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如同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也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照旧做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呢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就感到情况不对了，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你的日子带来舒适与安康。但我发现这间24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无动于衷，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这期间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真打量着我。看了一刹开口问：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K大学。这时其他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见我摇头。便冲门高喊报告。一道亮光从靠走廊的那面墙上射进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里的一把剑。我发现那是开在墙上的一个喇叭形的洞，外窄里宽。不久洞外便现出一张脸，我认出是刚把我送进牢房里的管理员。他厉声问什么事。喊报告的“崔老”说新来的犯人没吃早饭。外面说：派个人去打。洞门关了。一会儿铁门开了。崔老指指通铺上的一个小个子犯人说你去吧。被指定的小个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蹿出牢门。铁门又重新关闭了。进屋时间稍长眼睛便适应了昏暗的环境，我看清这是由两小间连成一大间的监室。贯通屋子的大通铺是土垒成，上面铺着席子，一个挨一个摆着铺盖卷。刚吃过饭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铺盖卷前，坐姿整齐划一，打眼一看，活脱脱是一拉溜秃头和尚在打坐。也许正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铁门再次开启，派出去的小个子犯人为我打来了狱中早饭，放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这份饭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终生都难以忘记的头一顿狱饭：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面窝头，一碗玉米面的稀粥，一小块咸萝卜。崔老指指说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为是说别人，可当明白老周就是我时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么好，自从被批判被打成极右后心情就没有好过，而今天被逮捕进了监狱则心情更糟。但此时此刻的一声“老周”使我在意识中明确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的青春已被关在铁门之外，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学”、“花和尚”（同学给起的外号），而成了“老周”以及286ll，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员。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占据了我的心，当崔老好心催促说老周趁热吃吧，我竟然冲他吼叫起来：我不吃！不吃！崔老惊讶地看着我，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神情紧盯着我，一时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还违犯了狱规了么？我不吭声。崔老和众犯人还紧盯着我。崔老问一句：老周你不吃了吗？我说不吃了。他又问一句：老周你真的不吃了吗？我还说不吃了。他紧接着再问：老周你确实不吃了么？我被问糊涂了。反问道：难道不吃不行吗？崔老没回答，却朝小个子犯人做个手势说：分了吧。分饭的过程我两眼瞪得圆圆，惊诧不已，不是我初来乍到少见多怪，而是这过程实在离奇，那不是分一份粗劣的饭食，是在分金、分银、分珠宝。小个子犯人将窝头按照犯人的数目掰成麻雀蛋样的小块，摆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接着再用一块瓦片将咸萝卜条切成同样数目的小块，摆放在每块窝头的前面。之后小个子犯人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各份额是否分得均匀。不是尺卡称量，手眼操作自然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就再做比较，从大点的掐下些补充给小点的。调整过后再退后端详，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方把眼光转向崔老。崔老又向大伙征询：可以了吧？一个浓眉犯人朝大伙挤挤眼，说句：爷俩比鸡巴一个吊样哩。大伙一齐笑了。崔老说拿吧。大伙就各自拿一份丢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但这并没完结。接着又分玉米粥。分稀不及分干的方便，大伙拿出刚舔净的碗摆在木板桌上，小个子犯人用小勺将粥舀进每只空碗里，分过一轮后尚有些剩余，接着再分，这次就是半勺了。分完后小个子犯人将空碗递向崔老，崔老说你舔了吧。小个子犯人脸上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神色，极其神速地将舌头伸进碗里舔将起来。事实上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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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三年写成的，中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部作品上。现在出版面世，这码事也就算了了，后面的一切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了，似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评价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今日读者和批评者的事。因为作者、读者与批评者都难免有着各自的现实局限性，更何况还包括着人们通常所说的话语禁忌，言说有碍，难入其里。那么真正能够评价作品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历史。在若干年之后，当今日的现实变成了历史，那时审视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尘埃的塑像显现出其本来面目。有言日当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当代不鉴文。尽管这说法很悲观，很无奈。让历史认同这是我一直遵循的创作理念。为历史负责，为历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尽情坦陈，也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辞含有虚假、矫作或夸大其辞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有人问你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也没有进过劳改营，怎么却要写一本反右的书并且将全部背景放在监狱和劳改场所里。我清楚问的人并非不晓得小说不等同于自传体文学，小说可以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可以虚构，这个都懂。我想问这话的人之疑诘肯定不在这里，而是明了对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而言，非经历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场古里古怪连当事人今天想想还仍然发懵的运动以及不置身其中便无从体察的劳改生涯，作为写作题材确实是特殊的。没有亲身经历而进行写作十分困难。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进行对他们而言并不其特殊性的题材的写作将又会如何？自然要便当得多。一切（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都在记忆之中，用时可以像从银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来。写作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真是福气多多，轻松自在（对写作过程而言），且容易将作品写得真切感人，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人家本身就当过右派劳改了。许多年嘛，写出来的东西还会有假？一开始便有着良好的信誉。但这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呢？细想想怕也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如果单纯囿于个人的经历而忽略小说艺术本身的要素，写作便会受到局限，天地便会狭窄。写出来的作品也就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建议他以个人的亲历写一部小说。他沉吟良久，尔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怕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问怎么。