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土匪的故事、一个关于所有中国人的寓言。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

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作者杨争光借《驴队来到奉先畤》这个简单的故事对中国人国民性深处的弱点进行了批判。

《驴队来到奉先畤》入围中国小说学会2011年度排行榜。

《北京文学》2011年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第一名！

一场蝗灾让村里颗粒无收，以吴思成、九娃为首的十二个农民决定铤而走险，他们每人一头驴一把刀组成一支驴队，像强盗一样一路走一路抢。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叫做奉先畤的村庄，决定在这个山青水秀土壤肥沃的地方住下来。为此，他们和奉先畤的原住居民发生了冲突，先是杀了他们的村长，后来因为要向奉先畤筹女人致使冲突进一步升级。作者杨争光借《驴队来到奉先畤》这个简单的故事对中国人国民性深处的弱点进行了批判。

蝗虫忽一下就来了。不是那种说来就来的来，而是那种不打招呼没有预兆的来。忽一下，像谁往天上扬了一铁锨土，然后就着了魔一样，忽忽忽从西边的天空往上升，就遮天蔽日了。

最先看见蝗虫的是在地里务弄庄稼的人。玉米已半人高了，一行一行顺顺溜溜的，很蓬勃。他们没想到会来蝗虫。他们直起腰看着西边的天空，以为起龙卷风了，起沙尘暴了。可是，不对啊，声音不对啊。龙卷风沙尘暴只有拉哨一样的呼啸声啊，没有那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啊！

就是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让他们骇怕了。他们立刻变了脸色，短促地“咦”了一声，就撒腿往村里跑。

他们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骇怕蝗虫的声音。

后来，他们认真地把蝗虫和龙卷风沙尘暴做过对比。龙卷风也让人骇怕，但比不过蝗虫。龙卷风旋着转着说不定就绕过去了，就是不绕过去拔树拔屋子把人旋到天上，等撂下来的时候人也就死毬了，死了就没知觉了，没知觉也就无所谓骇怕不骇怕了。沙尘暴呢？闭着眼捂着鼻子随它作践么，过去了就啥事也没有了，最多落下一层沙尘。落一层沙尘能算个事么？

驴日的不是龙卷风么，不是沙尘暴么。它们不但狂风一样拉着唿哨还咯喳喳咯喳喳妈呀哎！

不就是平日能见到的蚂蚱嘛，能跳几下飞一截儿，胆子也不大嘛，不聚群嘛，咋就成了蝗群呢？咋就这么狂风一样拉着唿哨咯喳喳咯喳喳遮天蔽日地来了呢？

他们听说，也是后来听说的，蝗虫的后腿有个部位不能碰，一碰就会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会改变习性，就喜欢聚群了，不但聚群还要集体迁飞，一飞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灾。

谁个驴日的闲毬没事干为啥要碰人家的后腿嘛！驴日的你要飞就一直飞一直飞死你个驴日的再落地不行吗呀哎！

村庄里所有的人都从屋里院里跑到村街上了，都梗着脖子，都直愣着眼，把眼睛直愣成了眼窝，看着西边的天空，都“咦”了一声。

“咦！”

就一声。每个人只“咦”了一声，蝗虫就到他们的头顶上了。他们被震慑住了，没法“咦”第二声。他们的心立刻收缩成了一块肉疙瘩，肉管子一样的喉咙也挤严实了，没一点缝隙了，没法出声。人在恐惧骇怕的时候叫唤几声会好受一些的，但他们确实只“咦”了一声。

就算他们的喉管没挤严实，还能“咦”，也听不见的。蝗虫不但遮住了太阳糊住了天空，还狂风一样拉着唿哨咯喳喳咯喳喳要搅昏天地呢！把全村人排成演唱队伍让谁指挥着一起“咦”，也听不见。他们“咦”不过蝗虫。

他们抱着头，跑回各自的家，紧紧地关上了门。

为什么要抱头呢？蝗虫又不是飞来的砖头。他们抱头抱得有些自作多情了。就算蝗虫是砖头，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为什么要跑回屋关上门呢？他们太把他们的屋子当回事了，以为把他们关在屋里就安全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也认真地把屋子和蝗虫和安全关联在一起思量过。屋子是用来遮风挡雨的，遮挡邻人的目光的，当然也能遮挡仇人撇过来的砖头。但蝗虫不是风雨，也没想偷看他们的隐私，也没和他们结怨结仇，用不着把自己变成解冤消仇的砖头。蝗虫只是蝗虫。蝗虫对他们的头和他们的屋子都没兴趣。蝗虫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地里种出来的田禾，具体到眼下，就是已长到半人高的玉米。他们到底还是思量明白了，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实在不是他们费心使力建造起来的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屋子，屋子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也正是蝗虫感兴趣的东西——地里的田禾么。

