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主编的《温故(28)》——公民记忆周冀生回忆“我的大学：北京大学一个右派学生的二十二年” 七旬老人卜毅撰文记录民国时期自己的“童年琐忆” 金宏达讲述“文革”期间“学生连记” 徐义亨记录了战时一所流亡大学苏州学院的十年兴衰史

《温故》——珍贵文本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主题讲演“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 学者吴奔星被划为右派后的日记（1958.1—1958.8）

《温故》——故人故事王凡回忆在五七学校时曾经的“室友”董小鹏 邹鲁与女同盟会员的恋爱 金圣华教授“历史长河的彼端”一文追溯抗战期间父亲金信民拍摄《孔夫子》的详细过程 从“无所不谈”看晚年的林语堂

《温故》——中国影像精选沈继光《乡愁北京》和《物语三千》中的三十余张图片，讲述作者三十余年来拍摄老北京、老物件的所思所得，写在“残片图本”之后。

2014年推出的第一辑《温故》（作者：刘瑞琳），“影像”专栏刊出了沈继光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拍摄老北京、老物件的代表作近四十幅，并附文写在“残片图本”之后，讲述了作者多年拍摄的心路历程和《乡愁北京》、《物语三千》的成书过程。

《温故28》“特稿”专栏，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依据中国和苏联双方的档案文献讲述了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到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中间六七年之间中共和苏共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

“记忆”专栏，《童年琐忆》是七旬老人卜毅留下的回忆录中的一部分，讲述了民国时自己的童年回忆，生活在北京五世同堂的太祖家、南城富商外祖母家的经历；王凡《我曾经“室友”：在“五七学校”与童小鹏伯伯相处的日子》回忆了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文革”期间在“五七学校”时的许多故事。

“人物”专栏，张功臣《邹鲁与女同盟会员的恋爱》以史料为基础，梳理了国民党元老邹鲁与其两位同盟会出身的妻子许剑魂、梁定慧，还有早年追求对象黄扶庸、晚年伴侣赵淑嘉之间的往事；金圣华《历史长河的彼端》结合父亲的口述和相关史料，详细回顾了抗战期间在上海民华电影公司的创办及其创业巨献《孔夫子》拍摄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从“无所不谈”看晚年的林语堂》以林语堂自1965年2月起发表在专栏“无所不谈”上的百余篇文章为主要材料，分析了晚年林语堂的政治态度、语言文字方面幽默风格的形成、对白话与文言之争所持的见解、关于《红楼梦》的论战等问题。

“往事”专栏，徐义亨《战时一所流亡大学的兴衰》记录了一所始于抗日战争、末于解放战争，十年间三易校名、播迁五地的“流亡大学”——苏州学院的兴衰过程；周冀生《我的大学：北京大学一个右派学生的二十二年》分“上篇：劳动教养在徽州”和“下篇：回乡生产的岁月”详尽回忆了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责令离校、强制劳动教养到1979年获得平反，此间二十二年的坎坷经历。

“文本”专栏刊出了1958年时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吴奔星教授被划为右派后的日记（1958。1—1958。8），从中可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身处特殊环境时的复杂心境。

特稿

■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

记忆

■卜毅《童年琐忆》

■金宏达《学生连记》

■王凡《我曾经的“室友”：在“五七学校”与童小鹏伯伯相处的日子》

影像

■沈继光《写在“残片图本”之后》

人物

■张功臣《邹鲁与女同盟会员的恋爱》

■金圣华《历史长河的彼端》

■蔡登山《从“无所不谈”看晚年的林语堂》

往事

■徐义亨《战时一所流亡大学的兴衰》

■周冀生《我的大学：北京大学一个右派学生的二十二年》

文本

■吴奔星《被划为右派后的日记（1958.1—1958.8）》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过程

