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鼠疫》收录了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缪的两部作品：《鼠疫》与《局外人》。这两部作品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缪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在艰苦搏斗中感受着人生的幸福。

阿尔贝·加缪编著的《局外人鼠疫》是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之一，《局外人鼠疫》收录的两部小说是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描述的是人在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没有意义。而《鼠疫》写的则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处境，人类显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与死神的艰苦搏斗中感受人生的幸福。

局外人

鼠疫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闷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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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他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瑞典学院

(加缪)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深刻的正确回答……我们的时代接受了他的观点。血腥的二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令现代社会得以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心。

——《纽约时报》

荒诞，荒诞的人，反抗，自由，激情，幸福……这些概念在加缪的笔下，都有一种特殊的内涵，其特殊性在于加缪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在对人类浩劫的感受和反思中形成的人道主义。他提出的“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他拒绝了永恒，同时就肯定了人世间的美和生命的欢乐。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