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山是我的姨父。我母亲和姨母从80多年前在南洋结识他就一直很敬仰他，20岁出头就在马来亚当小学校长的姨母陈乃蔚（当时我母亲陈策笙与姨母同在南洋）是一位超前的新女性，却在大好年华主动放弃向她微笑的事业前程而和谭云山结合，挑起贤妻良母的重担。我在抗战胜利以后在长沙见到姨父时还很小，后来姨父回国观光我又略瞻风采，只有短暂的接触。我对姨父的深厚感情一方面是妈妈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来和表哥谭中、谭立、表姐谭元以及表侄谭梵天的交往而培养起来的。我很高兴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谭云山的事迹写下来，向读者介绍这位跨越国界而致力于中印大同的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物。
清光绪戊戌年（1898）九月初五申时，在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的一户人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谭云山。谭云山的祖父谭名汉，父亲谭洪谋（号清能、叉号云龙），都是念过私塾的，父亲还得到满清九品衔的议叙，这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可以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了。谭云山的母亲肖氏，是典型的未受过学校教育的中国农村妇女。
茶陵位于湖南东部，和江西接壤。现在比较偏僻，不在交通干线上，古代却是个四通八达的“吴头楚尾”。它受到中亚热带季风的影响，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世界稻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因此它得到“茶陵”这个名字（历史上也称“茶王城”，“茶王”是神农的别名之一）。这一浓厚的“农业文化”背景是潜伏在谭云山的文化基因中的。
茶陵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是个出人物的地方。它在古代不是兵家争夺的要害之地，战争相对较少，再加境内“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成为动乱年月北方的人们南迁落户的目的地之一。人们从茶陵的族谱中发现：宋、元、明三代从北方南迁到茶陵的姓氏有47个。他们在茶陵定居，兴办私塾、书院，开创出一种勤耕、苦读的社会风气。这种“耕读文化”传统历久不衰。中国文化史上，茶陵一个县就出了122名进士，这数目是相当多的。在“学而优则仕”的拔尖人物中，茶陵在明朝出了刘三吾、李东阳、张治，清朝出了彭维新——他们是茶陵历史上的“四大学士”。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还曾经名噪一时。茶陵又以私塾、书院著称，数目在湖南名列前茅：宋代居第三位、元代居第二位、清代居首位。
现代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中，茶陵人又赢得“茶陵铁牛”的称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时期，茶陵县有3万多人为革命理想流血牺牲，占当时全县人口七分之一，解放后被正式追认在册的革命烈士有5270人。从1955到1964年，茶陵出了5位中将、20位少将，茶陵得到“将军之乡”的美誉。当然，这段历史发生时，谭云山已经不在国内了。
我们从谭云山毕生的事迹中，可以看出他是有“茶陵人”的气息的，是这种气息在他的事业中进发出火花。我这么说不是宣扬“大茶陵主义”或者“大湖南主义”，谭云山平生从来不强调自己的出生地点，因为他是个四海为家、超越了狭隘地方界限的人，提倡的是“中印大同”和“世界大同”。P1-2
2010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谭中先生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但与会发表演讲，还和王邦维教授一起，主编出版了《泰戈尔与中国》一书。此书中英文合璧出版，请印度著名诗人外交家拉奥琦（Nirupama Rao）写《前言》，收入了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莫多尔·沈的《泰戈尔与中国》等著名学者的论文。会议开得十分圆满。
我回到深圳不久，收到谭中先生来信。他说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编译出版的邓彤责编约他编写一本关于谭云山的书。随信附来编写大纲，撰稿人名单，希望我们给予支持。我很快回信，表示愿全力配合。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谭云山精神为我们时代所需要，而对谭云山其人其事，国内还鲜有人知。谭中的《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是首次介绍、评价他的专书。但此书在1998年出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内地难觅其踪影。应该有内地著名出版社出一本关于谭云山的新著。第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设在深圳大学。在谭云山研究上，我们具有资料上的便利。自从2008年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开馆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编写一本《谭云山生平》。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工作尚未能正式启动。现在，有机会为一本新的谭云山专书出力，大有喜不自胜之感。
本来是帮谭中先生做事的，但是他非要我们添位主编、副主编。我们知道他是率直之人，也不便过多辞让，认真把工作做好才是。
此书作者的主体是谭云山的家人和亲戚，所以文字弥足珍贵。谭中是谭云山的长子，子承父业，蜚声海内外，这早已为人所知；黄绮淑，教授，谭云山长儿媳；谭文，副教授，谭云山长女；谭元，著名画家，谭云山二女；谭立，工程师，谭云山三子；谭同，谭云山幼子；胡玲玲，教授，谭中的表妹，其母陈莱笙一辈子支持谭云山、陈乃蔚夫妇的事业。