狂风一样拉着唿哨的声音没有了，只剩下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他们知道蝗虫已经落地，正在啃嚼着他们的田禾。全村的人都直直地坐在他们的屋子里听蝗虫的声音。他们没睡没躺，直直地坐着，直愣着眼窝，听得很仔细，很耐心，一直听了三天三夜。

也有人听得不耐心了，不服气了。再说它们也只是蝗虫啊！再说咱们是人啊！难道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让虫虫治咱们人么？他们拉开门，跑出村，就看到了蝗虫啃嚼田禾的情景。它们太多太多了，没法说清它们的数目。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地拥着铺排在田地里，看不到边沿。它们啃嚼得多认真啊，多细心啊，多从容啊，多有章法啊。玉米不是半人高了么？它们就互相摞在一起搭成架子从上往下啃。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啃完一片，就挪到另一片地里，挨个儿往过啃。

踢它们驴日的！可是，你的脚有多大的能耐呢？把脚踢断也踢不散它们。

踩它们驴日的！一脚下去，能踩出一个蝗虫肉饼。可是，腿脚上的力气是很有限的，你能踩多少下？对整个蝗虫队伍来说，你踩多少下也没有知觉的，和没踩一样，它们依然啃嚼得很从容，很细心，不乱章法，啃嚼完一片再挪移到另一片里继续啃，结果只能是，你踩得没了一丝力气，一屁股坐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啃嚼，咯喳喳咯喳喳，你服气不？不服气也没办法啊。想哭不？想哭也哭不出声的，没力气哭了嘛。这就叫绝望。P1-4

钟红明：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小说背后，往往有着作家故乡的背影。这种密切的联系，在有的小说里是明确指明的，但在有的小说里，却是隐含在小说背后的那样一种灵魂和情感的依托。你曾经被称为乡村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小说的代表，你认可这样一种“分类”吗？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再具体到你的这部《驴队来到奉先畸》，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就是你以往写的“符驮村”吗？

杨争光：给小说分类，有局限和误导的危险，但在批评家，也许是必须的。分类便于明晰。各种各样的分类都各有各的理由，小说家的认可与否是不重要的。

每一个作家都不是空降到这个世界上的，都有他的故乡。即使终生流浪的人，如果他是作家，他的写作，也会有一个“故乡”在他的背后若隐若现。地理上的故乡，可能会影响到作家的话语方式和写作原型。但比这更重要的，可能是与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有关的那个“故乡”。作为写作者的我，两个故乡都是我的“根”，我的“地气”，但并不是我依托精神的温柔之乡，而是我执意要纠缠和搏斗的对手。我不希望我的故乡总是我知道的这个样子，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一纠结啊。

《驴队来到奉先畴》当然和我的“故乡”有关。也可以说，“奉先畴”就是我的“符驮”，但你不觉得，它和你的上海、和你的巨鹿路发生过的人事，也有着某种如丝如缕的关联吗？如果没有一点关联，我的“故乡”也就太小太小了。

钟红明：这部小说没有明确的年代，时间被隐没了，地理也是隐现的，你以往的中篇小说也有多部这样的。是有意为之吗？

杨争光：有时候是出于无奈，有时候是没有必要，有时候是有意为之。原则是，不损伤我要表达的东西就行。

钟红明：小说开场的蝗虫飞临，拉着唿哨，咯喳喳咯喳喳啃着地里的田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猝不及防遇到蝗灾，抱头就回了自己的屋子，而你嘲讽地写道：人那是自作多情了。蝗虫对人的屋子根本没有兴趣。人的安全感原来在这样的时刻，如此脆弱。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大范围的蝗灾，但我还没有注意到，蝗虫们聚集到一起，是后腿给碰了一下？你是怎样做这一番功课的？似乎你的每次写作，无论电影剧本还是小说，都有这样做功课的过程。

