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编著的《故国身影沉默》是一本专栏作品的结集，也是一本关于社会风物人情的观察笔记。作者勤于写作，善于思考，能从寻常小事，读出人生大道理。这个稿件，既是对自己过去写作的总结，也是对人生思考的一次梳理。

作者用娴熟的非虚构叙事技巧，展示了中国沉默的一群人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对于有志于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模板。

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芸芸众生，被选择或被抛弃，都像是一种宿命。

林天宏编著的《故国身影沉默》是一本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它写出了盛世背后普通中国人的尊严和生命。它讲述了北京“721”大雨中被洪水冲走的60岁的农民飘零的一生；它刻画了汶川地震中翻山越岭，背儿子回家、修路的父亲孤独的生命；它写出了被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师的飘零；它讲述了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美军少校与中国老兵……

其实，中国的故事永远都不只有一面，只是，我们往往都只注意到了一面。

壹?命若尘埃

 回家

 路

 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不知死于何时

贰?寻求被遮蔽的历史

 人民会用脚投票

 少校的荣耀

 寻找少校

 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

 淳安：望得见未来，回不去故乡

叁?重新发现社会

 这组照片与新闻无关

 幸福的明黄色

 摆渡

 一所学校的公民试验

 流浪汉去踢“世界杯”

村部清洁工蔡守江先生的死亡时间，也许永远将是一个谜。

有自称目击者的村民说，21号傍晚“天还亮着的时候”，上游冲下一阵两米多高的大浪，卷走了在大石头上困守多时的他。却也有前去搭救的人说，一直到夜里11点多，借着路灯的余光，还能看到这个被困在水中间的男人，但12点后，他就不见了。更何况，在大水之中，还不知道他究竟挣扎了多久，才真正放弃了抵抗。

无论如何，蔡守江已经9天没有出现过了。在北京7月21号的那场暴雨中，他成为了众多失踪者中的一个，即便再乐观的人，也不觉得他能生还。只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这个北京房山区孤山口村的60岁农民，一生贫苦。他是个聋子，没有上过学，打了一辈子光棍，最后消失在洪水中。快乐这个字眼，在他的生命中总是稍纵即逝，就像眼前这条刚刚被山洪侵袭过的荒废河道，乱石嶙峋，电线杆子和各种杂物遍布其间，却找不到什么亮色。

但他给家人留下的悲伤却是永恒的。9天后的早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他的嫂子郑志杰带着我爬上那块大石头，举目四望，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节哀。”我拍着她的肩膀，不知该说什么。

“老江，你托个梦，嫂子就找你去。找着了把你埋了，有个坟头，嫂子也有地儿哭你去。”她捂着脸抽泣着，从指缝中漏出这么一句话，又嚎哭起来。

一

21号这天下午1点多，天刚刚下起雨，蔡守江突然从外面回来了。他和哥嫂打了声招呼，就进了90岁的老父亲蔡莲弟住的北屋。这房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木头已经发黑，下雨就漏水，担心房子哪天就塌了，蔡家还找了根大木头，顶住了屋顶。

那天下午，他看天色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就跑到供销社买了双新雨鞋，特意给老人送来。老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怕老人的脚沾水。把雨鞋递给父亲，两人坐在炕上说了会儿话。

没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蔡守江和父亲聊了些什么。没多久，他就起身离开，要回村部上班。

“要下大雨了，你就别去了。”郑志杰喊他。

蔡守江耳聋，没听见，拉开门径直出去了，从此没能再回来。

这天下午，雨越下越大，“就像天上往下倒水”，到了4点多钟，孤山口村路上的水已经漫到了齐腰深。蔡家也进了水了，郑志杰把父亲搀扶到了平日里她住的西屋。老父亲长嘘短叹，替二儿子担心，说他耳朵聋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事。郑志杰安慰他，然后找了一个脸盆，往外舀水。