长女谭文已于1998年去世，《亲切回忆父亲谭云山》写于1997年，由谭中译成中文。谭立、谭元、谭同的文章，原文都是英文，均由谭中译成中文。谭中先生已经83岁，其他人也都年逾古稀。而且，所居之地，又在世界各地。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书稿，凭的是“难行能行”的精神，怀着抢救口传历史的责任心。不愧是谭云山的后人，实在让我们感动。出版社的约稿，谭中的毅然签约组稿，才促成这本著作的问世。《名人心中的谭云山》的作者黄蓉，是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讲师，做了大量的编务工作。《谭云山对室利奥罗宾多思想的译释》的作者朱璇，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她的文章，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谭云山高深、精妙的哲学造诣。《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的作者蔡枫，是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讲师，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谭云山既是一位家庭中的长者，又是一位中印现代关系史中的关键人物。没有谭云山，谭氏家史要重写。同样，没有谭云山，中印现代关系史也要重写。谭云山并不居于要津高位，为何在中印现代关系史上地位如此重要呢？这是值得中印学者深入研究的。
本书的作者，一部分人已人蔗境，一部分人正值韶华。通过这次合作，象征着谭云山研究的接力棒，正由老一辈人逐渐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中。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谭云山研究后继有人。
最后，要感谢邓彤责编，她是一位博士后才女。2011年7月，我出席文化部主办的“谭云山现象与21世纪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艺界高层论坛”时，就《谭云山》的编写出版一事和她交换意见。她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敏锐，干练、真诚。此书的顺利出版，与她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我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她致深深的敬意与谢忱。
郁龙余
2011—12—16
1998年，在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KR Narayanan的鼓励下，我为父亲谭云山出了中英文的诞辰百周年纪念集（纳拉亚南总统写了《祝词》，并主持了11月7日在印度国际大学举行的纪念大会），当时我出书的三个动机是：（一）促进中印友谊与了解；（二）对历史尽一点责任（多一点回忆，少一点遗忘）；（三）尽孝。中文的纪念集《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的，在中国大陆无法买到、也很难见到。英文集是在印度出版的，对国内的读者更为陌生。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谭云山的兴趣不断增加。衷心感激兰州大学毛世昌教授的热情推动，文化部门的高层领导批示要研究谭云山，2011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小型国际研讨会，名为“谭云山现象与21世纪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我因健康原故未能参加，深为遗憾。在那以前，深圳大学的多年好友郁龙余教授久已有志在国内出一本介绍谭云山的书，恰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也有此要求，这就是本书诞生的种种背景。我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编出这本书的任务，好友郁龙余自告奋勇和我合作。现在是2011年编这个集子，和我在13年前出谭云山诞辰百周年纪念集的动机又有了不同，这是因为近年来思想有些发展，下面顺便向读者报告一下。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我想反过来亦如此——“知父莫若子”。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父亲谭云山只是一个有湖南特性的平凡的知识分子，我们感觉到值得为他出书，正是证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硬道理。现在分别对这两点作一番说明。
先说“时势造英雄”，出生于1898年、过世于1983年的谭云山，他经历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和他先后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虽然谭云山和他们擦肩而过，但他与这些校友、特别是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影响了他的发展与事业。当然，谭云山享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并不在国内的大革命，而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往。从他1928年初次到印度起，一直到他1967年在印度退休时止，这整整40年中，谭云山是处在中印关系发展的激流中。换句话说，他是这个时期中印关系发展的第一线见证人兼参与者。有了这一时代背景，任何平凡的人都可能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本书读者大概对印度、对中印交流的课题并不那么激动，但是在谭云山成长的湖南，特别是“潇湘洙泗”、学府林立的长沙，中国传统学术发达，佛教思想茂盛，印度与中印文化交流在谭云山和他的前辈之间的思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24年谭云山出国去“南洋”帮助新富华侨教育下一代并弘扬中国文化，他于5月15日写的《长沙临别留赠茶陵学社诸友》（后来刊载在他编的新加坡《叻报》1925年12月28日《星光》副刊23期上）有这样一番话：
