限制的先例；二是罗马军人的装备改由国家供应，敞开穷人从军之途，职业军人的势力从此崛起，而且都非常效忠他们的统帅或保护者。

公元前82年，拥护元老院保守派的年轻将军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在血腥屠杀之下扫平了马略一系的敌对势力，民主改革运动才一时沉寂下来。但是大屠杀并不能消除要求民主改革的根源，所以在苏拉不久去世之后，民主改革运动立即卷土重来。但是，虽然历经了如许波折，罗马社会依旧动荡不安，贵族共和政府益显颟顸无能，军人的专横跋扈则更是徒然削减邦国的力量。

所以到了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共和政体的情势尤为可虑。除了东有强邻进攻，西有行省割据之外，最严重的还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所领导的奴隶大暴动。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各地受到极严重的骚扰，甚至连首都罗马也由于海外粮食无法输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大暴动则使意大利本土惨受汉尼拔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祸，同时也从根本上撼摇了罗马的奴隶制度和奴隶制经济，迫使奴隶主不得不考虑变更无法保障奴隶制经济的共和政体。恺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登上了罗马政治的舞台。

二、恺撒的崛起和他的功业

恺撒（Gaius.1ulius Caesar，102 B.C.—44 B.C.）出身自一个历史悠久但已中落的贵族家庭。马略将军是他的姨父，他的妻子科涅莉亚（Cornelia）是马略的老搭档钦纳（LHeiUS Cornelius Cirma）的女儿。由于马略和钦纳是民主改革派的领袖，所以恺撒自青年时就备受贵族保守派的排挤，被迫自始只能站在民主派的一边，而逐渐成为反对贵族保守派的领袖。

公元前70年，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hus，苏拉麾下的年轻将领，苏拉死后，由元老院授命为重要的军事统帅）逼迫元老院撤销苏拉所修改的法制，并恢复护民官和“部族议会”原有的权力。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庞培征服了西亚，军事声威益形壮大，元老院唯恐庞培一再作大，乃极力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于是庞培结合民主改革派的恺撒和代表富豪阶级的罗马首富克拉苏斯（Marcus Licinius Crassus），于公元前60年订立同盟以抵制元老院，而使罗马政体呈现“三头政治”（triumvirate）的局面。公元前59年，恺撒在其他两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

罗马共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任何一派的领袖都已从实际经验中体认到，要想掌握政权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武力。因此，恺撒在执政官的任期届满之后，首先竭力争取到高卢行省担任行省长官的职位，以便在那儿训练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以作为开展政治前途的后盾；其次，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一方面固然可赢取罗马人民最尊崇的荣耀，另～方面则可从事奴隶交易以满足富豪阶级的渴求，将来也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再次，当然是可累积大笔财富以作为日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公元前85年，恺撒出师远征高卢，直到公元前49年年初，他才班师返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期间，据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希腊历史家，以英雄传记著称）说，他先后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而且恺撒和他的部属都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能在罗马广施恩泽，赈济贫民，并在意大利的许多城镇大兴土木，此举既有利于承包商，也给平民提供工作的机会。因此，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过了“三头政治”中的其他两人，尤其，他在高卢已训练出一支全罗马最能征善战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几乎只知有恺撒，不知有罗马。

恺撒的成功使克拉苏斯深受刺激，于是他在公元前53年亦赶赴东方发动对抗安息（伊朗东北部的古国）的战争，希望在那儿能获得不逊于恺撒的辉煌成就。不料，全军覆没，克拉苏斯身死异域。因此原本鼎足相峙的“三头政治”，现在就只剩下恺撒和庞培两雄并立了。由于彼此猜忌日深，加上元老院中的一些人从中挑拨离间，庞培终于和恺撒决裂，而正式归于元老院一边，成为贵族保守派赖以对抗恺撒的领袖。公元前49年，元老院训令恺撒留驻高卢，但恺撒公然反抗元老院，挟征服全高卢的声威，率领他的军团越过行省南部与意大利交界的卢比孔河（Rubicon），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率政府官员和元老院的元老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至希腊。法萨卢斯（Pharsalus）一战，庞培的主力完全被恺撒击溃，庞培再逃埃及，结果为埃及人所杀。恺撒紧接着肃清庞培在小亚细亚、北非和西班牙的余党，至公元前45年才大功告成。就实质而论，恺撒这一连串行动绝不只是在肃清庞培的势力而已，同时也是在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影响。他试图重新统一罗马，并使其转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帝国。

