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编著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整体建立在一种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对比中。在人物关系上，安娜和吉蒂对比，列文和弗隆斯基对比，弗隆斯基和卡列宁对比，列文、科兹内舍夫和尼古拉对比，弗隆斯基又和亚什文以及那位外国王子对比，安娜又和朵丽对比，吉蒂又和瓦莲卡对比……在情节发展上，安娜和弗隆斯基的这一条线索不断地与列文和吉蒂的另一条线索交替出现，相互对比。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每一个人物都能够随时在一面镜子中见到自己，读者也可以更为突出鲜明地见到生活的实质和每一个人物里里外外的特征。

托尔斯泰为《安娜·卡列尼娜》所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主题”，他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一种女人应该只在家庭中做贤妻良母的观点，但是安娜的遭遇却实际上大大超越了这个主题，而是一个俄国（以及全人类）在由封建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代的主题，社会的主题，妇女解放的主题，或者说是人性解放的主题。一起来翻阅《安娜·卡列尼娜》吧！

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现丈夫与家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于是宣布她不能与他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不仅是夫妻双方，一家老少，所有家庭成员都为此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已毫无意义，就连每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们的关系也要比他们一家人融洽。妻子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丈夫则整天在外不回家，孩子们不安地在房间里乱窜。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架，还给女友写信，请女友为她找个新差事；厨师昨天正当开午饭的时候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都要求辞工算账。

与妻子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隆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斯季瓦）和往常一样早晨八点钟醒来，却不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在弹簧沙发上翻了个身，好像还想睡一大觉，他紧紧搂住枕头，将脸贴在上面，但他突然坐了起来，睁开双眼。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想，一边回味着梦境。“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对！阿拉宾在达姆斯塔特举行晚宴，不，不是在达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它们原来都是女人。”他的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彩，他微笑地沉思着。“是的，太好了，太妙了，有趣的事还多着呢，只是难以言表。”这时，他发现一缕阳光透过呢绒窗帘侧面的缝隙射进屋来，他开心地把脚从沙发上伸下去，搜寻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还明白他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真糟糕！”想到家里发生的一切，他叹起气来。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同妻子吵架的所有细节，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最苦恼的自身的过错。

“不，她不会原谅我——她不可能原谅我！而且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自己的过错。这却也不能怪我，这就是全部的悲剧所在，”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会儿，他刚从剧院回来，幸福而又满足，手里拿着个准备送给妻子的大梨。结果，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使他吃惊的是，她也不在书房里。最后，他在她的卧室里找到了她，她手里正握着那封令人沮丧，将一切都披露无遗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被他认作头脑简单的女人多莉，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懊恼的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那时他的面孔上全然不由自主地（“大脑反射”，奥布隆斯基心想，他是爱好生理学的），忽然全然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惯常的、好心的，也是愚蠢的微笑来。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这种傻笑，因为多莉看见他脸上的傻笑，好像身体被刺了一下似的，哆嗦了一下，她立刻火冒三丈，说了一大串激烈的话，跑出房间去了。从此以后，她就不愿再看到他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隆斯基想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对自己说，却找不到答案。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