杨争光：我在写作之前，确实有做功课的习惯。一是因为实用，二是因为好奇。做这样的功课，对自己有乐趣也有营养。这次对蝗虫的功课，也是这样。我还读到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蝗虫研究成果。蝗虫聚集之谜，与它们的后腿被触碰有关，不是我的奇思异想，是科学家说的，我也被“意外”了一把。我到现在依然还觉得挺神奇的，都快要不相信了。

不过，仅仅有这么一个意外是不够的，我还得再用一下蝗虫。于是，我把蝗虫和人与匪拉到了一起。蝗虫和人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就给了驴队敢坐地为匪的启示——蝗虫不只是制造灾难的虫虫了，也是能益智启慧的。

至于人的安全感与屋子的几句闲话，那可实在不是嘲讽，而是实话。我以为，我们不情愿也不习惯睁着眼睛看自己看世界，是我们经常把实话读成嘲讽的一个原因。你觉得呢？还有，这里的几句闲话，也不全是随意之笔。屋子、村子、镇子，扩而大之，到城市，甚至大都市，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不以为，用水泥箍成的屋子比土坯砌成的屋子，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这一回写了蝗虫，下一回可能会写蟑螂的——可别小看它，和恐龙同时代的生命！恐龙早成了化石，它依然健在，并进人了我们的生活，比蝗虫还要神奇呢。

钟红明：小说中，驴队劫财不劫色，他们把自己的面貌摆得很狰狞，于是避免了反抗，他们是一般人眼中的土匪，流氓无产者，但在你的小说里，军师吴思成说的是：他们要做有“作为”的人。你颠覆了通常的道德、权力和善恶的观念。是因为活着才是最大的理由吗？

杨争光：狼吃小羊也能说出吃的理由，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寓言或者童话故事，洋人的。但我实在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寓言或者童话。我老觉得狼和小羊这个寓言或者童话故事，不仅是写给小孩看的，更是写给大人看的。它实在既不童话也不寓言，更像过去和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狼吃小羊能振振有词，土匪就不能把他的恶行说成作为吗？所以，不是我颠覆了“通常的道德、权力和善恶的观念”，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我们的来路，也包括我们的现在，不难看出，正与邪、善与恶、君与臣、主与仆等等，在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被颠覆的状态。

“活着”不是理由，“赖活着”才是理由。我们不是有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民间古训吗？有这样的古训发挥效力，我们的道德力始终在强者一边，也就有其自然性了。我们不是还有一句“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道德判断吗？

钟红明：在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大灾难来临后，往往就是大批流民诞生。流民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身份，但驴队撇下了家人，却是有理想的队伍，他们让最年轻的瓦罐在牛皮纸上画下了走过的路，也就记下了回家的路。他们是要把媳妇孩子接出来的，他们不劫色也有自律的原因吧。可是他们朝东走了半年多，他们家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怎么可能挨过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迟迟没有派人返乡呢？还是他们上路的时候，原本就是要找一个土地肥美的地方作为他们另一个安居地？这是一次迁徙，而不单是找寻足够的粮食？其中折射出中国农民对土地怎样的情感？

杨争光：走了半年多，大概只解决了他们自己的温饱，还无力解决家人的，只能继续走。到了奉先峙，在看到老天不公的同时，也看到了安居乐业的希望，流匪就要当坐匪了，应该是符合逻辑的，更合于“老天不公，人就要出手”的驴队逻辑。我们几乎没有怀疑过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但我现在要怀疑一下。长期的农耕社会，当然能培养起对土地的情感，但除了情感之外，也有一种对土地的习惯和依赖。习惯和依赖很可能掩盖着一种惰性，惰性会折杀开辟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创造力。情感不是虚空的，像精神一样，也需要肉体的支持。当土地不能让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对土地的情感是会发生改变的。看看现在，每年有多少中国的农民离开土地，去大城市，证明中国的农民是会移情别恋的。所以，情感也有它的“硬道理”。移情别恋不但不可怕，甚至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移情别恋之后是不是还在“赖活着”。

钟红明：土匪进村了，老驴驮着任老四的尸体认门去了，村人呼啦一下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奉先畸的村长赵天乐孤零零地留在了街上。说起来，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他要招呼土匪吃饭喝酒，注意地引导他们说人话，不说匪话，让他们好吃好喝，礼貌地送出境。他也恐惧，更感觉到背叛，那瞬间抛下他的还包括他儿子包子。赵天乐和驴队的交涉，全部使用对话，玄机四伏，是故意为之吗？