恺撒从接手罗马到被刺身死，前后不到四年，在这短暂的辉煌时期内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彻底摧毁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瓦解了各种议会和行政官员之间的制衡关系：他不仅自己出任“狄克推多”（dictator），又集执政官、护民官和祭司等军、政、教大权于一身。既扩大元老院的编制以容纳他的拥护者，又将元老院降贬为咨询机构，而为日后披共和体制外衣的罗马帝国开辟了“恺撒制度”（Caesarism）的道路。第二，逐步废除从罗马为一城邦霸国开始就世代因袭的种种特权：不但提升意大利各大城镇的地位使其与罗马相等，也提高各行省的地位使其与意大利相等，同时还把公民权陆续授予罗马各行省的奴隶主阶级，从而扩大、巩固了帝国统治者的基础；其实，他的这项做法早在高卢时期就已开始实施，当时，恺撒曾把公民权授予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因而引起视公民权为禁脔的罗马公民的讥评：

恺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入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

反而穿上了元老们阔边的长袍子。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大厅的庞培雕像下，为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等一群元老院的政敌们所刺杀，而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也是他姐姐的孩子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即奥古斯都，后来就在恺撒所奠定的基础上，将罗马共和改创为罗马帝国。

三、恺撒的《高卢战记》

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全书共八卷，记述公元前58至前50年之间，恺撒远征高卢的作战经过。前七卷是恺撒自己写的，记述公元前58至前52年每年的征战事迹；第八卷为续篇，是恺撒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Aulus Hirtius）在恺撒被刺之后，补述从缺那两年间的征战事迹。

关于《高卢战记》的写作过程（指前七卷），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及部族议会提出的书面汇报，所以把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至前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极可能是他先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由于政治情况的需要，才将它们整编联结成现在的形式。因为，公元前52至前51年正是恺撒敉平了维钦及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所领导的高卢大叛乱，而使高卢恢复平静的一年，但也是恺撒在罗马的地位开始逆转的一年；虽然“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斯已战死于安息，但元老院中的政敌却处心积虑要算计恺撒，庞培虽未与他正式决裂，但所采取的总是有利于己的旁观态度。在此情况下，恺撒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而《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其作用有二：一是为自己辩护，二是给身在罗马而拥护他的人，提供一套宣传提纲。

因此，恺撒谦逊地称这部书为Commentarii（意为“随记”或“手记”），以表示他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的过程中，他处处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直称“他”或“恺撒”），自首至尾以非常平静、简洁、客观的笔调述说战争的经过，而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与仁慈，也都是转述别人的看法。所以，甚至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政论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也禁不住要赞扬它“朴实、直率和雅致”，殊不知在这些朴实、直率和雅致的背后，实隐含着恺撒的许多政治烦忧。