“异国远行我独去，如何能分好友手？
临别聊且赠一言，诸君且为我存留。
国事已不堪，乡事更勿云；
造乡与造国，责任在吾人。
国人至今昏迷甚，乡人至今更昏迷。
若辈原亦有佛体，慧性盖为物蒙蔽。
吾人应以我觉他，蠢蠢见解何足责？
大难已来责不缓，愿我好友同努力。”
从这些话中我们看出当时湖南的有志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唤醒同胞的爱国志向，他们的思潮中有着印度文化的深远影响（谭云山用了“佛体”、“慧性”、“觉他”的概念就是证明）。那就是说，中印两大文明历史上的交往在当时的湖南（以及其它地方）的知识分子中发挥着激励人们挺身而出，“救国”、“新民”（谭云山和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李维汉、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是很接近的）。这么看来，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把谭云山推往印度、推往中印交往的方向，那只无形的手就是时代的潮流。
印度的地理位置就像东西方两大世界之间的旋转门，它不断从外界接受文化思潮，又不断向外界送出文化思潮。印度有自己的农业文化，却不断受到外来游牧民族文化影响而发展出超越“安土重迁”的传统，从古到今，印度一直传承着人生到了最后阶段应该“离世出家”（sann—yasa）的精神传统。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倾向于“安土重迁”与“叶落归根”，也擅长吸收外来文化思潮。“汉明帝梦金人”的典故生动地道出了中国主动邀请印度佛教来神卅『大地安家落户的热情。我们注意到，印度来到中国的出家人到了中国以后就结束“离世出家”的精神传统，在中国兴建起“安国寺”、“国清寺”、“兴国寺”、“报国寺”等等。这些名字中的“国”字是中国的代名词，这些名字的意思是把中国建设得繁荣昌盛。这一奇特的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佛教等于离开了印度而在中国安家落户，使得中国文化繁荣昌盛。这就是谭云山对中印交流历史的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对印度是非常感激的。谭云山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对印度表示感激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应该这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个别人物或事物。人们说毛泽东的涌现是代表一种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谭云山虽然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但他的涌现也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潮流。这就是我想说的“时势造英雄”。谭云山是我父亲，按中国传统来说，应该是我崇拜的偶像。可是我的理性认识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我不认为谭云山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认为他是什么“奇人”。但是我毕生对他的观察使我感到他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思潮。他毕生推动中印交流的事业得到许多重要人物支持，国民政府时代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差一点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就是重要的例子。戴季陶之所以大力支持比他年轻得多的、初出茅庐的谭云山，正是因为他们同是一种思潮的代表。我从这一点来看，认为我们出这一本书的意义就超越了介绍某个人的目的。这本书是想通过介绍谭云山来增进我们对前面所说的非常奇特的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认识，希望也能起一种鼓励年轻学者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作用，因为这一课题非常重要，却被学术界忽视。如果认真研究，一定会成果丰硕的。
我还想顺便补充一点，中国和印度是当今“民族国”世界中两个唯一的“文明国”。两国人口总和占全人类三分之一左右，又同是当前经济发展非常兴旺的大国。如果两国能成为亲如手足的合作伙伴，对两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和平都会起巨大作用。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把中印两国视为“兄弟国家”的思想家。深受泰戈尔影响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印度民间唱起“Hindi—Chini BhaiBhai/印度和中国人民是兄弟”的歌。汲取了泰戈尔与尼赫鲁的灵感的当代印度政治家、现任印度联邦政府内阁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发明了新英文字“Chindia”（我把它译成“中印大同”）。这些事实代表了一个促进中印友谊与了解的潮流，我们应该把这个潮流推动起来，使两国真正成为“Chindia/中印大同”式的亲如手足的合作伙伴。实际上，谭云山对这一潮流的形成是有贡献的。我们出这本书也等于推动这一潮流。
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入“英雄造时势”这一课题了，我们已经认识到谭云山在推动现代中印友好的事业上的积极努力了。谭云山虽然没有发明“Chindia”这个英文字，但“中印大同”却是他毕生提倡的。他对促进“中印大同”这一伟大事业也是有贡献的。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各地讲演，苦口婆心地恳求中国知识界和他合作“恢复古代中印交往的渠道”而效果甚微，谭云山却单枪匹马地闯出一条新路，在中国和印度组建“中印学会”，1937年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建立起60余年来被认为中印友谊与交往的里程碑的“中国学院”。这个“中国学院”使得泰戈尔小小的“和平乡”（Santiniketan）分别于1942年及1957年迎来了两位中国重要人物——蒋中正与周恩来。谭云山的名字和“中国学院”共生、共存，永远拆不开了。季羡林说：“谭云山是中印之间的金桥。”我们也可以认为谭云山是“Chindia/中印大同”先行者与里程碑。