他说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对他的话我无法进行判断。但从他说话的神情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也许他的这一悲观论调仅属于他个人，并不具普遍的意义。即如此也会给人一种启迪，即不同的写作（经历写作——写“我”与非经历写作——写“非我”）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就谈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在那种写“非我”的范畴中。我曾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蟊贼，都是遥远的故事与陌生的人物。我想这般的写作大致出于以下两点，一是觉得个人的经历过于平淡不值一提：二是鉴于我对作家职业的理解。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视野应当是广阔的，应该在浩渺的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写作题材。这样写作空间十分广大，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比而言，作家个人的经历为创作提供的空间就狭窄得多。即使是饱经沧桑的人其人生经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而言也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既然小说被称为虚构的艺术，就应该尽情施展作家的想象才华，为艺术装上翅膀。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这样一句话：强劲的想象力产生强劲的真实。事实上也如此，想象力与真实并不背离，还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生命力与作品的艺术品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想象力。
我以往作品题材的时间跨度很大，大约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开始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说明我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写作随意成分很大，没有规划之类的东西，兴之所至，东一头西一锤的，不像许多作家在某一题材领域里执著地挖深井。后来还是几个批评家朋友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或者说痼疾），并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他们说我的创作具有某种编年史的性质。把我的写作与史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写作果然十分的散漫，题材几乎渗透到百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期，在汉语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汇。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的记忆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时期。如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土改时期、肃反时期、反右时期、四清时期、“瓜菜代”时期、“文革”时期等等。一个个时期如同一座座里程碑，在人们的记忆里由近而远向历史深处延伸。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文革”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职责，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远离，似乎作家一与责任粘在一起，这个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级了，就完了。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比如建国以来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后还将继续涉及。如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对比而言，这部以反右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我着力写的一本书。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把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摆摆平。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运动所不能比拟的，那是一场全民的大劫难，而你的写作却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大约牵扯到对于这两场运动的本质认识，也与我要写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国的知识层有关。话在这里倒可以反过来说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反右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浩劫。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而言，反右运动也同样是一场真正的大倒退。本来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对“各方各面”其意义都十分深远。曾听说一个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首先要关闭了门窗才开始谈话，且决不涉及国事政事，他担心墙外有耳。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荡然无存。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型”，也将中国社会民主的状况定了“型”。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文革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七万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将他们称之为五七人），虽然其中不少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活着的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提供说他认识的某某是个右派某某某在农场改造过云云。五七人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大多数已进入暮年。这就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写作的其他方面亦不是问题，创作无定规，要怎样便怎样。那么问题又在哪里？纠缠于我的又是什么？我想是对那场运动的认识与把握，对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这是写作这部作品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只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诸多运动中最复杂、最怪异、最难以言说的一个。当初的发动者“一网打了满河的鱼”有犯众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事。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这本身便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场运动已经是尘埃落定，当事者各得其所（包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五七人）。鉴于此，似乎也就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高度概括以及执著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话题再回到《中国一九五七》，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沧海客》以大学校园为背景，全景式地叙述了著名的“反右”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改造”经历，直至“右派”准予改正时结束。苦难过后，正如作者所言，有一个“光明的尾巴”。
作者尤凤伟通过深入的采访，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作为艺术想象的依据，所以写来有血有肉，真实感人。书中注重社会氛围和环境描写，突出政治和人性之间的深隐关系；虽然故事不算曲折，但是由于为人物命运所牵引，故而大起大落，曲折有致。此外，周文祥、冯俐、李戊孟、吴启都、苏英等人物刻划也颇成功。
《沧海客》于2001年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印，由作者在艺术上作了很大幅度的修正。
《沧海客》作者尤凤伟通过深入的采访，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作为艺术想象的依据，所以写来有血有肉，真实感人。书中注重社会氛围和环境描写，突出政治和人性之间的深隐关系；虽然故事不算曲折，但是由于为人物命运所牵引，故而大起大落，曲折有致。此外，周文祥、冯俐、李戊孟、吴启都、苏英等人物刻划也颇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