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稚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立志要为自己也为家人争口气。1906年她上蒙学堂(今日光幼儿园所在地)，后就读于鼓浪屿的“上女学”(即怀仁学校，今鼓浪屿女子高中)。1911年秋入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今市经贸干校所在地)，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在女师读书的时候，有次上手工编织课，老师夸奖林巧稚说：“手很灵啊，当个大夫挺合适。”这句话对巧稚震动很大，加上母亲早逝的痛苦记忆，她下决心要当个外科医生。师范毕业后，她向父亲提出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想法，虽然八年的昂贵学费将令这个家庭不堪重负，但他们还是支持了她的选择。
1921年夏天，20岁的林巧稚第一次离开家乡，去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她毅然放下未完成的试卷去照顾病人。主考官被这个小姑娘的“义举”感动，又看到了她尚未完成但才华出众的考卷，破例录取她入学。于是她终于来到了北京城，进入了亚洲第一流的医学院学习。
在协和读书的时候，男生中有人认为：女生将来要嫁人，读书好坏无关紧要，所以读不好书。好强的巧稚发誓要将男生比下去，于是发奋读书，终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替女孩子争了口气。但每次放假回鼓浪屿，都要面对生活的窘况：体弱多病的父亲、东拼西凑的学费，而哥哥为了支持她完成学业，甚至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中途辍学。
在家里人的支持下，她终于坚持到了毕业。八年后，班里的同学筛掉一多半，她仍然名列全班第一。她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还是当届“文海”奖学金的惟一获得者，并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
她终于熬出了头，如果阿妈泉下有知，也会为这个女儿高兴吧。不过出这个“头”并不那么容易熬，而这个“医生”，也只是说着好听。当时的协和除了护士之外，再没有别的女性能担当的职务。巧稚能留院当实习医生，已经是个例外了。她还要兼任住院医师，刚好那两年总医师病了，院方对她说：“你也代管一下吧。”于是她就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事。每天由门诊跑到病房，又从病房跑到手术室，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
更为严酷的是，自称崇尚民主、平等的协和医学院，却有一条极不平等的规定：女性在聘任期间不能结婚，若有结婚、怀孕、生育等事发生，则作自动解聘论。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要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只能忍受没有家庭生活的孤独了。
而她既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她明快外向，喜欢生活中的一切有情趣的事：听音乐，郊游，读莎士比亚的诗，看一场好电影……但现在，为了一个自立自强的心愿，她不得不把这些都埋在心底。
好在，她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几乎是天性使然，她爱上了自己的职业。对于她，那些被解除病痛后的女人的安宁欢喜，被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她能享受到的最大的幸福。而她的名字也有了诸多“翻版”：许多父母感念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出自己的孩子，就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等。
