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高阳对历代王朝兴废得失的关键，一直有独到的研究，对清代历史及清朝皇帝的行谊，尤其有深入而精辟的见解。而文笔之优美，论述之周密，更是精彩绝伦，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本书讲述了乾隆、嘉庆、道光几个大清皇帝。

大清自入关至王朝结束，历经二百多年，从开国的努尔哈赤，到康雍乾的盛世，同治光绪的维新振作，再步入晚期的衰弱不振，都揭示了一国之兴衰与帝位人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的皇帝》系列是高阳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历述大清历代皇帝之行谊，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转衰的原因。内容鞭辟入里，见解独到，亦至情至性，堪称高阳的代表巨著。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　　《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讲述以下几个皇帝：清高宗——乾隆（1711～1799）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为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清仁宗——嘉庆（1760～1820）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二十五年，惩治贪官和珅，肃清了吏治。他继续推行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清朝落后于世界大潮，同时，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大清王朝由盛转衰。清宣宗——道光（1782～1850）嘉庆的次子，在位三十年，继位之初，就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为力图振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也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的条约。

高宗——乾隆皇帝

仁宗——嘉庆皇帝

宣宗——道光皇帝

孟心史于其所著《清代史》中有一段评论，非常中肯，引录于下：

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惟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协办，则必令远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戌。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热，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尊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

“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此一语最能出穆彰阿之奸。当冲突初起，九龙炮台击沉英舰时，奉旨嘉奖，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完全为鼓励钦差大臣林则徐及粤督邓廷桢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即为穆彰阿希望林则徐轻举妄动，吃个败仗，便好举以严谴。

不意林、邓海防严密，连英国人亦加称许，于是派琦善代林，撤战备，主和议，反以“糜饷劳师”、“办理总无实济，转至别生事端”为林则徐的罪状，用心之恶毒，无与伦比；而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人关以来所未有。

鸦片战争的始末，我们在中学教科书中即已备知其事，不必赘述，我特别介绍孟心史的观点，此案为“清运告终的萌芽”，想为读者指出时代交替、世局转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即我在前面所说的，政治领导阶层中，汉人与旗人优劣对比的强烈，莫过于道光一朝。

在此以前，汉人已有此感觉，而不敢透露，旗人则仍旧侈然自大，根本不知道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正由支配阶级转变为被支配阶级。自经鸦片战争案，双方都自然而然地作了自我评估，确认了汉人比旗人来得高明这个事实，而构成了在政治责任上的心理突破。此为导致以后错综复杂的时局演变之一个主宰性的因素。

现在先谈体认到汉优旗劣这个事实以后，因人而异的心理上的变化。可分汉人与旗人两方面来观察。在此以前，受孔孟思想熏陶的正统智识分子，从政以后，一切行事受忠君与爱民两个原则的支配，如果天子圣明，则所施多善政，忠君与爱民两个原则皆能善现，是最理想的事。但大部分的情况，是在调和这两个原则，即如何爱民而又不悖于忠君，或者虽忠君而求不至于使民间太痛苦。不过从基本上来说，总是信任在上者的领导能力，持无条件服从的态度。

从嘉道年间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上者的领导能力深受怀疑，但忠君的态度未变，因而在心理上有一突破：事情还是要我辈来做，对朝廷不必寄予厚望，而做法上又因各人的性情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弹性。

弹性最大的是胡林翼，只求办事有效，不惜委曲求全，如刻意交欢官文的事例可证。其次是曾国藩，弹性有一定限度，超出他体制改革能够接受的限度，常不顾迁就。最缺乏弹性的是左宗棠，他与朝廷争辩时，几于攘臂而言。

P226－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