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节选）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P101-102
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年逾百岁的罗纳德·科斯，与王宁一道，对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如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这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鸿篇巨制。
——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科斯发现一个国家在哲理及政策上服膺“实事求是”原则，也正是这一简单的原则引导他在公司、市场及法律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展示了中国这个国家如何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追求中走向市场经济。
——斯蒂芬·李特查尔德（Stephen Littlechild）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钱学森，这位前途无量的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日后的中国航天之父，1955年因被指控是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美国驱逐出境。在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之前，钱学森于洛杉矶港口对记者们说：“我将会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1991年，当钱学森在北京接待他的好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弗兰克-马布尔时，他用低缓而令人困惑的语气向这位到访者说：“你知道，弗兰克，我们为中国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国家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弗兰克，他们并不幸福。”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申明，中国政府所做及将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钱学森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崇高理想，如今终于在神州大地回响。此外，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誓言，并强调要把其作为中国政府在今后数十年里的首要任务。一年之后，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了政府一定要恪守建设“幸福中国”的诺言。2011年3月19日一期的《经济学人》将此作为封面专题，题为“中国追求幸福，而非增长”。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一直是中国政府矢志追求的目标，而今，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新目标。这一转变，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观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温家宝总理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幸福程度的提高，更不必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若经济的发展不能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那这样的发展便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太大意义。
近代中国政府，不管是在国民党政权还是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一一直自诩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它的使命总是以计划或项目为中心，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四个现代化”，以及更近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可以实现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也是温家宝总理最喜爱的著作之一)中将追求幸福描述为在自由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
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
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
的差别。受到那些奢靡思想影响的人，不仅在现实处境中是可怜的，而且
往往为达到他愚蠢地羡慕的生活境况而扰乱社会和平。然而，他只要稍微
观察一下就会确信，心态好的人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平常环境中同样可以保
持平静，同样可以高兴，同样可以满足。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
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
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
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若改
变境况的努力不以谨慎为指导，也无正义可言，那个确想这样做的人，就
会玩各种最不合适的危险游戏，押上所有的赌注而毫无所得。……在我们
痴心妄想的最光彩夺目和令人骄傲的境况中，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真正幸福
和快乐。现实中，虽然我们生活平凡，但以我们的能力，同样的幸福和快
乐一直唾手可得。在最为低下的地位(那里只剩下个人的自由)，我们可
以找到最高贵的地位所能提供的、除了虚荣和优越等微不足道的快乐之外
的其他一切快乐；而虚荣和优越几乎同完美的平静，与所有真心的和令人
满足的享受格格不入。如下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即：在我们憧憬的辉煌生
活中，我们可以带着与在自己如此急切地想离弃的卑微环境中具有的相同
的安全感，来享受那些真正的和令人满足的快乐。查看一下历史文献，回
顾一下在你自己周围发生过的事情，想一想你或许读过的、听过的或想起
的个人或公众生活中几乎所有非常不成功的行动是些什么，你就会发现，
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已经很好，应该安安静
静地坐下来，感到心满意足。那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
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 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体现贪心和野心未得
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
对于已经习惯了把消费者行为简化为效用最大化的现代经济学家们而言，他们一定感到困惑，这一段文字居然出于亚当·斯密的笔下。它对道德精神的描述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常说的“经济人”在特征上竟然有天壤之别。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
同时，亚当·斯密的语气及内容与中国古代智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许不只是巧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名言是《论语》的开篇语。孔子的“学”并不单指要学习书本知识，还包括塑造人品、培养社会关系、学习持家和治国，并且最终让世界和平，充满和谐。学习人道并在生活实践中日臻完美，宁静喜悦必然常驻人心。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他一生寓乐于学，可惜英年早逝。孔子在回忆这位得意门生时称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一个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学习只能是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追求。孔子曾教导，先“富之”，再“教之”。
长期以来，劳动分工和商品市场被视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经济生产率，也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使市场经济不断演进，不断创新。思想市场则让我们能够独立并批判地思考，让我们以自有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推动我们始终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借助开放的思想市场，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却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而活力无限。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在人类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漫漫征途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尽管革旧维新、非同凡响，也仅是跃向前方的一小步。
在2008年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上，张五常教授发言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张五常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许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198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张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的这一回答表示彻底的怀疑。即便张五常本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审慎，他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想法合乎情理。经过极“左”教条多年的影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理应深恶痛绝。此外，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市场经济转型很可能会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威胁。4年之后，即1986年，张五常的小册子再版，在该版中他对之前的观点作了调整，他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同时推断“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明显低于前5年的速度”。然而，实际上转型的速度越发加快。极“左”教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官员的反对也没有张五常所想的那么强烈。中国的确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本书中，我们将详细追述带来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还有很多故事不为人知。此外，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随着新事实的出现，我们必然要在细节上对本书作修正。但书中呈现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本书中，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及对此的解读是由王宁最先提供的。在对事件重要性及相关性的讨论、纠正错误及矫正论点的过程中，两位作者通力合作。本书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我们所有的论据都是基于从各种采访及大量中外文献所获取的信息，在本书的脚注及参考文献中可找到对应的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可能与现有文献的记载和观点有所区别，在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解析上我们自信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关中国改革的中英文文献数量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为了保证叙述直白，我们在行文中甚少直接牵涉有关文献。接下来为各位展现的，便是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之路的一己之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罗纳德·哈里·科斯专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堪称是经济上的“论中国”，从一个外国经济学家的角度，客观、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以及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