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编写的《田野上的中国》是一本新闻报道作品集，分“垄上行”、“小鸣小放”、“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三辑编辑，体裁有专栏评论、时评和观察文章。

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田野上的中国》根据叙述类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垄上行”，其中大部分是作者张毅2010—2011年间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边走边写的专栏评论；二是“小鸣小放”，是作者针对近年来“三农”领域一些现象、问题和争论，所发表的时评；三是“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大抵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和“三农”发展一定阶段和节点的观察文章。

《田野上的中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垄上行

 满眼春水满眼旱／3

 农村何日走出“三徘徊”／6

 凭什么缴这两百万？／9

 一起去看稻／12

 黄瓜的味道／15

 这袋米，有无大不同／18

 小小渔船怎靠岸？／21

 论文要写在田野上／23

 上海·寿光·百色／26

 不能荒了“1.4亿亩”／29

 别拿农药不当“药”／32

 农家乐要姓“农”／35

 田园城市，防止城市压迫田园／38

 那条幽深的峡谷／41

 “百灵鸟”唤醒山寨／44

 要进度，更要“温度”／47

 愚公移山不是为了土方量／50

 青纱帐里出奇兵／53

 农业好比“低价股”／55

 合作社里的“有限农民”／58

 田野呼唤职业农民／61

 农家不是绊脚石／64

 1万亿斤不是“天花板”／67

 话说“川猪规模”／70

 川猪“变脸”／72

 上城下乡／75

 南矶山的空气当饭吃／77

 种粮大户卢国平的烦恼／80

 坚持直补不动摇／83

 “四季歌”要有新唱法／86

 大草原欢不欢迎煤矿／89

 人转出去，地才能转出去——土地流转话题之一／92

 规范流转，才能和谐流转——土地流转话题之二／94

 相约去放鱼／97

 红豆寄“乡思”——乡镇企业话题之一／100

 这股力量不可替代——乡镇企业话题之二／104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驿站”——乡镇企业话题之三／107

 那些返乡的农民工／110

 劳动力的解放／113

 雀舌、蚕茧和萝卜／117

 蚕宝宝下广西／120

 莫文珍“移山”／123

 “一事一议”灵／126

 羞答答的苜蓿草／128

 大材小用的打瓜／131

 一亩黑土多少钱？／134

 草惑／137

 草政／140

 草变／143

 草令／146

小鸣小放

 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151

 如今重提菜篮子／154

 乳业巨头如何自救——奶业话题之一／157

 奶站背后的“泡沫”——奶业话题之二／160

 牛奶的滋味儿——奶业话题之三／162

 奶业的方向／165

 小虫子提出大课题／167

 蹒跚走来北京鸭／169

 当“粮荒”遭遇“油荒”／172

 灾后重建要城乡统筹／175

 从“家庭效应”到“家乡效应”／178

 小户不可小瞧／180

 农民工，在路上／183

 当老乡面对“高速路”／185

 不是小妹眼高手低／187

 农民是主角／190

 废止农业税，“反哺”刚开头／192

 示范要走下“T型台”／195

 放心食品的第三条道路／198

 别把板子打在奶牛身上／200

 抱着柴禾进楼房？／203

 潜力换土地／205

 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207

 不再是那个“乡巴佬”／210

 “滚雪球”与“吹气球”／212

 动物防疫事半功倍／215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218

 由总理为民工讨工钱想到的／221

 奶农为啥不领情／223

 与教练的一场争辩／225

 绿色食品正当时／228

 羊群与钱包／231

 调整与炒股／233

 关注“菜篮子”莫忘“菜园子”／235

 米袋子菜篮子，城乡同担当／238

 关注“三农”发展的“神经末梢”／241

 产销对接不是降菜价的灵丹妙药／244

 我们不差“菜”／247

 正视农民增收的“拦路虎”／250

 大旱再次提醒我们／253

 菜贩子挣的是辛苦钱／256

 帮菜农要防“越帮越忙”／259

 “成长的烦恼”呼唤“快乐的成长”——食品安全话题之一／262

 三聚氰胺，三聚氰胺！——食品安全话题之二／265

 媒体放大“乙烯利”——食品安全话题之三／267

 对接背后是“连结”——食品安全话题之四／270

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

 走出大石山／275

 一年更比一年强／279

 历史突破与美中不足／281

 大账本牵着小账本／284

 麦地里的小烟囱／287

 改革奔向新农村／292

 最是感谢9亿农民／295

 城镇化路上的农民工／298

 “三农”，新跨越需要新动力／301

 从“工”到“工人”，路还有多远／304

 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306

 还有多少幸福来敲门／309

老问题与新任务(代后记)／312

那条幽深的峡谷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并且提到，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这应当是9亿农民最关切的事情。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对此不知有何期待？