沈志华

编者按：本文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做客季我努沙龙第六期“亚洲冷战的起源：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后果”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季我努学社是以“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为宗旨，专门研究近代中国、尤其是抗战史的民问学术团体。《温故》特刊登讲座内容，以飨读者。（季我努大家讲坛栏目主持范国平按）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主要就是这本书前两章的内容。为什么叫‘‘无奈的选择”，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我研究中苏关系有十七八年，关于中苏同盟的起源，有一个总结，主要就是讲中苏同盟的建立：事实上，本来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选择对方，是随着1945年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国际上美苏的关系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共和苏共才走上了联盟的道路。此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或者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和苏联双方的档案文献。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如果没有档案文献，一般来说这个题目是不能做的，因为历史就存在于档案文献之中。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利用的史料，比如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也可以做，还有一些当时的新闻或者照片、电影等等，也都是可以利用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档案。比如，现在朝鲜那么紧张，天天电视上演，报纸上登，但是谁说得清楚呢，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就是猜呗，可能猜对了，也可能猜错了。这就不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档案到了解密期，一般是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档案可以解密了，然后你才能把这个事情背后的运作过程复原出来，怎么设计的、怎么讨论的，这就叫历史研究。所以我今天讲的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事情。这里也有一部分是推测，这点我想大家或许也能理解，涉及动机的时候，档案文献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可以，比如美国的决策、西方的决策，因为它们的决策程序规定了必须记录在案，包括谁提了什么意见，为什么这样提。比如美国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都有自己的意见，然后表述出来，再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最后总统拍板，这个过程非常清楚，所以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很清楚。但是苏联、中国的参战动机就不清楚了。第一，很可能就没有记录。据我所知，有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根本不记录，当时为了保密，一个字没有。有的有记录，但现在不让你看，没解密呢，所以有些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就只能推测决策的动机。当然，这个推测本身没有对与不对，只是合不合理。

以上是我想事先解释一下在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便于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档案当中所记，我只不过把它总结、抽象出来了；也有一些是我根据这些史实做的推断，比如斯大林为什么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与朝鲜战争，这些都是推测，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推测，那就需要检验一下它是不是合理。所谓合理，第一就是要合乎逻辑，合乎整个历史发展的逻辑；第二要合乎我们已知的史实，如果有任何出入，就说明你这个推断可能是有问题的、不太合理的。

最初斯大林并不想跟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关系

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从组织关系上讲，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脱离了共产国际、跟共产国际没有关系了，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间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是这六七年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非常曲折。首先一点就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并不想跟中国共产党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就是一帮农民，是民族主义分子，这是斯大林当时基本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跟苏联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到了1943年斯大林突然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和苏联战后斯大林要搞的外交政策有关系的，因为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开始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这个时候苏联和西方都开始考虑战后国际格局的安排问题。苏联斯大林主要考虑的就是战后要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跟美国合作就有一个前提：苏联就不能搞世界革命了，因为世界革命就是要挖帝国主义的老根，就是要埋葬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怎么跟人家合作？所以斯大林突然下令，就是在1943年5月解散了第三国际，我们也叫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解散的时候，连季米特洛夫都非常吃惊，斯大林事先没有跟他讲，也没有开会商量。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因为当时丘吉尔要去华盛顿，跟美国商量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也涉及共产党国家、苏联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因为丘吉尔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如果在战争当中过早地帮助苏联，让它把实力保存下来，战争一结束，它就会来对付我们，对付西方国家，所以最好是让苏联和德国在战争当中都消耗掉。因此，就在丘吉尔马上要去华盛顿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在1943年11月，美国要求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就是二战中美国跟日本之间的战役，在历史上叫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就涉及在中国东北的一百万日本关东军。当时美国人希望苏联人出面解决掉这批日本人，因为美国人估计，如果他们跟日本人打，大概要牺牲一百万人，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希望苏联能出面。于是斯大林就提出来，我们打日本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呢？罗斯福说你可以提条件，不过当时斯大林没提，说现在还早。一直到了1944年下半年，苏联才逐步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美国人，最后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搞了一个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这个远东的秘密协定就反映了苏联战后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基本战略要求和战略利益。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