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穷人
金钱，对于犹太人来说，具有准神圣的意义。
——利昂·波利阿科夫教授
若干年之后，在夕阳的余辉中，走在富丽堂皇的爱俪园的石板路上，仰头看着站在迎旭楼二楼窗口向下微笑的夫人时，欧司．爱伦．哈同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走进犹太教会堂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时的巴格达名义上还属于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而实际上它正落入“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土耳其大帝国，在19世纪中叶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它一度煊赫的历史地位。它在欧洲的领地被逐渐强盛的俄罗斯帝国蚕食殆尽，亚洲版图上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被英国女王的皇冠所笼罩。巴格达不再是一个代表土耳其帝国的城市，它成了龙蛇混杂的地方。当然，像土耳其帝国一样，开放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繁荣，它带来的是衰败。
沙逊洋行的小职员爱伦·哈同愁眉苦脸地走在热气袭人的街道上。他的右手习惯性地插在裤袋里，手指神经质地拨弄着两枚带有他体温的硬币。离发薪还有一周的时间，而他的六口之家就指望他裤袋里的那两枚硬币了。令人忧心的是，他妻子的肚子正在一天一天大起来，那预示着几个月后，他们家那张可怜的餐桌前，又将添上一张吃饭的嘴巴。
爱伦·哈同是个犹太人，他的妻子也是。十字军东征以前，哈同家族像其他许多富有的犹太人一样，生活在罗马。在几百年前那个令人迷恋的时代，他们家族拥有着豪华的庄园、葡萄园、大批作坊和贸易行，但十字军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居住在罗马的权利。
也许在爱伦的父亲带着他流落到巴格达之前，他们那个庞大的家族曾在俄罗斯、波兰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呆过，但昔日的繁华已经没有了。
爱伦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他的艰难处境，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爱伦心中充满对上帝的敬畏。并例行每天的祈祷仪式、每周的礼拜和每年那些数不清的犹太教节日聚会。
30岁那年，他靠着关系进沙逊洋行当了一名低级的小职员。他很快就发现，这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工作对一个人口逐年递增的家庭来说，是不适合的。但爱伦同样清楚，以他的才识和能力，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作已是十分荣幸了。洋行老板沙逊同样是个犹太人，但相同种族并未使这位老板对他格外开恩。
沙逊是个自由竞争的信奉者，有时也是一个投机家，他发财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人了英国籍。几十年后，爱伦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欧司·哈同，也将同样做。沙逊始终认为．一旦一个生意人想要发善心，那么他就不应做一个生意人。
1849年秋天，爱伦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第三个儿子。
按照犹太人的礼仪，孩子生下8天后，要为他举行“布里特(brit)”，以表明他是个犹太人了。
老哈同几乎不愿为这第七张嘴巴的名字费什么脑筋，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妻子的名字糅合在一起，便为第三个儿子取名为欧司．爱伦·哈同。
举行“布里特”仪式这一天，附近的犹太人都前来向老哈同祝贺他又喜添贵子。老哈同脸上却毫无喜色，为了给儿子举办这个仪式，他口袋里的钱已全部告罄，其中包括他向同事借来的20个英镑。
邻居们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言不由衷地夸着襁褓中的婴儿，爱伦机械地笑着，机械地举杯喝酒，他当然无法预知，三十几年后，这个一头黑色卷发的儿子会成为远东第一巨富和拥有半个上海滩的地产大王。他邻居们的好心祝愿应验了，遗憾的是老哈同那时早已作古，无法享受他儿子体面的生活了。
穷人家的孩子长起来就像瘦马身上的毛一样快。爱伦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这第三个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说话和走路．并长得虎头虎脑，逗人喜爱。
在小哈同3岁那年，爱伦的第六个孩子也出世了，这是个女孩。
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的小哈同跟在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的后面．一起随他们的父母去教堂为他的妹妹施洗礼。
站在金碧辉煌的教堂穹窿下，小哈同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四处打量。当拉比(犹太教堂的执事)用低沉的声音祈祷时，小哈同觉得自己就像教堂壁画上那些带翼的小天使一样，可以展翅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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