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郭连贻是一位生长在乡野的饱学之士，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而这却正是他艺术创作得天独厚的资本。他游移于稼穑笔墨之间，甘于寂寞和清贫，类似深山里的隐士，但他的学问、品行、君子风范吸引了众多同道，成为一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一代代乡贤以令人钦佩的智慧、热忱和辛勤劳动，培育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他们又像一盏盏明灯，引领着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在文明进程中不停行走。

李登建编著的《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以郭连贻为中心，雕塑了一组乡贤的群像，着力表现了乡贤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通过“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浓厚的文化符号，反映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该书不满足于讲述传奇故事，而是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其内心的冲突，灵魂的挣扎，富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

滨州市作协主席李登建所著长篇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具体、生动地记叙了传主郭连贻一步步成为“乡贤”的过程，并以郭连贻为中心，雕塑了一组乡贤的群像，着力表现乡贤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通过“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浓厚的文化符号，反映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视角独特、内涵丰富、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的优秀文本。

84岁的郭连贻老人是一位生长在乡野的饱学之士，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而这却正好是他艺术创作得天独厚的资本；他游曳于稼穑笔墨之间，甘于寂寞和清贫，类似深山里的隐士，但他的学问、品行、君子风范慢慢吸引了众多喜欢文学、文史、书法艺术的同道，成为一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的了不起的人物。本书形象地揭示了乡贤对地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官方文化倡导的东西是骨架，那么他们营造的则是其细胞、血肉，一个地方活生生的文化恰恰是由他们传承着。一代一代乡贤以令人钦佩的智慧、热忱、执着和辛勤劳动，培育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气”。

在艺术上，《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以大量典型细节，细致的描绘、刻画，竭力突出文学性；不满足于讲述传奇故事，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其内心的冲突，灵魂的挣扎，富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同时作者试图借助这位梁邹大地、文化、民俗孕育的乡贤，打通历史，打通儒、释、道、书法、绘画、文学……密集的知识点和成熟的文化分析力、判断力，为这本书增添了底蕴与阅读的魅力。

第一章 门口有座文昌阁

第二章 江南谋食

第三章 折了翅膀的黑尾鸥

第四章 灵肉炼狱

第五章 僻静的苹果园

第六章 悲喜交融

第七章 “漏月轩”

第八章 翠竹飒然有声

后记

郭连贻在私塾的学习是断断续续的。

自1937年底日军侵占邹平后，县内人民就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小小的战斗发生过数百次，战火几乎把这片青山绿水烧焦。

全中国都放不下一张书桌，碑楼村岂能得到安宁？早晨，日本兵的皮靴咣咣地惊醒青龙街；中午，汉奸的马队又狂风一般把青龙街闹翻；夜里土匪再插空来砸住户的大门……

人心惶惶，先生不敢设堂，学生不敢上学。

私塾关闭的时候，郭连贻就在家练练字，看看书。他不喜欢出来玩，也不下地干活。这一点倒很像他的父亲。当然这时家境也许可他这样。家里有一本《汉唐诗合解》，一本《唐诗三百首》，他一首首地背诵。把一首诗抄出来贴在墙上，第二天再换一张。还有一本《幼学故事琼林》，上面解释了很多典故，有趣味又长知识。而有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扒扯那本《尔雅》，从上面查找答案……天天就是“啃”这些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能钻进去，’成了一条小“书虫子”。

一天晚上，邻居来串门，找郭以朋拉呱，说进城听到一些传闻。像往常一样，郭连贻在灯下看他的书，并不关心大人说什么。可慢慢地，他两只耳朵支棱起来——

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刚从长白山由家河滩、回路峪转移到三官庙，年初五黎明前，周村、邹平等地的四百多名日本鬼子摸黑扑了过来。司令员廖荣标立即决定以班为单位向西疏散，抢占山头。鬼子靠炮火掩护，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第五军战士则投掷手榴弹和石块还击。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

这事过去一段时日了，郭以朋没多么吃惊。

……数百名日军带着野炮和轻重机枪，将邹平城团团围住。当时八路军三支队七团一营驻防城内，拂晓得知敌情后，营长命令二连、三连从北门突围，自己率领营部和一连从西门出击。但刚到黛溪河边，发现了埋伏在那里的敌人，于是沿河滩转向西北，不料又陷入敌人的火力圈。二连三连撕开一个口子冲了出去，这边营长和三十多名战士却牺牲了……

“前天凌晨一阵一阵稠密的枪声，咱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一仗？”郭以朋瞪大眼看着对方，声音有点抖。

