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吟春挎着沉甸甸的洗衣篮走到河边时，不禁吃了一惊。昨天的雨虽然下了大半宿，却是窸窸窣窣的那种细雨，听不出有多少劲道。早晨出门，院门外那棵桑树上的叶子虽然肥大了许多，却找不见几滴水迹，街边的积水也刚够浅浅地舔湿她的鞋底。没想到那雨轻言细语的竟把一条小河给灌得如此饱胀，三级下水的石阶，现在只隐隐约约地剩了半级。连那半级，也还得看风的脸色。若风是从西南来的，又略带几分气力，那石阶就完完全全淹在水里了。
命该今日，命该如此啊。她喃喃地自语道。
河叫藻溪。乡跟了水的名字，也叫藻溪。藻溪的水不长，流不了多远就叫另外一条河给吞食了。藻溪的水也不宽，即便在最开阔之处，这岸的拢住嘴扯着嗓子吼一声，那岸的也就听见口信了。在最窄之处，这岸的把竹筐放到水面，拿扁担轻轻一送，那岸的再拿扁担轻轻一钩，便取到货了。轮到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河水清朗如明镜，水底鹅卵石上的青苔，游鱼身上的斑纹，都历历可数。可是一到下雨天，藻溪立时就像个悍妇，说翻脸就翻脸，翻成浑绿的一片，人就是把面孔贴到水面上，半天也找不见口鼻眉眼。别看这河不长也不宽，方圆几十里人的生计，却都拴在它身上。浇田喝水淘米洗菜洗衣涮马桶，用的都是这片水。从矾山挑明矾石进城的后生，免不得在水边洗洗脚，歇一阵荫凉。米贩布贩茶叶贩也都得借这一片水，把小舢板划到四里八乡的大埠头。
吟春挽起裤腿，脱下鞋袜，把袜子塞进鞋窝里，摆放到水边一棵槐树下。想了想，又拎起鞋子走了几步，放到了高处一块岩石上，方安了心–谁也说不准一会儿的风会朝哪边刮，她舍不得水把鞋子卷走。这双鞋子是旧年年底做的，才穿了几个月，鞋底鞋面都是上好的布料和手工。婆婆吕氏是天足，脚只比她略小一两分。只要在脚趾头前面塞一块布，这双鞋婆婆也能穿。虽说大先生是吃官饷的，陶家在藻溪乡里也有几亩田，雇人耕种着，家道算得上殷实，可是婆婆生性节俭，这样一双八成新的鞋子，落到婆婆脚上，还能穿上好几年。
吟春把篮子里的衣裳，一件一件地掏出来放到石阶上。衣裳都是大先生的。这个时节大先生本来早该在杭州城里了，却因为城里在闹日本人，大先生的学堂延误了开学的时间，大先生就在藻溪呆下来了。吟春拿起一件布衫，埋下脸去闻了闻，有淡淡的一丝油垢味，还有不那么淡的一丝烟草味–这就是大先生身上的味道。大先生的味道，和乡里那些种田杀猪的汉子，委实不太一样。她能在千个百个男人堆里，狗似的一下子把大先生闻出来。她把衣裳摊在石阶上，在袖口和领边处轻轻抹了一层洋皂。乡里人使的都是皂角，洋皂是大先生从省城捎回来的稀罕货。大先生是读书人，喜欢勤换衣裳。其实大先生换下来的衣裳，除了领边袖口有微微一丝汗垢，实在还干净得紧，她想省着点使洋皂。 一阵风吹过来，跟水打了个照面，水哆嗦了一下，漾出大大一圈的波纹。吟春只觉得天地翻了个个，早晨出门前喝的那半碗菜泡饭，毫无防备地涌了上来。她知道，此时她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听从了水的勾引，身子略微一斜，就可以一了百了地跟着水走了。
可是时辰未到啊，时辰未到，她还没有洗完大先生的衣裳。她就是走了，也得给大先生留几件干净衣裳。
大先生的名字叫陶之性，可是大先生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摆设，只在跟她换龙凤帖的时候使过一回。整个藻溪乡里，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叫他“大先生”，因为他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大先生念过大学，又在大学堂里教书，还懂好几国的洋文。可是大先生就是把学问作到了天上去，他依旧还是一个小小的澡溪乡里的孝子。大先生的母亲吕氏，二十一岁就守了寡，硬是靠家里的几亩薄田，把膝下唯一的一个儿子拉扯长大。大先生在省城里谋了教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寡母带到杭州去住，无奈吕氏死活不肯离开藻溪。大先生是吕氏手里的一只风筝，吕氏让他飞多远就是多远，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吕氏的手有时候很松，所以大先生一路飞过上海，苏州，最远的还去过天津，最后停在了杭州城。可是吕氏的手该紧的时候也很紧，所以大先生再开化，也得回来娶一个家乡女子，把心实实地拴在藻溪。一年里无论是逢年过节，寒假暑假，大先生都会老老实实地赶回家来陪老母亲。
P3-5
天生具有好的语感，可张翎还嫌不够，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她的小说语言。小说《阵痛》就是以她锤炼成金的语言，讲述了三代女人从中国到海外的世纪故事。张翎使我们越过文学熊市看到文学的希望。
——严歌苓
女人，尤其是母亲，不管经历着怎样的一种世道，都会以她的坚强和隐忍，以她的蒲苇一般的柔韧和坚韧，支撑起一片可以躲避风雨的天地。
——徐帆