不是没想过出去找蔡守江，但郑志杰走到门口，“就被浪打回来了”。这些住在山里的村民，一辈子也没见着这么大的水，浪头一个个打过来，漫到了胸口，站也站不稳，她只能退回屋里。

家人并不知道，在几百米外的村部，蔡守江已陷入绝境。

村部建在路旁一条荒废了数十年的河道上，蔡守江住最北头的警卫室。那天的暴雨，引发了山洪，顺着河道呼啸而下，很快就吞没了那里。

有目击者看到，当水漫到窗户下方时，蔡守江才踉踉跄跄地从屋子里跑出来。此时，村部已成水中孤岛，他只能爬上村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

大约下午5点来钟，来村子里帮人盖房的铲车司机邓占江，正在村部对面的屋顶上躲水，他看到了大石头上的蔡守江正在挥手呼救。他大喊一声：“水里有人！”赶紧跑下楼，发动了车子，另外一个工友魏国成也尾随而来，爬进了铲车的车斗里。

水已经淹到了驾驶室的下方，车斗里也全是水，邓占江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铲车，靠近蔡守江，但离着还有十来米，一根突然倒下的电线杆挡住了去路。车子过不去，又担心有电，他只能退了回来。

一辆碰巧路过的消防车也加入了救援，但水越来越大，车子被冲翻了，消防员们只能敲碎玻璃，从车窗里爬出来。

没人能救得了蔡守江，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着岸边挥手。天色渐暗，这个老人的身影也一点点被夜色吞没。邓占江说，夜里11点多的时候，他还隐约看到蔡守江，但12点后，人就不见了。

但有另一个目击者告诉郑志杰，他看到，天色还亮着的时候，一阵大浪拍过，蔡守江就消失在洪水之中。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回忆起九天前发生的这些事，郑志杰轻叹一声。山村夜深，当事人轻声细语，时而抽泣，没有抱怨，只是静静等待。来访者失魂落魄，屋子里的凝重和悲伤，大得几乎要将人心压碎。

二

出生没多久，蔡守江就差点死了。

他出生于1952年6月，那年7月，突然发起高烧，家里无钱医治，束手无策。几天后他挺了过来，但耳朵已经烧坏，几乎听不见声音。

因为聋，他没有上过学，同龄人上学时，他在山上劈柴、放牛，割猪草。只认识十几个字，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名字。年轻时，他靠在村里帮人做些杂活度日。他曾经试图到邻村打工，但对方一看到他是聋子，就不敢要他。

前些年，他身体还算好，能干些体力活，一天能赚个百八十块。但这几年，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就只能在村子里为邻居们掏掏粪坑，一次赚个二三十块钱。

在邻居们的印象中，这个聋老头个头不高，一米七零左右，沉默寡言，却逢人便笑，然后习惯性地摸摸头。他干活勤快，掏过的粪坑总是干干净净，自已那一亩玉米地，也厘得横平竖直，村里种过田的老人，提起这事儿就竖大拇指。

他生活节俭，从来没买过新衣服，身上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都是邻居们不要了送给他的。他不喝酒，不舍得花钱买烟，只抽自家地里种的烟叶子。对他来说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每个月到市场上割一条窄窄的猪肉，回家炖着吃。

他几乎没有出过村子。最远的一次是2010年，郑志杰带着他去十多公里外的良乡医院办残疾证。坐两块钱的公交车，他都心疼了老久。但郑志杰也注意到，在公交车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事物，眼前这些旁人熟视无睹的场景，对他而言都是新鲜事。

他省钱是为了娶媳妇的。大约五六年前，经人介绍，他从门头沟花钱“买”了一个媳妇。结婚当天，老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怎么喝酒的蔡守江，那天晚上喝了两瓶白酒，还高兴地哼起曲子。

在郑志杰的回忆中，这是小叔子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但两天后，这个嫁过来的女人卷着几千块钱，突然消失了。他回门头沟找了两次，也没找着。