谭云山和殖民时代的印度民族精英交往甚密，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为独立印度共和国的开国栋梁。谭云山发起的“中印学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会员名单中有许多印度名人，印度共和国第一、二、三任总统都在内。谭云山在抗战时期争取印度名流支持中国抗日、谴责日本侵略起了很大作用，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他在争取新兴印度共和国对中国友好也起了很大作用。1950年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建议中国采取“中印友好”政策而被采纳，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出这本书也是有意义的。读者可以从谭云山走过的人生道路去感性地体验现代中印交往的一些情节。
谭云山在世时经常道出要写一本《我在中印之间》的书的愿望，却没有动笔。他和中印两国领导人交往的详细内容如果都写进书中，那就会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却都被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是巨大损失。我们出这本书，虽然不能弥补这一损失，但至少可以使当时历史发展的轮廓保存下来，将来写历史的人可以在这个轮廓中逐渐充实内容。这对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与恢复历史的原状都是有益的。比方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强烈的亲华情调与增进印中友好的建树由于种种原因而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学者们从谭云山和尼赫鲁的交往与通讯中可以找到恢复这一历史原状的钥匙。这又使我们这本书的意义超越了个人传记的小范围，而把读者的注意扩大到中印两国关系的大范围了。
我们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属于谭云山的后人对他的回忆，有着比较浓厚的家族感情。我感激表妹胡玲玲挑起写作谭云山“生平”的重担。她不是谭家的一员，因此具备跳出感情小圈子的优点。她又不是没见过与全不了解谭云山的陌生人，这就避免了陌生人写名人传记时可能犯的主观臆测、信口开河的偏向。胡玲玲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刻苦钻研、到处收集信息，填补了很多空白，是长期住在国外的谭云山的后嗣所无法办到的。胡玲玲虽然生在桂林，却一直生活在湖南，她的事业也在湖南。她对湖南有深刻的感情与洞察，使得她能够怀着对湖南的深厚感情与深层理解来“入位了解”（我们对历史与历史人物只能从我们自己的位置进入历史去了解）从湖南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谭云山精神与事业，这就大大加强了传记的历史真实性。我敢说她这篇“生平”将会是有关谭云山的最具有真实性与权威性的传记。在这本书中，这篇“生平”所占的篇幅与重要性都是最最突出的。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是出这本书的最坚强支柱与动力。在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的热情支持下，于2008年在大学校同内建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馆内收集了谭云山的遗物，郁龙余领导的深大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对遗物进行整理与初步研究，并且正在收集更多有关谭云山的信息资料。郁龙余和他的团队是世界上对谭云山的信息掌握得最全面的。没有他和他的团队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我们这本书问世。我代表本书读者向他们致谢、致敬。
最后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我们出的这本精美的册子。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印度SAGE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是两国出版界合作交流的创举。中央编译出版社已经是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急先锋了。出版社的邓彤博士是这本书的倡议者与责任编辑，为这本书付出了心血，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称道与敬佩。
谭中
2011年12月18日于芝加哥海德公园
谭中和郁龙余主编的《谭云山》内容介绍：谭云山既是一位家庭中的长者，又是一位中印现代关系史中的关键人物。没有谭云山，谭氏家史要重写。同样，没有谭云山，中印现代关系史也要重写。谭云山并不居于要津高位，为何在中印现代关系史上地位如此重要呢？这是值得中印学者深入研究的。一起来翻阅《谭云山》吧！
谭中和郁龙余主编的《谭云山》内容介绍：谭云山和殖民时代的印度民族精英交往甚密，这些精英后来都成为独立印度共和国的开国栋梁。谭云山发起的“中印学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会员名单中有许多印度名人，印度共和国第一、二、三任总统都在内。谭云山在抗战时期争取印度名流支持中国抗日、谴责日本侵略起了很大作用，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他在争取新兴印度共和国对中国友好也起了很大作用。1950年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建议中国采取“中印友好”政策而被采纳，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出这本书也是有意义的。读者可以从谭云山走过的人生道路去感性地体验现代中印交往的一些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