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编著的《人有病天知否》以当事人口述，并根据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俞平伯、沈从文、丁玲、老舍、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际和故事，以及他们的心理历程，让读者了解到那一段段尘封的往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陈徒手编著的《人有病天知否》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人有病天知否》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善哉林斤澜

人证与史证王蒙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浩然的历史场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林希翎女士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联版后记

浩然创作生涯中的亮点和不足、长处和局限性都很明最，作为“文革”文坛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文字和教训应该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遗产。

时代符号的记忆碎片

2008年2月20日上午，我正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参加《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作者联谊会，许多尊敬的老前辈老先生在会上热议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话题，场面很热烈，我听得特别入神。十一点左右，《北京晚报》读书版孙小宁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浩然今晨逝世的消息。我听了以后惘然许久，思绪有些慌乱，在会议的氛围里明显显得走神。

我悄悄地向《炎黄春秋》编辑部的吴思、徐庆全报告了这个消息，他们听了略有诧异，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治史学者，面对浩然这个“文革”标志性人物的离去，多少都有一种莫名的、深沉的感慨，只是这种感慨不及言说，难以说全。

从会场出来后，我慢慢地踱到相隔几百米外的月坛北街，春日阳光特别温和，钓鱼台国宾馆外面的杨柳树在轻微地摇晃着。月坛北街与钓鱼台东门遥遥相对，街两旁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居民住宅，楼高三四层。这地方现在已远离闹市区，人迹稀少，而在“文革”期间因为邻近钓鱼台，却是一个人声鼎沸、政治性极强的区域，居住的人多为受信任的国家机关干部，出入基本无自丁。浩然七八十年代就在此大街安家，度过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和最为苦楚的两段岁月，“月坛北街”成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黑白分明的人生坐标。

十年前我三次驱车去河北三河，在采访之中浩然谈到月坛北街的往事，总是详而又详，在一遍遍叙述中，月坛北街与他缠绕在一起，有时他要费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细节总是及时地、可靠地流淌出来，帮助他找回当年或昂首阔步或遮帽过街的真切感觉，月坛北街人生两重天的境地是他后来不愿触及的，由此而来的困惑和不解伴随着他的下半生。北京市文联一些熟悉情况的老人总说：“浩然心很重，一直没有解开心里的疙瘩。对过去的事总没有解脱出来。”

采访中，他几次说了这层意思：“我的心很乱。”再深究，他就不愿多说。

涉及月坛北街的岁月．他有时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车。”

他又说了—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封解释信件，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途，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远处的钓鱼台方向而难于释怀。

他说的另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天上午他离家去参加市文联大会，他念了一小时检讨书就算解脱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正巧是他大儿子结婚，散会后他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他说：“事情就那么巧，总算那天很高兴。”

20日晚八点，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我问了老人最后在医院的情况，她说：“从去年10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老人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他从同仁医院移到方庄东方医院，静静地在十二层一间干部病房走完最后的日子，没有思考，也没有缠绕多少年的烦恼。

我每年总要去医院探望一两次，几年间觉得老人在家人和护工的细心照料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腿部稍有萎缩。脸上皮肤尚好，甚至跟正常人一样光滑，细看起来竟还有一些红晕。只是他在病中曾用牙咬过嘴，在嘴角处留下一处咬破的伤口。

听护工大姐说，病重中的浩然老人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有一年春节前，护工大姐突然发现老人眼角流出几滴泪水，表情也有几分哀戚，她甚感诧异。过了几天她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相伴几十年的老人老伴就在那天不幸去世。护工大姐连连感叹：老人多少还有几分感应，真让人惊奇。

后来，护工大姐在床旁放置一个金鱼缸，有几条无忧无虑的鲜艳的小金鱼在缸内欢快地游玩着，老人总是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久了就会咧着嘴“嘿嘿”几声，脸上表露出一丝丝难得的愉悦神情。

浩然是我们那—代学生的集体偶像之一，“浩然”这个名字是我们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如精于算计的富农弯弯绕等）—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像。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文学的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文艺界是非事太多了。”  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好几位文联老人说，在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受极左大风暴的左右，浩然难免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本分之人，没有因为受江青的重视而霸道。他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就是一心想给自己创造写作条件。