我外婆一生有过十一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十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作为老大的母亲和作为老幺的小姨之间年龄相差将近二十岁。也就是说，在外婆作为女人的整个生育期里，她的子宫和乳房几乎没有过闲置的时候。外婆的身体在过度的使用中迅速折旧，从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常年卧床极少出门的病人了，尽管那时她才五十出头。易于消化的米糊，从不离身的胃托（一种抵抗胃下垂的布袋式装置）和劣质香烟（通常是小姨一支两支的从街头小店买的），成为了外婆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家事几乎全然落在了外婆和一位长住家中的表姑婆身上。作为她的外孙女和作为一名小说家，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
也许这几年甚为时髦的基因记忆一说的确有一些依据，我外婆的六个女儿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们母亲身上的坚忍。她们生于乱世，也长于乱世——当然，她们出生和成长的乱世是不同的乱世。她们被命运之手霸道地从故土推搡到他乡，在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孕育她们的儿女。其中最惊险的一个生育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风云已经遍及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连向来对风势缺乏敏锐嗅觉的温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几乎持续了一整个夏天，小城每天都弥漫在战火的硝烟之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的一位姨妈大腹便便地从外地来到了娘家待产。她的阵痛发作在一个枪战格外激烈的日子里，医院关门，也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于是，这位在当时已算是高龄的产妇，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给了母亲、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难暂避在家中的亲戚。她肚腹里的那个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牵于一线之间，竟然很是乖巧毫无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举一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
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着我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题材的小说里，她们如一颗颗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种子，在一些土壤不那么厚实的地方，不可抑制地冒出星星点点的芽叶。她们无所不在，然而她们却从未在我的小说里占据过一整个人物。我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一鳞西一爪地捏合在我的虚构人物里。《阵痛》里当然也有她们的影子，然而那些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是催促我出发的最初感动，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脚就自行选择了适宜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走到目的地回首一望，我才知道我已经走了一条并不是她们送我时走的路，因为我的视野在沿途已经承受了许多别的女人的引领。上官吟春，孙小桃，月桂婶，赵梦痕，她们是我认识的和见闻过的女人们的综合体，她们都是真实的，而她们也都是虚构的。这些女人生活在各样的乱世里，乱世的天很矮，把她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很低很窄，她们只能用一种姿势来维持她们赖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们唯一熟稔的一种反抗形式是隐忍。在乱世中死了很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
在《阵痛》里，前两代的女人身上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生来就是母亲。她们只会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她们对男人的爱，那就是哺乳。上官吟春只懂得用裸露的胸脯抚慰被爱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孙小桃只知道用牙缝里省下的钱来喂养被理想烧成了灰烬的黄文灿。然而故事延续到第三代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转折。在我的最初构思里，宋武生应该是与外婆母亲同类的女人，她依旧会沿袭基因记忆，掏空自己的青春热情来供养她的艺术家男友。可是笔写到了这一程，却死活不肯听从我的指点，它自行其是地将武生引领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武生摒弃了那条已经被她的外婆和母亲踩得熟实的路，拒绝成为任何人的母亲——那个任何人里也包括她自己的孩子。这个颠覆多少有点私心的嫌疑，因为我已经被上官吟春和孙小桃的沉重命运钳制得几近窒息，而宋武生终于在压得低低的天空上划开了一条缝，于是才有了一丝风。当然，宋武生没能走得很远，最终把她拉扯回我的叙事框架的，依旧还是母性——只是她和我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已。