有人劝他报警，这个聋子不说话，蹲在地上磕着旱烟带，半响才憋出一句话：“算了，都不容易。”

旁人看来，蔡守江一切如常。但郑志杰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以前，蔡守江喜欢看电视剧，时不时“嘿嘿”两声，从那事以后，他再也不看了。“心死了。”她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蔡守江眷恋的人，也许只有他的老父亲蔡莲弟。蔡家有两兄弟，四个姐妹，生活都不宽裕。蔡守江是唯一没成家的，他便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他心好，平时总唠叨哥哥儿女多，自己能多担待就多担待。”郑志杰说。

父子俩感情很好，每到换季，蔡守江就把节省下来的钱给父亲买新衣服。一有空，他就到父亲床前，两人连比划带吼地，说上一阵子话。21号那天，他除了给父亲带了双雨鞋，还塞给哥哥2000块钱，嘱咐哥哥给父亲买药吃。天知道，这笔钱他要存多久。

这些天，得知二儿子被水冲走的消息，蔡莲弟受了刺激，半身不遂。9天后，当我们找到郑志杰时，她的丈夫蔡守金带着老人去住院了。諾大一个院落，只留下了她一个人。

她带着我走进老父亲住的北屋，人去屋空，炕上一片狼藉，一把马尾拂尘静静躺在枕边。这把拂尘，是平日里蔡守江为老父亲驱赶蚊蝇用的。她拿起拂尘看着，突然掩面哭泣。

蔡守江还留下了一个旧账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个月的进账。“杂活60元”，“掏粪20元”……类似的字眼随处可见，最多的一个月，他的收入是1200元。

翻到最后一页，是2010年，他借钱和人盖新房，每笔欠账都是数千元，他都记着，准备以后慢慢还。  三

如果不是大队扒了蔡守江的新房子，他本不会死。

2010年春天，郑志杰的女儿结婚，家里越来越不够住。蔡守江和亲戚朋友们借了六七万块钱，在自家的地里盖了座新房。

包工头杨福（化名）说，为了节省工钱，蔡守江不愿意多请工人，自己也跟着干活，和工人们一起睡在工地里，夜里轮流起来看材料。两个月后房子盖好，上了门窗，他摸着墙壁，咧着嘴笑了老半天。

但蔡守江还没住进新房，大队派的扒房队就来了。

大队给蔡家的理由是，在这片土地上盖房子的批文，早就二十多年前就过期了。现在这块地是农用土地，禁止盖房。

扒房子那天，蔡守江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十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把他拉出了房门，铲车冲向房子，一阵尘土过后，新房子就成了一片瓦砾。郑志杰记得，小叔子蹲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废墟，谁叫他都没反应。

第二日，蔡守江就到村部要个说法。可他老实，不会发火，只知道坐在村长办公室门口，一坐就是一天，不吃不喝，动也不动。

时间长了，村里也怕出事，就和蔡守江商量，给他一个村部清洁工的工作，打扫和收拾各个办公室，一天10块钱。村里还给他在村部警卫室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他似乎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每天都把村部的卫生打理得井井有条，村干部上班前，他就把所有的暖壶都冲上水。这份细致，就连村里正式的清洁工都自叹不如。

只是，常会有人看到，一有空，蔡守江就会回到那座新房的废墟里，坐在砖头上，抽着旱烟，一声不响。

21号下大雨那天，村干部先下班了。据说，有人曾叫蔡守江回家，但他的回答是：“不能走，拿了村里的钱，就要给村里干活。”

他终究没能拿到那10块钱。几个小时后，一阵浪头便带走了他。

现在，大水已经退去，蔡守江生前住的警卫室里，地上一层没脚跟的淤泥，床和衣柜七倒八歪，水线到了窗户上半截，只有几件挂在门后的旧衣服，证明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蔡守江被大水冲走后，村里也发动过村民寻找，但沿途的河道都积上了厚厚的淤泥，下游还是个大水库，搜索了数天，还是一无所获。

