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时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句话看来难免有点夸大狂妄，实在也未必然，我所说的本是实话，只是少欠婉曲，所以觉得似乎不大客气罢了。不佞束发受书于今已四十年，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活孙种树似的搬弄这些鸟线装书，假如还不能辨别得一点好坏，岂不是太可怜了么？古董店里当徒弟，过了三四年也该懂得一个大概，不致于把花石雕成的光头人像看作玉佛了吧，可是我们的学习却要花上十倍的工夫，真是抱愧之至。我说知道文章的好坏，仔细想来实在还是感慨系之矣。
文章这件古董会得看了，可是对于自己的做文章别无好处，不，有时不但无益而且反会有害。看了好文章，觉得不容易做，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不过并不重大，因为我们本来不大有这种野心，想拿了自己的东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坏文章，觉得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想起来实在令人扫兴。虽然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在世间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过，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绝迹于世也，但是这也是一种豪杰之士所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热心，自然多废然而返了。譬如泰西豪杰以该撒威廉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样子便不大喜欢，假如做豪杰必须做出那副嘴脸，那么我就有点不愿意做，还是仍旧当个小百姓好，虽然明知生活要吃苦，总还不难看，盖有大志而显丑态或者尚可补偿，凡人则不值得如此也。
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得不容易做，这自然也是一个理由，不过并不重大，因为我们本来不大有这种野心，想拿了自己的东西去和前人比美的。理由倒是在看了坏文章，觉得很容易做成这个样子，想起来实在令人扫兴。虽然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在世间原是常有的事，比美比不过，就同你比丑，此丑文之所以不绝迹于世也，但是这也是一种豪杰之士所为，若是平常人未必有如此热心，自然多废然而返了。譬如泰西豪杰以该撒威廉为理想，我也不必再加臧否，只看照相上鼓目裂嘴的样子便不大喜欢，假如做豪杰必须做出那副嘴脸，那么我就有点不愿意做，还是仍旧当个小百姓好，虽然明知生活要吃苦，总还不难看，盖有大志而显丑态或者尚可补偿，凡人则不值得如此也。
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己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故乡的一个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咐道：你自己演唱要紧，戏台下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文人矣。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了，在努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有如圆光似的，所不同者我并不要念咒画符，只须揭开书本子来就成了。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得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即使别无卑鄙的用意，也是很不好看。我们自己可以试验了看，如有几个朋友谈天，谈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各人都容易乘兴而言，即不失言也常要口气加重致超过原意之上，此种经验人人可有，移在文章上便使作者本意迷胡，若再有趋避的意识那就成为丑态，虽然迹甚隐微，但在略识古董的伙计看去则固显然可知也。往往有举世推尊的文章我看了胸中作恶，如古代的韩退之即其一也。因有前车之鉴，使我更觉文章不容易写，但此事于我总是一个好教训，实际亦有不少好处耳。P125-127
《知堂乙酉文编》一九六一年二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此书与《过去的工作》原系一书，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编订旧稿为一部二册，曰‘乙酉文编’。”即此是也。查周氏当时手订目录，其中十五篇后来收入《过去的工作》，十篇收入《知堂乙酉文编》，而《关于竹枝词》两书重出。原目录中《关于东郭》、《佐藤女士的事》、《口口口生老母》和《重来者之可怕》，两书均未见，后二篇已佚。《知堂乙酉文编》中另有七篇未在目录之列，即《孔融的故事》、《小说的回忆》、《报纸的盛衰》、《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谈文章》和《关于覆瓿》，《谈文章》末署“乙酉六月”，其实初稿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关于覆瓿》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其余五篇则为四十年代末所写。一九四五年的十篇，作于四月至十一月间(《古文与理学》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其中抗战胜利后一篇，只有少数几篇当时发表过。
《知堂乙酉文编》中一九四五年之作，与《过去的工作》风格相当，“古怪题目”如《无生老母的消息》，“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都颇具分量。《北京的风俗诗》、《关于竹枝词》和《关于近代散文》，谈的都是作者一向爱好与关注的东西，同时也提示我们，此老尚有两种佚著，——查周氏日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云：“下午编《北京竹枝词集》了。”七月二十四日云：“编《近代散文》。”七月二十七日云：“编《近代散文》全了。”七月三十日云：“下午长谷川来，交予《近代散文》稿。”可惜未能刊行，均已失传。至于那几篇后来写的，内容多涉回忆，文字亦较通俗浅近，已可看出晚期作品气象了。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云：“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即使本来没有加进去诗的描写，无意中也会出现一种态度，写出来夸张不实的事来，这便是我在乙酉(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写一篇《谈文章》里所说的，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即是作态。……对于这种毛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笔来绷着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样子，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按《谈文章》或系此时改定，如同别处关于思想有所总结一样，该文堪称周氏一生为文的总结，而“不作态”正是其散文作品的最大特色。天下文章可以作者的态度分为两类，适用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写作一阅读模式。其一是写文章与读文章，这时文章只是表现情感思想的手段而已，周氏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日简单。”(《本色》)即是这个意思。其一还是写文章与读文章，不过作者以写文章为演戏，读者以看文章为看戏，双方觉得解气的都在字句之形容渲染上。这时好似作者支配读者，其实恰恰相反，作者以对读者产生效果为写作目的，可能产生的效果左右着他的写作，于是也就丧失了自我。区别在一真一假。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周氏都拒绝接受后一模式，所以他一方面说，“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情书写法》)一方面又说，“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关于写文章》)多半还是因为忍受不了当这样的读者，才不愿意去当这样的作者的。而他进一步看出，作者作态不光为了制造效果，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所要表现的东西本身分量不够，所以才借助表现来掩饰一点，增添一点，所以他说：“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本色》)归根结底这是自信与否的区别。本色好，所以才自信。
此次据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六一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作者照片及手迹二页，目次二页，题记一页，正文一百五十四页。目次、正文中“无生老母的消息”均作“无生老母的信息”，兹据手订《乙酉文编》目录改正。
《知堂乙酉文编》收入周作人文章十八篇(包括题记)，多作于四十年代末。其中有知堂一向喜谈的历史、风俗、名物一类，淹通广博，立意深远，从容而谈中给人以启示，如《孔融的故事》《关于竹枝词》《北京的风俗诗》等；也有正经文章如《道义之事功化》，延续《《药堂杂文》以来的思想探讨；《日本管窥之四》《日本之再认识》则为其日本研究画上句点；《知堂乙酉文编》另有《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红楼内外》一类回忆之作，平实真切，不落空言，开《知堂回想录》之先声。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知堂乙酉文编》收入周作人文章十八篇(包括题记)，多作于四十年代末。其中有知堂一向喜谈的历史、风俗、名物一类，淹通广博，立意深远，从容而谈中给人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