动笔写《阵痛》的时候，我当然最先想到的是女人。但我不仅仅只想到了女人。女人的痛不见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里的线。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却掌控得了女人。我无法仅仅去描述线的走向而不涉及那只捏着线的手，于是就有了那些天塌地陷的事件。女人在灾难的废墟上，从昨日走到今日，从故土走到他乡，却始终没能走出世道这只手的掌控。
书写《阵痛》时最大的难题是男人——这是一个让我忐忑不安缺乏自信的领域。他们给我的最初灵感是模糊而缺乏形状的，我想把他们写成一团团颜色不清边缘模糊的浮云，环绕着女人的身体穿行，却极少能穿入女人的灵魂。从动笔到完工他们始终保持着这个状态，而我的女主人公在从孕育到诞生的过程中，形象和姿势已经有过了多次反复。在《阵痛》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心怀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正义感，期待着介入世界并影响世界，有的是用他们的社会理想，比如大先生、宋志成和黄文灿；有的是用他的专业知识，比如杜克。他们看女人的同时也在看着世界，结果他们看哪样都心不在焉。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却发觉男人只有一只手——男人的另外一只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淖中。一只手的力量远远不够，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经验中体会到了她们靠不上男人，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于是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难时刻的常态。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供销员仇阿宝。这个离我的认知经验很遥远的男人，不知为何却离我的灵感很近，我一伸手就抓住了，形象清晰至胡须和毛孔的细节。他也介入世界，可是他介入世界的动机是渺小的，搬不上台面的——他仅仅只是为了泄私愤。他本该是个无知自私猥琐的市井之辈，可是他的真实却成就了他的救赎。这样一个浑身都是毛病的男人却在女人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与他相比，那些饱读诗书的男人突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阵痛》里出现过的所有男人中，仇阿宝是唯一一个让我产生痛快淋漓感觉的人。对于不太擅长描述男性的我来说，这种感觉从前不太多，将来也不一定还会重复。
《阵痛》里的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无情，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痛。女人不仅独自孕育孩子，女人也独自孕育着希望，她们总是希冀她们的孩子会生活在太平盛世，又在太平盛世里生下她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女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乱世，每一个乱世里总有不顾一切要出生的孩子，正应了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英雄体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名言：“希望在心头永恒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Hope springs eternal in the human breast：Man never is，but always to be blessed.”）（中文翻译为作者本人所为）。