她的勤奋工作也得到了应得的肯定，她很快获得晋升，还得到了多次出国进修深造的机会。1940年，她升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性主任。而更重要的是，无论身份高低，她始终是病人最为爱戴的细声慢语的林大夫。
人们称赞她的“医德”，而协和的洋大夫却嘲讽她说：“密斯林，你以为牵牵病人的手就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专家吗？”她一向尊重西方的医术，但这句话却是听不进去。她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一个医生如果不知道病人的手是冷是热，怎能称得上是好医生呢！”
她还曾嘱咐学生和护士们说，如果“产妇把手伸过来，那是她太疼了，要抓东西，你让她抓什么呢？铁床栏杆吗？不行，那太冷了，你要把自己的手递过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外进修的她多次拒绝国外著名学术机构和医院的邀请，毅然回到了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她同所有医务人员一起被赶出了医院。她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办了林巧稚诊疗所。在当时的北平，没有一个像样的妇产科系，社会上层的夫人小姐们，有病都求治于林巧稚。而她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看得起病，特地把诊所的门诊挂号费由5角降到了3角。她还有一个特殊的出诊包，包里总带着现钱，对贫病交困的产妇和病人，不仅医药费分文不取，还留下“补身子的钱”，于是，她“活菩萨”的美名传遍北京。
后来她还应聘到中和医院和北大医学院担任妇产科主任，一个医学院，一个医院，一个诊所，她轮番出诊。而她的诊疗所开业不足6年，就存有病案8887份。
P20-23
说到少年，我想起我的厦门。
海天一色、雨后荫凉、鼓浪屿暮色里的海风抚着来往的行人，而月光像流萤，扑满夜里海面静默的波澜。
鼓浪屿上鹅卵石路一路盘旋周折，总是让人迷路。荒废的园子里，阳光照看着野草闲花，有懒猫在晒太阳。岛上人爱在自家凉台里随便拉条绳子，衣服在上面和风跳着舞。
记得有一次初夏，在鼓浪屿上瞎逛，被五分钟的雷雨淋透，然后艳阳高照。我把自己晒在一块大石头上，第一次感觉到阳光怎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烤到透明，直到像片树叶，脉络清晰，薄如蝉翼，可以随时被风吹走。
那时的确还是少年——在南普陀路灯下读舒婷读海子也读海德格尔的年代，在白城海边唱齐豫唱高晓松也唱Beatles的年代，在夏天有白蚁入侵冬天有卤水豆腐飘香的教室里啃英文啃概率但拒绝学闽南话的年代。校园内外是没完没了的绿、没完没了的海、没完没了的去往迎来，让人几乎会错以为也一直会有没完没了的青春。
其实，青春绝不会没完没了，只是这岛没完没了。我们的青春，都被它吸去了，晾在某处风干，或者保鲜留念，不时诱惑着我们越来越沧桑的记忆和现实。
就像不知不觉的青春一样，其实我也从来都不懂得厦门。
无论是泡茶、听音，还是寻路，我只是一个沉浸其中常常恍惚迷路的过客。
而这次的寻找，虽然是一如既往的惬意和美丽，却并不轻松。我曾经是一个在岛上渴望着“轻”到飞升的孩子，而现在，它，和他们，让我也体会到了那些不堪承受的“重”。
中华街区的“石敢当”怕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大声镗嗒的陈化成，只藏在我以前从没去过的小巷子里。我会记得那老房子天花板上的两个小洞，强烈的光线漏进来，晃得人眼酸。在鼓浪屿上等轮渡的时候，遇到一位准妈妈。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林巧稚的塑像，而是她的小八卦楼——廊柱的柱头上，刻着舔犊情深的小马……而且我知道，这些远远不是厦门的全部。
后来在傍晚，菽庄花园旁边的沙滩上，我还是找到了儿时的轻快。
我和一个第一次来厦门的孩子一起捉小螃蟹，用萤火般的手电棒探着，伴着身边潺潺的细密的水流，和背后那更广阔浩瀚的声响。
一壶好茶的各种声音
这里不过是岛、海洋和陆地，有鱼、飞鸟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是出嘉禾，起南音，泡功夫茶，博中秋饼，制皮薄如蝉翼、馅有二三十种的春卷，把个“鼓浪”的岛屿弹成“琴岛”，又“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厦门。