读着五中全会公报，思绪又回到那条幽深幽深的峡谷。从贵阳跑6个小时的高速到铜仁，再跑3个小时到印江县城，再跑1个多小时，到了杉树乡大寨村。真是见识了什么叫崇山峻岭。远远看着一个山峰高耸入云，一阵盘旋，那个山峰却成了崖下的一座盆景。这里是武陵山区的腹地，被列为全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要看的，是一个新兴的集市。从头到尾，不足百米，水泥路两侧有10余家新装修的商铺。一个人也没有——每隔5天一集。你可能不以为然。可是，村里立着的石碑，告诉你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捐了十块二十块，还有五块的，通通碑上有名。有了这个集市，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就不用为一包盐巴、一只镰刀跑上半天时间了。

这是国务院扶贫办实施的整乡推进项目的一部分。杉树乡还通了公路，用上了沼气，中心村建了小学。县领导说，在外人眼里，这些可能都很平常，可是，自己跟自己比，已经是很大的跨越了。

看看整齐的梯田、绿油油的水稻、见缝插针的苞谷，就知道他们要多流多少汗，多吃多少苦。漫山遍野写满了两个字：勤劳。可是，这里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在一天天拉大。这些地方农民年人均收入两三千元，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已达万元。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所有追求效率的事情，都拒绝偏僻。而事实证明，信息化也是如此，不仅没有使西部农村跨越数字鸿沟，一定阶段内，反而把大山里的人们甩得更远——他们甚至不知网络为何物，能有多少人知道利用网络学习、提高、推销和表达的？当城里人捧着热狗、爆米花，看着《阿凡达》的时候，当东中部地区热议城镇化、大建新农村的时候，西部山区的节奏依然这般缓慢；当高铁、空中快客等交通网络越织越密的时候，仍然有那么多人为一段沙石路、一条小街而欢欣鼓舞。

目前，仍然有近36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同时也是交通不便、生产条件较差地区。尽管再幽深的峡谷也阻挡不住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脚步，他们将走向东部、走进城镇，但留下来的，仍然是个巨大的群体，并且发展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需要扶持。

存在决定意识，眼界决定观念。因此，社会有责任帮助这个庞大的群体尽快跨越高山深谷，走出偏僻闭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的基础是农村，突出困难在老少边穷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扶贫是更加急切的任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地理障碍；加大特色产业扶持，打牢发展基础。让外面的信息吹进去，让里面的产品流出来。这样，才能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步伐，跟上时代的节奏。

印江种茶历史悠久，现在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集中发展茶产业，组织农民建起茶叶合作社。在缠溪镇，社员端上一杯热腾腾的梵净翠峰，汤色纯净，香气高雅，不让龙井。  (2010年11月07日)

“百灵鸟”唤醒山寨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三棵树镇南花村苗寨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来形容最为贴切。可是，走进寨子，接触到这里的人们，就知道这里仍然贫穷落后。

然而，他们的生活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了客人，还留在寨子里的老人、妇女就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把客人领到山腰的铜鼓坪。鼓点咚咚，载歌载舞。打起糍粑，最高兴的是等在一旁的孩子们了。

旅游业，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让他们开了眼界。一名能歌善舞的小伙子说，他在凯里做小生意，听说来了客人，特地从市里赶回来参加演出。他最大的心愿，是寨子里能搞出一场主题演出，让旅游火起来。

在黔东南，别说演出了，餐饮、宾馆、商铺，几乎都因歌舞而兴。千百年来，百灵鸟一样的歌喉、绚丽多彩的服饰，早已经和山峦、小溪、水田、农家融为一体，如甘醇的美酒、淳朴的山风，慰藉着人们的心灵。

“朋友，朋友／你要走，你就走／请你再回回头，你再回回头……”黔东南州宣传部长耿生茂为客人唱起了侗族大歌。他动情地说：“该是时候吆喝几嗓子了！”以前靠“木头财政”，现在，树是早就不能砍了，地下如果有什么资源，也早就挖出来了。大石山区靠什么富民？东西南北比了又比，原生态的环境和文化是苗寨侗乡最大的财富。

事实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一根有力的“撑竿”。2009年，黔东南全州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0.8亿元。其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所有的旅游经营户都顺利脱贫。

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如颗颗珍珠，散落在大山、草原、戈壁。如今终于轮到它们大放异彩了。首先是市场条件成熟，东部、中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其次，西部大开发使旅游业驶上“高速路”，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水、路、空交通网络已向西部纵深，酒店等服务行业大为成熟。

不过，当一个地方的文化旅游产业担当经济发展的大任时，其持续发展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就像一台演出可以很快火起来，也可以很快熄灭一样，一个地方的文化旅游业也很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一、二、三产业基础都比较差，文化旅游产业更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凯里市近郊的南花村，几年前曾经很火，游人如织，可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外头修路，交通不便，客源马上转到别的寨子。这个村子就冷落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文化产业”是个新课题，文化旅游扶贫更是个新事物。今天，人们重新认识“百灵鸟”，寄希望于“百灵鸟”，但要真正发挥其在西部扶贫事业中的作用，绝不是一台演出、唱歌跳舞的事。需要政府部门从战略的高度，做系统的研究，长远的规划，需要培育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和市场经营主体。同时，文化旅游产业也不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和当地的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加工结合起来，协调推进，才能延长产业链条，增添农村发展动力，带动群众广泛脱贫致富。  (201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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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常想起我的外公。他是在外婆走了不到一年之后，清明节前走的。接到电话时，我正在辽宁黑山农村采访。外公活了92岁，这辈子经历新旧两个社会，晚年全家过得殷实红火，很知足。