《阵痛》是一本写得很艰难的书，不是因为灵感，而是因为时间和地点上的散碎。这是一本在三大洲的四个城市里零零碎碎地完成的书稿，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辗转的写作过程兴许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段特殊生命历程，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平素也许视而不见的朋友。他们凭着单纯的对文学的尊重和热爱，在安排住宿和考察地点以及许多生活琐碎上给予了我具体而温馨的关照。在此感谢我的朋友季卫娟，你的友情使我坚信阳光的真正颜色，即使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感谢温州的白衣天使全小珍女士，由于你，我才得以有机会观察婴孩诞生的复杂而奇妙的过程，你丰富的接生经验使我的叙述有了筋骨。感谢居住在多伦多的艺术家赵大鹏先生，你对六十年代艺术院校生活的详细描述，极大地充实了我认知经验里的空白区。感谢我的表妹洪性，这些年里无论是在阴霾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一直用那两只片刻不停地操劳的手和那双带着永恒的月牙状微笑的眼睛，照拂着我的身体和心灵的种种需要，在遥远的地方为我点亮一盏亲情的灯。尤其感谢我的家人——你永不疲倦地做着我的肩膀我的手帕，尽管我可以给你的总是那样的少。你从未在我的书里出现过，可是每个字里却似乎都留有你的指纹。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时的那个温州，你们是我灵感的源头和驿站。
张翎
2014年2月8日
于多伦多的冰雪严寒之中
长篇小说《阵痛》的故事梗概如下：
1942年，浙南藻溪乡。年轻女子上官吟春回娘家探亲，途中意外遭到了日本军官的凌辱。由于她长得像日本军官的妻子，她幸运地逃过了一命，不久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多年无子嗣的大先生，闻讯毫无惊喜之意，原来，医生已经诊断他没有生育能力。得知真相后的大先生，在国恨家仇和对妻子的眷恋之间苦苦撕扯纠结，将吟春置于暗无天日的痛苦之中。吟春多次寻死不成，临盆之际，只得离家在山洞里独自生下了女儿。正当她想结束这条充满了耻辱的小生命时，她突然发觉，这孩子竟然是大先生的亲骨肉！她带着死而复苏的狂喜赶回家，大先生却已经在悔恨和焦急中离开了人世。沉浸在无限哀伤中的她，给襁褓里的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小逃——孩子逃过了生死的劫难。
几年以后，为了逃避土改，吟春改名勤奋嫂，带着更名为小桃的女儿来到温州，在谢池巷口开了一爿开水灶维生。日子虽然艰辛，以艺术天分考上了大学的小桃，却给了母亲极大的慰藉。小桃的青春开放在“文革”的澎湃风云中，她还没来得及品尝世界的纷繁多彩，就已经头重脚轻地爱上了一位越南留学生黄文灿。时局动荡不安，黄文灿被迫中止学业返回越南。乱世的暂别竟成了永别——他们从此天各一方。小桃意外发现自己怀了身孕，只好回到母亲身边待产。武斗的枪林弹雨之间，小桃阵痛发作，腹中的胎儿不合时宜地要来到这个世界。母亲请人找来靠边站的“右派”谷医生，只来得及准备一盆开水、一把剪刀……死去活来的痛苦中，小桃九死一生产下了女儿武生。而这个叫武生的女孩儿，还未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欠下了一笔血债：为了找人接生，一直默默爱着勤奋嫂的供销员仇阿宝，被流弹射死在街头。
武生长大之后，到京城工作，身体里的基因记忆使她十分惧怕贫穷，她决定舍弃爱情和家园，远赴美国留学。母亲为她的留学之路做了许多铺垫，抵达美国时她得到了导师布夏教授的热情接待。当然，还要过一阵子她才会知道：这个已经被理想和爱情焚烧成灰烬的男人，原来就是她的生身父亲黄文灿。武生的学业由于布夏教授突发急病而中断，为了生存，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杜克的台湾男人。武生不爱杜克，但这不妨碍她把他当成坚强的倚靠。这样的婚姻终究不能持久，为了逃离命运的追踪，武生来到巴黎，却意外发现自己怀了杜克的孩子，沉睡多年的母性猝然苏醒。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杜克的电话，巨大怪异的噪音里，只听到杜克断断续续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爱你…… 只爱过你一……”晚上，电视新闻一直重复播放着：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武生一下子觉得天旋地转，裹着斑斑血迹的床单，挣扎着叫了一辆出租车，痛苦中将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生在了路上，取名杜路得…… 路得出生后被送到上海外婆处抚养。七岁的路得已经懂得了许多人一辈子也许都无法领悟的道理：女人生孩子不需要男人，她们注定了要世世代代在孤独中经历生产的阵痛。
《阵痛》由张翎编写。
《阵痛》，是电影《唐山大地震》原作小说《余震》的作者——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女作家张翎的最新长篇力作。
《阵痛》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经历了同一种形如铁律的宿命，由此折射并概括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母性的坚忍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