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是作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的成名作,已被译成13种文字,作者为创建一个宽容与充满人文关怀的国际环境所进行的努力,对道德及哲学问题深入而持续的研究,使作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声誉。
他的传奇家世及经历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他是一位在当代世界里寻求永恒真理的哲学家;他的著述与论文从道德与理性的角度,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及不断演化的群体认同之中每个人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其观点温情而又犀利。因其特殊贡献,今年又获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颁发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
在对全球道德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思考之后,《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作者、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提出如下的古老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而显现出急迫性:成为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具有的共同人性,意味着我们对陌生人承担何种责任?阿皮亚综合运用自传、史实、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资料,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的父亲是一位非洲人,母亲是一位英国人,作者本人在加纳长大成人,在英国接受教育。
《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的主题是重新思考世界主义的道德原则,它主张人类更大范围的融合,拒绝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思考的是:既要保护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又要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标准。在这种世界主义看来,个人可以具有多种身份认同并保持其忠诚性,并且通过对话与发现,构筑开明的全球化社区。
为了回应上述挑战,实证主义的批判者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一种举措,是采取反问的方式,让我们姑且这么谈论。世界上有很多事实,是某些人无法获知的,也有很多信仰,是我们没有途径确认其正确性的(这些途径包括:体验、所见、所听、所闻、所嗅、所触)。如果每个真实的信仰都对应于一个事实,那么,一加一等于二,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这个事实存在于什么地方?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单身汉不能结婚吗?无论找到多少尚未结婚的单身汉,都无法证明,为什么单身汉不能结婚。据我所知,没人发现一棵松树恰好长着五十七个紫色和金色的松果。不过,没人这样认为,不一定就没有这样的松树。就这件事情而论,有谁能够否认,正如苏格拉底坚持的那样,所有男子最终难免一死?这样的事实又存在于哪里?
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描述的画面,似乎是依据某个信仰而匆忙得出的结论:这个信仰,就是对于你看到、听到、触到、闻到或者体验到的特定具体事物的认识。有关具有普世意义的信仰(涉及整个人类)、有关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比如已婚的单身汉)的信仰,又该如何解释?实证主义似乎在说,如果我们无法回答诸如“这个事实存在于哪里?”、或者要求“向我展示证据”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获得对任何事物的真正信仰。实证主义认为,任何真正的信仰,都必须有一个“赫然存在”的事实与之对应。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不仅要舍弃对于价值的信仰,还要舍弃对于可能性、数字、普世真理的信仰,或许还要舍弃很多类似的存在。一种最初似乎不错的理论,现在看来,还拖着一根不堪重负的尾巴。这并不是说,实证主义没有关于数字、普世真理及可能性的理论,而是说,一旦你认识到,面对不同的真理,必须区分其不同的情况,那么,可观察之事实应与真理相符的观点,就大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对于实证主义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实证主义认为,我们可以批评某种信仰或者行为是不合理的。好吧,它们是否合理,这构成一个事实吗?如果它们确实是事实,那么,我们能否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伤害无辜之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实证主义对此能够提供何种证据?有关这个事实,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证据?比如说,有人相信某个事物看上去是绿色的实际却是红色的,假设我们认为这个信仰是不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对应的事实?此外,如果有人相信某个事物看上去是红色的其实却是绿色的,如果这种信仰是不合理性的,我们能在哪里能找到对应的事实?有人认为,以上信仰都合乎理性,即便我们带着他们观察那些看上去是红色的事物,告诉这些人,这些事物确实是红色的,这些人也很难被我们说服。实证主义者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也很难回答他们给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认为某些信仰不合乎理性,而这个认定又不能视作一个事实,那么,它或许就是一种价值。(在实证主义看来,我们只能作出两者选一的抉择。)因此,“如果认为,看上去是绿色的事物其实是红色的事物这个信仰不合乎理性”,这仅仅意味着,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希望不要把看上去是绿色的事物看作红色的事物。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那么,我们是无法对它作出评价的。对于具有如上荒谬观点的人,实证主义缺乏反驳的理性基础。当然,那些相信看上去是红色事物实际上是绿色事物的人们,并非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是非理性的,他们不应该这么去思考。