在这里，小城春秋是壶中的功夫茶，要久久地泡，细细地品，日积月累地重复那种生活化了的仪式，才能酿成酽酽的细水长流着的生活。而这样的小气象，却偏是“泡”在一个海阔天空的大境地里，于是有了没完没了的海天一色，没完没了的花草繁茂，没完没了的四季不分，和没完没了的“慢”。即使是在车水马龙的交通要冲上，这壶茶也不紧不慢，丝毫没乱了那酝酿的分寸。
这样的形象和色彩，气息和氛围，虽然迷人，但毕竟太过于鲜明而单纯，还是不如声音来得浩瀚无边、水乳交融。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其形、色、香、味，厦门无疑是一个最为奇妙的“声”的所在。这声音是无所不在又无穷变化的，岁岁常新又代代相传的，固执又随和，微妙又自然，它无比斑斓，无比摇曳，又无比静谧，无限缄默。
从波希米亚的草原与森林漂荡到法国巴黎定居了20年之后，米兰·昆德拉开始怀念起了那不知何时失传的“慢的乐趣”——“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我不想作任何的联系和比拟，然而，在涛声波唱没完没了的厦门，在生机勃勃没完没了的“慢”的主旋律里，他们似乎都还存在。
所以，就有了这些听音寻路而来的络绎不绝的人，坐下来泡茶，看着海走路，一样节奏，百般变幻。
说起厦门的历史，不长也不短。有文字记载的厦门岛历史始自唐朝中叶，距今已有1140余年。在此之前，岛上最有名的“居民”恐怕就是成群栖居的白鹭，“鹭岛”之名即由此而来。而厦门的行政建制始于宋朝，属泉州府同安县。因宋太平兴国年间，岛上产稻“一茎数穗”而又名“嘉禾屿”。元代在此立干户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防御倭寇，江夏侯周德兴于此筑城置卫，城号“厦门城”，卫所称“巾左所”。 尽管东南沿海外患不绝，但到了明万历五年(1577)，途经厦门的西班牙使团所见到的“巾左所”已经“是一个雄伟清秀的城市”。到明天启年间，厦门已成为“旁达西洋，商舶四穷”的通商港口；而原来以渔耕为主的弹丸小岛鼓浪屿，也成了人烟渐繁的“世外桃源”。
明末清初，郑成功踞金门、厦门两岛抗击南下的清军，并率兵东征，最终收复台湾。在驻师鼓浪屿的四年间，他在日光岩等地屯营扎寨，设水操台练兵。1655年4月，郑成功改称厦门为“思明州”，并设立五商、十行，以厦门港为中心，开展东、西洋以及国内沿海地区的贸易，获取巨利，用以养兵。据说，厦门港的兴盛主要就是从郑成功时期开始的。此间还有许多江浙一带的爱国知识分子前来追随，著名文人徐孚远、张苍水、陈士京等人还在厦门岛组织了“海外几社”，陈士京在鼓浪屿筑“鹿石山房”隐居，死后也葬在岛上。
到了康熙年间，清政府收复厦门、金门后，厦门又恢复原名，并继续发展成为闽南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先是鼓浪屿被英军用武力强占达五年之久，然后是《南京条约》签订，厦门正式开埠，接下来就是各路列强竞相瓜分，魑魅魍魉纷至沓来。厦门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的繁荣与兴盛，几乎是耻辱与抗争交织而行。
1920年春，厦门地方人士林尔嘉、黄奕住、洪晓春等人倡议开山填海、填池造地，改造旧城面貌，同时发动海外各埠华侨和本地殷商巨贾投资建设。政府当局成立“厦门市政局”，负责规划设计和施工。1929—1932年的四年间，厦门市区新辟十数条正规道路，新建民房5349座，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厦门旧城区的格局。而经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规模房屋建设，鼓浪屿也大体上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风貌。
今天我们所见的厦门，已经是一个由厦门岛、鼓浪屿岛和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与原同安县组成的中国“特区”。