郭连贻夜里久久不能入睡，他眼前老叠印着这串串恐怖的场景，他感到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好像它是由野蛮、贪婪、掠夺、杀戮构成的，处处是刀光剑影，血与火……越想越睡不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约约，听到街上响起了打更老头的梆子声——村里有个风俗，每年自旧历十月一日起，夜里出现打更人，一直打到年三十。因为1861年十月一日那天捻军过境时，曾在碑楼村与自卫团展，开厮杀，双方死伤无数。那些无家可归的野魂每年这一天就来青龙街上游荡，丝丝缕缕地喊着“还我头来，还我头来……”打更的老头是个老光棍，胆子特大，晚上又喝了一壶酒，他用同样悲凉但却高好多倍的声调回它们的话：“回家去吧，你们杀了俺那么多人，谁还俺？回家去吧……”然后打着梆子把它们驱散。而他橐橐的脚步声也由近而远——得了这梆子声的安慰，郭连贻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也是个噩梦！

郭念鑫从山西回来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家人都认不出他了：骨瘦如柴，脸盘小得像枚核桃。

他患了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肺结核。

几个月前郭念鑫去山西时还好好的，虽不多么高大、结实，不像在地里滚的庄稼汉子那样膀子上一块一块的疙瘩肉，但也精神饱满，现在眼睛却暗淡如即将熄灭的炭火。一家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一天三顿饭都是郭连贻把饭菜端到父亲的病床前，他要尽孝心。但父子之间仍然没有多少话，形同陌路。

病情在恶化，郭念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默默地看着连贻和仅一岁多的在贻，眼里的泪水悄悄涌出来。其实郭念鑫并非不重亲情，只是不习惯表达。二儿子铸贻由赵氏做主过继给了堂兄郭念丰，他拗不过母亲，却多年耿耿于怀。三儿子两岁时患脑膜炎，求了医生求巫婆，巫婆让他和田瑞卿夫妻二人黑夜到坡里，遇上杨树，啃下块树皮，回来熬汤，儿子喝了保准好。他们果真这样做了，三儿子却夭折了。

郭念鑫生命最后的日子，赵氏一改往日的刚硬、粗暴，守在儿子跟前，，悉心护理，想听他说几句话。他却说：“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天高地厚……上次回来我已是个病人，你不该给我那么一个重差事……”

他指的是去年五月麦收，赵氏要他帮四伯父打场，他不情愿。那时他就感觉身体不舒服了，但没对家人说。赵氏大发脾气，逼他去。烈日暴晒，他头晕目眩，汗如雨下。打完场还得把麦子收进仓，一袋麦子一百多斤，文弱书生的他实在力不从心，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一连扛了三袋子，晚上回来累得饭都没吃下去。返山西后很快就发了病。

回家一个多月，郭念鑫就去世了。这年他才二十七岁。

赵氏又伤心，又愧悔，病缠上了身，不到两年也离开了人间。

过去，小连贻多是跟着祖母，晚上到自己家的闲园子里睡觉。闲园子在他们家的东北角，百十米远，篱笆墙，木栅栏门。园子里长着不少杏树，几棵梧桐，繁茂的枝叶遮严了矮小的土屋。是一个安静的所在。

赵氏死后，郭以朋搬了过来。不过祖父是全天候“驻扎”了，饭食都是由郭连贻和田瑞卿往这里送——郭念鑫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郭以朋看破了人生，一心想逃避俗世。

P13-15

偏僻小山村的一位老人，在方圆百里几乎妇孺皆知，这算不算一个奇迹？这位老人就是我的传主郭连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听人们谈论“邹平有个郭连贻”，但因在滨州工作，直到本世纪初才结识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的博学和谦逊让我难忘。之后我办事送礼，打电话请他写几幅字，名人墨宝须上门去求，可我还未动身，他却先用挂号信寄了来。如是者三，我感动得不行，萌生了为他作传的念头。但当时我的散文创作正处在“攻关期”，停下来向另一个方向掷大块时间，真舍不得，便只写了篇三四千字的《书家郭连贻》在《山东文学》发表。本以为这份情债就了结了，可不想仍然“重负”在心——我发现，随着与这位老人友谊的加深，我的仰慕之情已浓到不写出这部传记寝食不安的程度。

郭老先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家，他应该是民间文化学者，或者说底层的文化人。职业的关系，我对底层文化人有一些了解，每个地方，都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草根文人，他们或赋诗填词，或写字画画，或挖掘地方史资料，搜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痴醉文字，把文字看得比命还重要。种种条件所限，他们多数水平并不多么高，在当地小有名气，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人知道他们；但他们中也确有饱学之士、大成就者。八十三岁的郭连贻老人就因其超人的天赋、多舛的命途和一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字”，而成为一位国学功底深厚，创作诗歌、散文小品，撰写考证、评论文章，出版多部古诗校注著作，在书法方面被破格批准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的传奇人物。而且他儒雅、仁厚，颇有君子风范；甘于寂寞和清贫，淡泊、恬适，身上保留着隐士遗风（郭连贻上的是私塾，以后又多是读古书，知识结构影响到他的思想和行为）。这个才学卓异、情怀高洁的人慢慢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当地喜欢地方文史研究、书法艺术、文学创作的同道都围拢在他的身边。