陈宝存是参与寻找的村民之一，他和蔡守江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得知消息后，他拿上家里的蓝色充气床垫，用几块胶合板粘在一起当浆，每天都到水库上划上一个多小时，搜遍了各个角落。

船行水上，他有时也会想起过去一些记忆的片断。和蔡守江一起放牛，用石头丢他，他也只是咧嘴笑笑，从不生气。长大后，两人一起看菜地，煮碗菜粥两个人分着吃，然后躺在棚子里，聊着以后娶媳妇的事。

“我这老哥人好，可怎么就这么命苦啊。”他说，“就是把天翻开了，我也要想法子找到他。”

“如果找着了，会办葬礼吗？”我问他。

“办，得好好办。”他说。

但郑志杰并不这么看，“家里穷，办不起。”更何况，蔡守江打了一辈子光棍，按照村子里的习俗，死了也埋不进祖坟，只能在荒山野岭处找个风水还算好的地方，给他立个坟头。

头七那天，郑志杰叫上了村里的几个姐妹，带上纸钱，还买了两盒五块钱的烟，到大石头前祭拜蔡守江。她把烟插进土里，一根根点上，嘴里念叨：“你苦了一辈子，死了才抽上纸烟。抽就抽了，你倒是让我们找着你啊。”

这个女人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也许，小叔子的尸体被厚厚的淤泥盖住了；也许被冲到了下游的水库里，还漂在某个无人发现的角落；甚至，“早就被石头和树杈撞散了，找不到完整的”。

但她还是没有死心。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把院子的门关好，却不愿意关灯。每当有风吹动某个物件，或是雨水打在门板上，声音略大些，院子里的狗轻吠数声，她就会披衣起来看看，好像蔡守江回来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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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5月12日下午，我正杵在某节地铁车厢里，想着过一会儿的采访。车身摇晃，隆隆作响，光线明暗交错，完全不知道千里之外发生了什么。

出了地铁，我惊异地发现，我去采访的那家公司的员工们全都站在楼下。当时我还在恶搞地想，多大点事啊，不就是个采访吗，至于这么多人来迎接我?

不到一分钟，我就知道了，地震，楼晃得厉害，人们吓得跑下楼。我问震中是哪里，他们告诉我，全国各地都有震感——北京、郑州、上海、昆明、厦门……很快消息传来，震中是四川阿坝州，我印象中的一个地广人稀之处。我想，多大点事，能死几头牛吧?人们慢慢回了楼，我开始了采访。

晚上回家打开电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更新的死亡数字，那时候应该是9000多人。我第一感觉是太过荒谬了，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条件反射般地编了一条短信给我的领导，大意是想去前线，不去是失职之类的话。相信我，那只是一个记者最本能的职业冲动，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能意识到接下来我将会遇到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已经坐在了前往四川的飞机里。机舱里大多数是前往震区的记者和救援人员，每个人都压低喉咙窃窃私语，可那声音伴随着昏暗的机舱灯光，从四面八方朝我扑来，压抑极了。那个时候我入行才三年，还是个半生不熟的新手，被这气氛感染，紧张与兴奋交替上升，最后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壮感，觉得自己终于亲身参与了一段隆重的历史。

在来震区之前，甚至在人行之前，我并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选择记者这个职业，只是因为喜欢写字，也喜欢东奔西走的生活带来的漂泊感，那时候就连MSN的签名档上，都挂着许巍的歌词“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人年轻时，总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酷。

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看到原本山清水秀的小镇成了炼狱，建筑物七扭八歪拧成各种形状，士兵和消防员抬出残缺不全的死者，窒息而亡的孩子们四肢紧紧缠绕，还有那些被压在废墟下还奄奄一息的人，我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虚幻的漂泊感和悲壮感很快变成了无力感，然后是绝望。我不知道我能用手中的笔和纸做些什么。我甚至一度开始怀疑起这个职业于我的意义。