在实证主义理论与相对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一种断裂的关系;按照相对主义的理论,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干预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按照实证主义的理论,认为某个事物具有价值,大体上相当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它。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价值就自然成为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工具。因此,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讨论对于其他文化的宽容问题,其全部策略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我们如何能够以理I生的方式论证,我们应当容忍其他民族的基本价值选择,同时,又要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这种基本价值的选择其实没有理性基础可言?实证主义确实没有鼓励人们干预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也没有鼓励不干涉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记得,印度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古老故事。一位英国军官试图制止一个印度女子与已故丈夫一同殉葬,有一位印度男子告诉这位军官:“在已故丈夫的葬礼上,他的遗孀应当与亡夫一起火化,这是印度的习俗。”那位军官的回答是:“处死谋杀者,也是我们的习俗。”
一些相对主义论者混淆了两种判断的区别,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都具有主观性的特征。他们的观点是,道德‘判断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判断具有主观性的特征。你是否同意某一判断,取决于你拥有什么愿望,这正体现出你的主观性。然而,他们还认为,事实判断同样具有主观性的特征。你接受哪个事实判断,取决于你拥有什么信仰,这同样体现出你的主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具有上述意义的主观性。但是,基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你有权做出任何你愿意做出的判断,所以你的事实判断就具有主观性。的确,从事实判断推导到道德判断,实际上就是从“实然”向“应然”的转换,这会让休谟皱起眉头,因为这将导致自然主义的谬误。即便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从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到对宗教宽容的辩护,两者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宗教容忍只是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P37-40
感谢斯基普·盖茨邀请我撰写本书,感谢我们之间多年形成的友谊。还要感谢乔什·科亨和马莎·纳斯鲍姆,几年前,他们启发我开始思考哲学世界主义的课题。与马克·约翰斯顿、斯蒂文·曼斯都、吉尔·哈曼、彼得·辛格尔和乔恩·海特的交谈,在本书写作的各个关键阶段都曾对我的思考产生影响(当然,他们都不必因为我采纳他们的思想而承担任何责任)。特别感谢诺顿出版社的全体人员,尤其要感谢鲍伯·韦尔,他是一位耐心、敏捷、善于助人的编辑,还有罗比·哈林顿,他在本书初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用力卓著,还要感谢伊林·钟,他设计了本书的封面。感谢凯伦·达尔顿,他让我们认识了本书封面采用的威尼斯著名画家提埃伯罗的作品。我还要感谢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为我介绍了纳米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和很多其他地方的情景;感谢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我的表亲们,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让我了解了很多他们知道的地方。
与往常一样,在这件事情以及所有的事情上面,我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搭档亨利·芬德,他是我必不可少的伙伴。
我对母亲的感谢之情,已经表述于本书的题词页上,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讲一个小故事以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属于我母亲的。我母亲在1955年迁徙到加纳。我父亲在1990年去世之后,人们不停地问我母亲,什么时候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母亲总是那么说:“可是,我已经回家了。”那时她就有了一个想法。她去找了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买回一块与父亲墓地相邻的土地,并且在上面盖上了一块混凝土板;她这样做,只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人在她之前利用这块土地。现在,不论谁在问,她都会说:“我在库西马已经有了墓地。”在我写下这些词语的时候,也就是我母亲从英格兰迁人此地五十年之后,她依然住在库西马的家里。
基于充分的人文精神、现实的世界观和对艺术的热爱,作者试图重新定义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在共同的人性指引下,我们对陌生人负有何种责任?”这是这本话题敏感的著述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我读完本书之后,感觉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建议其他人也能获得这种感受。
——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是我的同胞,他撰写了一本重要的论著,论述人类和谐生活的宏大计划。它所表述的核心思想,是用理性的方式,在世界人民中间寻求共同尊重和相互理解。他认为,跨越界限的对话,确认对于他人的责任,是改变世界面貌的宜人方式,尽管这个世界仍然充斥着狂热与偏执。本书所传达的信息,与联合国工作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因此,我希望它的声音可以在更远、更广泛的范围内被人民听到。
——科菲·安南(前联合国秘书长)
对于我们这个充满困惑的时代而言,这是一部出色而充满人性的哲学著述。
——萨曼塔·鲍尔(《地狱里的问题》一书的作者)
他令人振奋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让人们从自满的平衡状态中清醒过来……所有内容均以无所顾忌的幽默笔调加以传达。
——纳丁·戈遭默(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