杨争光：狼要吃羊了，不但要吃，还要吃得有理有据，没有智慧是不行的。羊要保护自己，更需要智慧，因为它们不比狼有力。要吃的和即将被吃的都显得有礼有节，是礼仪之邦的狼和羊啊！在这一段，我采用了以对话来完成情节的方式，从赵天乐接待土匪，到赵天乐死，几乎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我喜欢写对话，更想扩展对话的表现力。我在这里又试了一回，感觉还好。我可能还会写一本完全用对话构成的小说。

钟红明：新村长周正良给土匪筹粮了，村民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周正良而不是土匪……这里暴露的人性很黑暗。又很荒诞，并非我们以往所知，最广大的农民代表美好道德人性。而周正良也觉得委屈。这些国民性根上的东西，在你以往的小说里也呈现出来，给人很悲凉的感觉。虽然你往往用冷静的角度来讲述。

这部小说里，你真正要探讨和表达的是什么？

杨争光：难道只有“美好道德人性”的东西在代表我们的根吗？难道我们的根上没有黑暗和荒诞的东西吗？我以为，它们都在代表着我们根上的东西。他们只能“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周正良而不是土匪”，要把仇恨和唾弃给了土匪的话，不是找死吗？他们不要死，是要活的，赖活着也行。

“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是鲁迅说的话，我信。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也是鲁迅的话，我也信。

难道这都不是我们根性上的东西吗？

在小说的结尾，得胜的包子扛着那把土枪走了，离开了奉先畴。但我实在不知道他的那把土枪会对着谁开火，是比他更强的？还是弱者？

钟红明：土匪先筹集粮草，再建舍得大院，此后筹女人了，步步进逼，包子打死了土匪，这事又被其他村民报料给驴队，面对生命胁迫，挺身而出的是美丽的芽子，她在包子面前穿上嫁衣，倾诉爱恋，然后毅然走进驴队的舍得大院，这如同献祭的场景美丽感人，甚至带着一种凛然之气。当失去了女人的村民终于起来反抗，驴队其实不堪一击。最终是暴力结束了暴力。

但是，包子和芽子的爱情，却彻底被埋葬了。为什么，芽子的牺牲，那种灵魂的纯洁之美，让位于贞操？这种爱情的道理，就不可逾越？

杨争光：在我个人的词典里，牺牲是和神圣的祭坛联系在一起的。牺牲在通俗的意义上就是死亡，但芽子没有死亡。牺牲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上祭台，通往一种超越俗世的存在，赋有神性的品质和意义。芽子上的不是祭台，是土匪的土炕，她没有超越俗世，所以，她的归结点应该依然还在贞操。对她自己、对包子、对她父亲、对村民、对土匪，也似乎只能止于贞操的意义。俗世的爱情，尤其是我们的俗世的爱情，是很难超越于贞操的。如果超越了，奉先畴就不是奉先畴了。驴队、包子、周正良等等，小说中所叙述的一切，也许就会失去“这一个叙述”的所有意义。我很难想象，如果芽子真以为她就是牺牲，并且知道她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她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对不起，我是不是说得太残酷了？但我无意消解芽子应有的美感。大难临头，挺身而出的竟是芽子！一个美丽善良的弱女子！这样的奉先畴！我敢说，这样的奉先畴，在脱离了危险之后，第一个被鄙夷的可能就是芽子！

我们确实有一种让灵魂让位于贞操的能耐，这还不算最坏的呢。“把鲜花插在牛粪上”还有某种调侃的味道，经常的情形是把鲜花和牛粪揉捏在一起，土话把这叫“糟蹋”。

钟红明：你小说中的故事和人性，让人感觉悲哀。换作别人，也许写得煽情，但你却总有所化解。会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很冷静，有时候嘲讽。你觉得小说要给人疼痛感吗？

杨争光：小说可以含情，但不可以煽情，煽出来的情是虚情。

我实在没有故意使用嘲讽，更无意用嘲讽化解什么。如果有嘲讽的话，也是揭开被“事实”隐蔽和遮蔽的那一层或几层后，真相本身所具有的嘲讽。但想要给读者一种疼痛感，这倒是真的——哪怕有一点也行。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