哀悼日那天，我在水磨镇半山腰的一户普通农家采访。男主人十五岁的孩子，在地震中死在了映秀镇倒塌的校合里，他和妻子冒着生命危险，蹒跚了五十里山路，把孩子的遗体背回了家。现实是残酷痛苦的，我的到来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抚慰与帮助，只能看着他们不住哭泣。这更像是完成一个任务，我好几次几乎中断了采访，扪心自问自己他妈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职业?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临别时，在他们家的救灾帐篷外，我看到一根竹竿，中间绑着一块红布，我随口问这是什么，那个父亲说，广播里说哀悼日要下半旗，村里找不到国旗，他自己找了红布和竹竿捆扎起来，下午2点28分，他和妻子在旗下站了一会儿，想想死去的儿子不会孤单，他和那么多人在一起。

那一刻，山间无风，遍山绿树纹丝不动，红布低垂。听着这个男人絮絮叨叨的川普，我的泪水瞬间喷涌。

在回去的车子上，这个父亲的面孔、他的表情、他的声音，还有那块红布，仿佛在我脑海中定格并不断回放。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做些什么。有笔纸和键盘，我也许可以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在故国、山川、古道、乡村、老楼中，无数小人物沉默不语，而他们的故事却无比动人。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讲给所有的人听，他们面对灾难与死亡时的勇气，他们被时代漠视与摧残后的高贵从容，他们在逆境中的挣扎与努力……哪怕这些都没有，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个个普通个体，是怎样在时间的河流里辗转反侧，不经意地留下属于自己的身影与印记。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六年后的5月12日，我刚刚辞职，告别了十年的新闻生涯，坐进了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可这一天，是的，那之后每年的5月12日，我都会回想起那时的自己，带着对命运的无知与懵懂，在黑暗的地下隧道里向前飞驰。而远隔千里之外的那场大地震，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也包括我的。

我要感谢故事里的这些主人公们，在这些年里，他们赐予我的勇气与力量，陪伴着我度过那些人生中灰暗艰难的时光。人生是一场远行，我也想把他们的故事送给你，愿他们能陪伴着你，一同面对那未知遥远的路途。

特稿是非虚构写作中一种重要的文体，本书作者为此提供了多篇堪称范文的佳作。他秉承特稿选材的特点，独具慧眼，挖掘与记录了发生在那些默默无闻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昭示读者，这才是中国社会的脊梁，冷漠迷惘中的暖色。而他追求的朴素、直白、短句式、克制性的叙述．业已成就了“林天宏文风”。

——徐泓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读了《回家》，你会知道，什么是“记者”，什么是“好记者”。记者职业生涯，最运气的事，就足在大时代、大新闻事件里碰上(发现)伟大的故事。林天宏运气不错，他碰上(发现)并且写出了伟大的故事。这也使他成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写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记者之一。

——卢跃刚 记者、作家

从新闻中寻找人性的显露与命运的挣扎，让我们予感动和思考中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是我向读者推荐此书的一个理由。对于在校的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学子们来说，读后会获益更多。

——贺延光 著名摄影记者

天宏有辨认好故事的天分，掌握巧妙的方法，又对何为有价值的信息心知肚明，因此他不仅写出了杰出的特稿还显得轻松自如。新闻界很少有这么聪明的人，真希望他赚够了钱之后，能再多写点儿。

——李海鹏 《时尚先生》出品人兼总编辑

一个记者，有平台是幸运，有名篇凭机遇．有风格则见才华、见努力。天宏可算新一代“三有”记者。《冰点周刊》给他提供了优良的特稿平台，汶川大地震中他写出《回家》，其后又有《人民会用脚投票》。他的诸多报道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细腻的叙述、精巧但不做作的结构——文本背后是一个好的“叙事者”、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徐百柯 《中国青年报》编委、《冰点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