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早年教育
(一)家世背景
我是河北省遵化县人(今改为遵化市)，民前一年阴历一月二十日(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日)生。遵化位于唐山北边七八十华里，坐公共汽车约一个小时可达。此地相当闭塞，地处燕山山麓，县城距喜峰口只有二十五华里，用我们的土话形容就是“山嘎啦”。清朝时期国家本就落后，我们偏处冀东的小山脚地区，在文化资讯上更是落伍。我生长在这样的农村家庭里，很幸运的是，从祖父开始创业，家道日渐繁兴。
祖父幼时，我们家只有十多亩地，等到我十九岁高中毕业那一年，祖父约五十岁光景，家里已有三百亩地，也就是三顷地了，是村中的第二大户。村中第一大户是王家，他们是村长，家父就是副村长。土地多种高梁、玉米和旱稻。我们称早稻为“粳子”，必须非常好的地才能种一点收成，所以我们家也有大米吃。家境小康，算是小财主，除了务农外，也晓得要读书了。祖父、伯伯、父亲和叔叔这两代，根本没读过书，只在冬天农闲时，请私塾老师来教教大家能写几个豆腐字就够了。
我们家到我这一代，弟兄就多了起来。父亲有兄弟三人，伯父母没有子嗣，也过世得早。父亲生我们弟兄四个，叔叔那屋也是弟兄四个，一共八个堂兄弟。我小时候村中还没有小学，七岁开始念两年私塾，之后本村与其他两个村子共同成立一所小学，校中只有校长潘继笙先生一名老师。小学设在另一个村子，我上学必须走三华里路，一天往返四次。小学四年级后升高小念两年，完成初级教育。高小念完后，家里认为念了六年已经足够，都不主张再读了，叔叔的长子就因此而不读，但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由于在家里锄地太苦，我实在不大愿意，遂想办法升学。但是中学招生的消息，家里都封锁不让我知道。然而第一次招生名额未满，必须补招生。我得知后，就到邻村找我们初小的校长潘继笙先生，表达我想继续升学，请他到我们家向祖父、叔叔说明。我知道父亲不会表示意见，因为他虽不反对，但也不能鼓励，否则家里面弟兄就不和了。潘校长到我们家说明后，居然就说服了祖父，让我参加考试，结果考上河北省立第五中学，所以我又多读了四年中学。省立五中在遵化县城里，我在十九岁毕业以前，可说是没离开过遵化县的县境。
中学这四年中，我念得很用心，既要成绩好，又要省吃俭用。因为一年学费是九十银元，家中对读一年书要花将近两掌子银元(我们乡下称五十银元为一掌子)，总会若有似无地表示一点意见。比如有时祖父和我闲谈，好像并非故意要说的向我表示：“你认为你念书很省啦，但是你一年花九十块大头，也就是咱们家说的两掌子。这两掌子大头，你想想，咱们用两条牲口拉车到集上卖粮食，要拉多少次卖了粮食给你？将近一百块的大头啊！可是这么多车的粮食，是我们家二十多El的人，他们努力给你一个人在花钱哪！”这话祖父不只说过一次，我总是回答：“爷爷，您别再说了，我都了解了。”因为他老跟我说，不是让我难过么？我是要念呢还是不念呢？所以我对祖父讲：“再怎么样，爷爷您得费心让我念完中学。”我们家里不是供不起，而是农村里，都是背背着太阳，面对着黄土，完全凭劳力营生的人。我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事，不敢说念了中学就耍洋学生的派头。我若穿着长袍，家里人就说：“哟，穿着长袍的洋学生来了！”都是看不顺眼的。所以我回到家里，都是脱了袜子，赶紧下地照常跟农人一样操作。
我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农耕家庭中，靠家族的努力供我念完中学。中学毕业后实在是不应该再念了。当时到北京、天津念大学，最省一年也要三百块大头，有钱人花五百块的也有。这笔钱家里真是拿不出来。于是在中学三、四年级时，我就对外联络，与前期的同学，或同学的同学打听，请他们留意有什么公费学校可以念，不管是职业学校，短期或长期，只要不花钱能念书的都告诉我，我都愿意去考。联络结果不错。当时同班同学张国彬因家境关系，不能继续读书，就在呼海铁路(呼伦到哈尔滨)做事。这条铁路完全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由我们遵化县城里一位交通大学毕业的人主持建造，大家都认识这位官宦之家的子弟，张国彬与之联系后，就在呼海铁路当列车长。他因往来东北的关系，晓得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要招生，而且是官费，四年制，所以寄给我一份该校招生简章。另有一位在沈阳冯庸大学读书的上一班孙姓学长，也寄给我一份商舱学校的招生简章。我收到这两份简章，有把握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了，乃决定去考。当时下一班有位同学，也是农村家庭子弟，他知道我找到这么一个不花钱的学校，想和我一块儿去。我问他原因，他说家里供不起，等他毕业后，还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官费不花钱读书的学校都是问题，若找不到怎么办呢，所以要跟我一块儿走。民国十九年暑假，我中学毕业，我们俩就结伴到哈尔滨。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