在这些“世音”之外，始终伴随的当然还有真正的音乐——那也正是这里形而上的金字招牌，而这音乐里还有诸种器乐音响、曲调声部，彼此交错对峙，又最终合成得天衣无缝。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据说明朝时，一 渔人发现岛西南方有一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于是称其为“鼓浪石”。轶闻传开，鼓浪屿便因此得名。而早在唐朝会昌、大中年间，初名泗州寺的南普陀寺便在厦门岛上的五老峰下建成，所谓暮鼓晨钟，在这里居然有了这样的妙趣天成。
到了19世纪中叶，外国传教士来到厦门，鼓浪屿上有了教会，也有了缥缈回荡的圣歌。1906年，因为唱诗班的需要，传教士们从欧洲运来了一架管风琴。而鼓浪屿上的第一架钢琴却是由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在1913年购进的。此后鼓浪屿上购置钢琴成风，这种风气也逐渐熏陶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鼓浪屿被称为“琴岛”。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岛钢琴已近500台。按每平方公里平均拥有钢琴的数量计算，鼓浪屿稳居世界之冠。 而在厦门本岛，却默默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更为乡土也更为古老的音乐——南音。南音相传形成于晋唐时期，五代时期即10世纪中叶传入泉州一带闽南地区，被今人称为“全世界最古的音乐”和“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只有在“缓歌慢舞凝丝竹”的南乐中，今天的我们还能依稀领略敦煌壁画中飞天横抱琵琶而弹的遗韵。
至于在这些声音里来来往往生活着的人们，依然像是聚在一起泡茶。若说这是一场年年岁岁永远喝不完的功夫茶，那倒真是越久越香。闽南人爱说，铁观音要七泡才出奇香，而那正宗的紫砂茶具，也必是要被茶渍腌得久了，乌得发金泡出来的茶叶才算够味。不过这茶盘却是一直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关口”——“扼台湾之要，为东南之门户”。这样的天时地利，既是其繁荣安乐的根基，又是其历经掳掠的缘由。但这岛上住着的人，却都是开朗鲜明的气象，连带着过路游客们也都轻松惬意起来，把各种曲调都唱得自得其乐，或者铿锵，或者柔媚，竟自陶然，毫不哀怨。
在这里“泡”过茶的近现代名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定居或暂住于此的华侨台胞，一种是在此居住或逗留过的内地名士，另一种就是正宗的本地名人。当然，他们不一定都受得了那酽到苦涩和微醺的功夫茶，更不一定都受得了这一套生机勃勃的慢的艺术。他们或者甘之如饴、乐不思蜀，或者浅尝辄止、惊鸿一瞥，但都留着颜色、气味和声音，沉在那年年岁岁、没完没了的功夫茶里，即使已经没了踪迹。但正因为有了这些人，这些颜色、气味和声音，这茶才能如此越泡越有滋味。
遗憾的是，他们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在这个城市的地理现实中越来越少。据说厦门市目前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名人故居只有四座，其他大多数名人故居，不仅时时面临推土机的威胁，还要面临所谓的“名人故居”资格认证和值不值得保护的讨论。倒是只有鼓浪屿上的“故居”们能够免遭拆迁，但大部分都成了见物不见人的“老别墅”。也许在这里，沧海桑田可以是顺手拈来的理由，但也许，是一种最自以为是的借口。
我们在这海天之间泡茶，过日子，或者只是作个过客、游人，看看风景。但那声音无所不在，其间又变化万千。某些声音，也许已经被淡漠，就像某些早已经被遗落的地标。
泡一壶好茶，然后听音、寻路，往更深的脉络里走。的确，如果没有人，哪会有功夫，那些铁骨观音、海天一色、涛声波唱，也只是没完没了的寂寞而已。
林鹤寿故居、林尔嘉故居、林维源故居、李清泉故居、黄奕住故居、陈嘉庚故居、丰子恺旧居、鲁迅故居、林语堂故居、林文庆故居、林巧稚故居、 陈化成故居……翻开《琴音鼓浪(厦门卷)》一书，跟随文化大师们伟岸的背影，将目光投向厦门的名人故居。
《琴音鼓浪(厦门卷)》由韩千钧撰文。
厦门，因鼓浪屿而使众多文化名人居住于此。陈化成、林巧稚、林文庆、林语堂、鲁迅、弘一法师、丰子恺、陈嘉庚……正是由于他们，名人故居也成了厦门旅游的一大特色。由卜凡、捷窘撰文的这本《琴音鼓浪(厦门卷)》将带领我们去瞻仰这些名人的故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