撇开《高卢战记》成书的动机不谈，而纯就一部作品而论，其文笔清晰简朴、叙事翔实，历来很受拉丁文学爱好者的推崇。就罗马史研究而言，无疑，它是有关罗马时代的高卢之唯一的历史文献，而且参照罗马史来看《高卢战记》也有助于理解第一次“三头政治”的时代。就军事史而言，《高卢战记》除了展现一代英雄如何运筹帷幄、洞烛机先的智慧之外，也显现了他调兵遣将统率军团的特殊才干，以及战略与战术应用的独到技巧。就今日的民族学和原始社会研究而论，则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恺撒是罗马共和时代第一位亲自深入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而目睹当地山川形势和风俗民情的人，他不仅观察细微，记载翔实，为后人留下了有关当时当地的第一手直接资料，而且颇能把握重点，他也记述了高卢和日耳曼各部族从氏族社群逐渐解体以至国家形态初步萌芽，这段期间内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变迁，而成为今日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最后，我们且从非学术的观点来看《高卢战记》的价值，换句话就是，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不读拉丁原文的人，还会有什么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现代的话说它是一部伟大的“报道文学”。有关高卢、日耳曼各地的风俗民情、山川形势、社会法律、宗教信仰的描述，是它烘托故事情节的背景；至于故事情节本身，一方面固然是高卢各部族面对恺撒和罗马军团的存亡续绝之战，另一方面也是各部族自身及其强邻之间冀图扩张领土的战争。至于情节的高潮，很自然的就是，酝酿多时而后正面对垒冲突的激战，如厄尔维提之战、阿克松奈河之战、萨比斯河之战、阿来西亚之战和及尔哥维亚之战等伟大战役。只是，《高卢战记》基本上是历史文献、战史报道，而不是文学性的著作；加上恺撒基于政治上的忧虑，写法上又不得不别出心裁，所以全篇《高卢战记》有无数重要的配角，如各邦领袖和恺撒著名的副将拉频弩斯（Titus Atius Labienus）等，但真正的主角，则只有恺撒一人。也因为这个缘故，而更突显出恺撒着实不可一世，其魅力不知迷惑历代多少英雄：他不仅运筹帷幄、骁勇善战（恺撒一向彪悍大胆，即使在最前线也要穿着颜色醒目耀眼的统帅披风），同时还身兼行省长官主持全高卢大会，安抚既已归顺罗马的部族，保护他们的权益，协调内部的冲突，最后，还不得不关切罗马元老院内的政情。因此当我们忆起恺撒在小亚细亚击败了庞培的盟邦，博斯普鲁斯王法尔那契斯（Phamaces II）之后，不禁有感而发地说了那句著名的狂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言下颇有“经历高卢九年多少大小战役，于今只不过又平添一起”的意味，其气魄与胆识自不愧为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家与军事将领的典型。

所以就文学欣赏的观点来看，《高卢战记》所展现的并非恺撒一人的风流豪情，而是时代酝酿既久而后诞生的一代英雄人物的雄才大略，与真正的英雄人物所独具的智慧。

《高卢战记》既可当做伟大的“报道文学”来欣赏，当然也可以当做一般的历史名著来读，如果读史能培养“鉴往知来”的历史洞见，又如果“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类曾做过什么，从而使我们了解人是什么”（柯灵乌语），那么读《高卢战记》，看看恺撒这位为日后庞大的罗马帝国奠定基业的一代英雄，曾如何驰骋于高卢蛮荒之地，周旋于风俗、习性、法律、信仰各不相同的诸多部族之间，这对于想求智慧而不想做学者的读者而言，其积极正面的价值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恺撒的《高卢战记》经过长期传抄，出现了许多互有出入的版本，当今考订得最为翔实的当属1957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的拉丁文本，而英译本中最常见的是哈泼丛书（Harper’s Library）中W.A.MacI）evitte的英译本，但本书所根据的是1859年William Duncan的英译本，原书没有地图，也没有注释，本书所附的地图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The ID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英译本复制的，至于各卷的注释，则是参考其他史书后加入的。

叫我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原是前长鲸出版社负责人周浩正先生的主意。1977年，他跟我提起这本书，希望我找到英译本来翻译；翌年，挚友何龙生先生为我到柏克莱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高卢战记》的内文，影印了一份寄给我，并留下几句有趣的话：“《高卢战记》的拉丁文本很多，就是英文本不好找，这些资料是从一本大书The Roman Art of War里面影印下来的。”直到1979年6月，我仅译了影本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八卷。翌年，长鲸宣告结束，虽然我仍有心将该书完成，但由于当时正忙于修订一部历史哲学论著的译稿，于是托请谢中平、蔡少伟两位先生代为完成其余五卷。然而，待所有译稿齐备之后方才发现：一、人名、地名、部族名称至为庞杂，难以统一；二、若干罗马史上的军队编制用语难以确定；三、原书没有附图也没有注解，对于读者而言，无非是一大缺陷。因此这些译稿又积压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年底，有幸获得专攻西洋史的高文怡小姐的协助，我才又鼓起勇气和崔薏萍小姐合作将所有译稿重新修订了一遍，而后又收集了许多有关《高卢战记》的资料，最后才能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历经如此折腾，当初的差事现在总算了了，但由于译者的历史知识有限，面对如此古典名著，虽然深受许多人的帮助，毕竟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这还是得恳祈读者们指正。

郑晓村

1983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