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衰弱症发作
事情在于，我恨透了我在《河运报》社担任的阅览室管理员职务，所以往往在夜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我低矮的阁楼里写小说。
写小说起念于有天晚上，我做了个忧悒的梦，梦见了我出生的城市，白雪，严冬，内战……梦中刮着无声的暴风雪，之后出现了一架陈旧的钢琴，钢琴旁人影幢幢，而这些人早已谢世。在梦中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孤独，开始可怜起自己来，醒来满目泪痕。我打开悬在桌上那盏蒙满尘埃的电灯。它照亮了房里的一副寒碜景象——廉价墨水瓶，几本书，一沓旧报纸。我左腰受弹簧的挤压又酸又疼，心里揣着恐惧，我觉得我就要在桌子跟前死去了。出于恐惧我甚至发出可怜巴巴的呻吟，目光向四下搜索，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将我拯救。果然，我找到了救星，我从大门口捡回的老猫轻轻喵了一声，第一个做出反应。一分钟后它已坐到报纸上，瞪起圆眼问道：出什么事了？
这只精瘦的烟黄色畜生当然希望我俩相安无事。说实话，我若有三长两短，谁来喂它呢？
“我神经衰弱症又发作了，”我对猫说，“这病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发作愈来愈频繁，最终非把我吞下不可，但暂时还能活得下去。”
整个楼房都沉入酣梦。我瞧了瞧窗外，对面五层楼扇扇窗子都没有亮光。我倏地想象，这不是楼房，而是行驶在暗空下的艨艟巨舰。想象使我转忧为喜，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母猫也合上了眼睛。
就这样，我写起了小说，写那昏蒙蒙的大风雪，力图描绘台灯下钢琴的熠熠侧影。我虽没成功，却憋了股倔劲。
白天我尽可能在我那份不情愿的工作上少花气力，得过且过，一有机会便借故请假。当然他们不信，因而常闹不愉快。我等待夜晚的到来一如小伙子等情人幽会。我诅咒的卧室不再那么刺挠人了。我坐到桌边……好问事的瘦猫坐到报纸上。又因它对小说特感兴趣，企图从报纸改坐到我写好的底稿上，我不得不拎起它脖子放回原处。
有天晚上我一抬头，愣住了：艨艟巨舰不再飞驶，还是原来的楼房，天光已经透亮，灯光不再灿灿，而是使人讨厌。我灭了灯，让寒碜的房间落在晨曦之下。院中柏油地上各种毛色的公猫在无声地徘徊，纸上一个个字迹没有灯光也辨认得出了。
“上帝啊，已是四月了！”我喟叹一声，不由害怕起来，于是写了个斗大的字：完。
冬天已经结束，暴风雪已经了结，寒冷已经过去。经过一冬，我丧失了本就不多的熟友，衣服也已磨烂，常常闹起风湿痛，以至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至于说三分像人，因为我坚持每天刮脸。
想着这一切，我把母猫放进院子，自己倒头睡觉。一冬天来找唯一一次酣睡无梦。
小说需花许多时间修改，许多地方应予删除，许多词句应作更动，按理，是件费时费力却必须做的工作。
但我偏偏随心所欲，修改六页后我招来客人——两名《河运报》记者，几个和我一样的小职员和他们的妻子，外加两位文学家：一位是年轻作家，短篇小说写得非常机灵，另一位是见多识广的老滑头。
一晚上我读了所写长篇的四分之一左右。
夫人们听我朗读听得直打盹儿，乃至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不过记者和文学家倒还坚强，能挺得住。他们提出的意见真诚、严厉，现在想来，甚至非常公正。
“问题是您那语言！”老文学家（也就是我说的老滑头）说道，“语言太糟糕，不登大雅之堂！”
他喝下一杯伏特加，吞下一条沙丁鱼。我给他满上第二杯，又一饮而尽，随后咬了一口香肠。
“应多使用借喻！”他咬了口香肠后说。
“是啊，”年轻文学家彬彬有礼地赞和，“语言是贫乏了些。”
两名记者不出声，只同情地点了点头，喝下杯中酒。夫人们没有点头，没有说话，坚决拒绝我专门为她们准备的甜酒，也和男性一样喝了伏特加。
“怎能不贫乏呢！”老作家说，“借喻像衣衫，人没它，就成了光裸裸、赤条条的，务必记住，老弟！”
“老弟”一词，当然是冲我说的，我不由得身子凉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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