我更愿意用“乡贤”一词代指郭老先生。中国历史上，乡贤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扎根于民间世俗的沃野，啄取泥土呢喃成春，培植乡村美好德品，开乡民之眼界胸襟，道德学问为人乐道，可亲可近可遇可师。亦如书中所写：“一个地方活生生的文化恰恰是由一代一代草野文人、一代一代乡贤传承着。他们以令人钦佩的智慧、热忱、执着和辛勤劳动，营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气”；他们又像一盏盏明灯，引领着这一方土地的人们在文明进程中不停地行走，如果没有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愚蒙的暗夜会多么漫长！”郭连贻他们就是这样的乡贤，他们延展着邹平的文脉，功莫大焉，我心崇敬之、向往之。这也是我不惜耗三载光阴，为郭连贻和以他为中心的乡贤群体立传塑像，反映这一特殊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根本原因。

我不想把这部作品写成那种只是记述故事梗概的传记，而要竭力突出其文学性、思想性。我明白，这首先需要大量典型细节，仅凭道听途说远远不够。为此我下功夫深入采访，搜集了丰富的资料，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人物的经历、内心、习好、个性，人物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造就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土壤。本质上，郭连贻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人生道路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缩影，他生命中充满了屈辱和血泪，当然也贯穿着抗争与搏斗。他年轻时清高、自负，甚至有点桀骜不驯，但历经一次次的打击、磨难，慢慢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我试图对其性格扭曲、变形的前因后果作准确把握，把他人性被异化的真相揭示出来。这也是我在作品中用劲的地方。

由于传主有书法家的一面，书中与“人生遭际线”缠绕并行的另一条主线便是，郭连贻书法不同时期的艺术追求、风格嬗变。表现好这一点，不能不涉及书法史的发展脉络、主要书法流派和书法现象，特别是郭连贻为源的书法巨匠。笔者在这里花了不少笔墨，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看到中国书法大致的轮廓。

时代在飞速发展，步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现代化教育方式、价值观念凶猛地冲击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兼浮躁、功利、时尚如菌滋生，今天，像郭老先生这一代人，这样有“老书底子”“老脑筋”的“老夫子”已不多见。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社区正毫不留情地取代古朴的村落。乡村消失，乡村文明的根基动摇乃至不复存在，“乡贤”或然将是中国乡土上最后的一道精神风景。这是令人担忧的（但愿这仅仅是一种忧虑），本书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忧思，笔者无法排解，不能自已。

为帮助我写好这本书，中国作家协会经评审把我列入“2011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名单”，安排我到山东省邹平县深入生活；2012年，此选题又被评定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在写作过程中，著名作家张炜、张守仁、孙德全、艾克拜尔·米吉提、李炳银、李一鸣、高伟、张瑞云、王兆山、王兆胜、丁建元、汪雪涛、孟英杰、任启发、杨文学、杨智等师友，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使我受到很大教益和启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著名作家何建明，在百忙中为书稿写推荐语，于我，这是莫大的鼓励；从烘托气氛和“好看”着眼，本书出版时配制了大量图片，搜集图片很费事，一些珍贵图片得来不易，提供图片的朋友先后有王忠修、由俊佐、曲延庆、李红星、陈杰、郭立民、杨景敏、张平、孙克忠、张国栋、李荣川、郭宪明、郭宪玉、许烟华、王其槐、张松等，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李登建

2013.12.6

李登建具体、形象地记叙了传主郭连贻一步步成为“乡贤”的过程，并以郭连贻为中心，雕塑了一组乡贤的群像，着力表现乡贤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的文本。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何建明

中华民族的文脉深藏在民间，源远流长，代代相传。郭连贻是邹平历史、文化、民俗孕育的儿子。李登建试图通过这位乡贤打通历史，打通儒、释、道、书法、绘画、文学……密集的知识点和成熟的文化分析力、判断力，为这本书增添了底蕴与阅读的魅力。

——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十月》杂志原常务副主编 张守仁

郭连贻曾经经历的尴尬和困厄，是历史形成的，政治的必然和人生的偶然情形使人惊诧和无奈，而这恰恰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元素，具有书写与表现的意义。作者对郭连贻的不幸充满悲悯，将人物命运放在历史社会生活的背景环境下，给予了十分真实、生动的描述。

——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报告丈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李炳银

传主郭连贻足一个奇人，但李登建却不满足于讲述一个传奇故事，而是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其内心的冲突，灵魂的挣扎，性格的扭曲变形。这是一部富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的长篇人物传记。

——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博士、教授、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李一鸣

乡村在消失，最后的乡贤的背影正从地平线上凸显出来。这是颂歌还是挽歌，是对古老文明的追寻还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多义更有意味，但不论怎么看，在李登建笔下，我都能感到一个伟大民族沉重的步履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王兆山

李登建用散文笔法写人物传记，充分发挥了一个散文作家的优势。他擅长写景、状物、抒情、议论；行文时徐时疾，疏密有致；语言质朴而凝重，自然而典雅，这又正好与所表达的内容相契合，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兆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