1998年秋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他告诉我，已拟定一个简略的初步提纲，手边还有完整的当年的日记本，写作时估计不会有大问题。我再三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一份提纲，那些与时代风云紧紧相连的场景细节都随着老人的生病和离去而带走，这真是令人痛惜不已。唯有希望的是，他的家人将来有机会能够整理出版老人的日记，以此来弥补老人离世的遗憾。P474－477

新时期到来，大家对假大空烦透了，提倡说真话。一声“真格的”，无不喝彩。向真、仿真的自然沾光，连乱真也能“炒”一阵子。

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响，是失职；若做假，是渎职，严重了还是公害。但知识分子深知说真话的难处，那不是好玩的．搭上自家性命都不稀罕，因此又有商量；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最。

说真话的文字与日俱增，虽不见得势不可挡，但不可逆转，已如春水东流。捎带着泥沙俱下，草叶纠缠，暗礁回旋本不可免。

好比千百人四面坐着，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人人是见证人。你喊了好球，他看见犯规动作，这嫌哨子吹跑了，那挑吹早了，吹漏了，吹腻了……都可以是座位不一，角度不同，人人亲眼所见，各各参差。

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有不搞“主义”的，有不取值道德的，有拿人说事的……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电视有个栏目开头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历史，写在史书上；一种是感性的历史，在艺术作品里。这两种要是打起官司来呢？电视不管，或者没有官司好打，原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

作家这边，生活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这和史家的道行不一样，再要把两个真实搅和起来，谁也搞不清。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可不可能都归属审美范围。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一厢情愿，奉献和谐，或欢乐，或精致。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倒会反问：美不美？

史家也不会给堵回去，自有法相庄严：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

再现在生活里。

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喜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

阻挡真、美再现的人，你明白还是糊涂？至少要知道，你是站在庄严世界面前。这面如永远的明镜，也是永远的铁面。

在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

距《人有病天知否》2000年初版，一晃已过九年，犹如“岁月如梭”这句老话所形容的时速。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爱，拙著得以再版，心中只存谢意和愧疚。《人有病天知否》是十几年前在采访当事人、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写作的，稍微完整的写作时间约为三年。当时身体状况不错，冲刺力较强，再加上内外部支持充分，写作时格外顺手。出书后得到朋友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鞭策。

这九年间，自己也尝试过几个专题的史料收集，涉及的面已从文学渐渐地转到社会、经济等领域。由于工作较忙，身体时而不佳，写作计划迟缓，有负于诸多朋友的好意。

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浩然先生是《人有病天知否》出版时唯一在世的主人公，我得到老人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病重几年中，我时常去方庄东方医院探望，虽然无法对话，但坐在病床边的心理感受总是沉滞和郁闷。所写的小文就表达了当时探视和他去世后的情绪，可以作为《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篇的后续补充。

在写作《人有病天知否》前后，我曾多次访问严文井老人，他的好几段精彩的口述成了书中画龙点睛的出彩段落。在筹办严老去世纪念专集时，严老的女儿严欣久老师嘱我写一篇，我根据几年间陆续记录的笔记，选择了一些片断写成文章，通过严老零散而有分量的口述，可以还原20世纪50年代中宣部、中国作协的部分状态和人际关系，对于读者了解本书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或许会有帮助。

林希翎女士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国当代史当事人物，有过一些来往和受益很大的交谈。后来因故没有做成系统口述，至今还令我遗憾。林希翎女士的坎坷经历浓缩了六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沧桑痕迹，具备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收录《林希翎女士》，只是想表达对林希翎女士的一份敬意，只是想从侧面提供一个令人感慨的人文故事，让更年轻一些的读者记取有这么一位不平凡的、被埋没的人物。

最后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马玉梅女士，她的认真和严谨使拙著改掉不少陋处。九年过去了，再次合作依然感受到她的诚恳和朴实，只是我的疏懒需要检讨和改进。

作者

2009年5月23日于北京

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戏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

在这面上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资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林斤澜

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就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而且他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至少是一点点风雷。——王蒙

读陈徒手的文章，眼里闪过一个个老先生们，会想起一句话：“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只是，只是，更多的，是想起孤独。怎么也忘不了沈从文先生那封未发出的信：“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孤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