儿时的记忆里，是笑眯眯的外公。不管是饭桌上、路上、农田里，还是他抽一袋旱烟歇息的时候，只要目光触及到外孙，他总是开心地笑。夏日的清晨，粽子香、面饼香把我从睡梦中拉出来。外公来了，一条磨得油光锃亮的槐木扁担，隔三岔五挑来些好吃的，尤其是外公种的西瓜，个个体格健硕，又甜又脆，在我们邻里之间颇有名气。再大一些，农忙季节，我和弟弟也奉父母之命，到外公外婆身旁，帮着拾地瓜，起花生，抱水稻。可是，没走两趟，外公就赶紧让我们到树底下凉快去。“可怜，天底下数种地苦啊！”外公笑眯眯地摸着我们汗津津的脑袋。

外公勤快要强，一辈子的劳累也没把他压垮，90岁还是腰杆挺直。饿怕了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少了粮食。四间瓦房里，有一间筑起个大粮垛，一直到房梁那么高。大约到了新世纪，渐渐没人存粮，才集中卖掉。

上了大学，特别想听外公讲过去的事。“过去太苦，有什么好讲的？”“讲讲吧！”外公讲了几件事。

日本鬼子进了东关村。全村的女人躲的躲藏的藏。小鬼子在农民家里做饭，抓鸡撵猪，肉烤得半生不熟带着血就啃，真没人性。几个鬼子在院子里撒网，去抓一只小猪仔。哪有吃猪仔的，外公急得冲小鬼子直摆手。鬼子端着刺刀就过来了，外公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村外野地里，后面“砰”一声枪响，鬼子才作罢。为一头猪仔，差点丢一条命。

快解放了，来了八路军。一次，外公干活路上遇到两个兵，带着枪。他们让外公帮担点东西，过了河，当兵的说别回去了，到部队上吧。外公说，还有事，家里还等着呢。兵不依。只好跟着往前走，见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外公说真不行，家里真有事。干部才允许外公回去。

合作社时期，外公当生产队长，生产数他们好。大队书记动员他入党，入党才能当干部。外公说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让年轻人先入吧。本本分分地挣工分，外公还是公认的好社员。

新旧对比，外公说，活了一辈子，还是大包干好。

外公走的时候，村里人说，真是个好老头，老少无欺，不占人家便宜，一直到老，一句闲言废话不多讲。一个异乡生根的农民，得到乡邻们的尊重，全在一个本分。

外公走了，留下的不仅是零零散散的故事，还有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吃亏是福”、“恩有人怕，恶没人怕”、“话到嘴边留半句”、“人情送匹马，生意争分毫”、“老要诚实少要乖”、“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外公可能没想到，他讲的这些“古”，已经留在外孙的脑海里，而且历久弥新。

只认得男、女、大、小等几个字的农村老人，怎么就懂得这么深奥的处事哲学并能严格遵守？其实，外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我走了很多的地方，发现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约定。越是偏远村落，这些约定越是以各种形式提醒人们注意，或刻在村头的牌楼上，或藏在门楣的剪纸里，或供在祖屋的条案上。这是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相处中学来的真经，是天地人共同酿造的原浆，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却朴素醇厚，芬芳醉人。

浮躁的世界里，生命的真谛在哪里？品德的光辉在哪里？文化的灵境在哪里？向中国农民致敬，他们妥善地保存了中华民族善良、正直、勤俭、守成、内敛等优秀的文化基因，他们忠实地呵护着我们民族精神之树的巨大根须，那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之所系。

二

2012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农民”奖章时说：“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哪一体看，皆是如此。“三农”问题事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长远大计。

当今中国农村，既是一切变革的基础，也投射了一切变革的图影。农民农业农村的现状，是值得观察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做深刻的研究和总结的。提到农村改革，总是按惯例，要从小岗村那18个红手印讲起。但是在农村改革的30多年中，新世纪最近这十年发生的事情，与开创性的前20多年相比，一方面，发展基础得到更多改善，视野更开阔，尤其是国内外、城乡之间，视野打通了、市场打通了。另一方面，面向现代化市场化的乡村改革发展，牵涉面更广、利益之争更复杂。总之使人想到这样一个镜头：敞篷卡车满满当当地载着拥挤的农民在乡村公路上疾驰而去，卷起巨大的灰尘打得车斗里的农民满头满脸，他们揉着眼、吹着土，一路说笑着、颠簸着奔向幸福的未来。

这样几对矛盾，构成了今天的乡村故事，讲述着田野上的中国：

——希望的田野上，五谷丰登成为欢庆的主旋律，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供给空前丰富；“卖难”、“买贵”仍然成为牵动城乡神经的脆弱琴弦，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频繁地发出不和谐的音符。应当说，今天中国13亿人是有福气的，衣食无忧的安定感前所未有。还应当说，中国对世界的粮食贡献也是巨大的。否则，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出去买粮食，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可想而知。但是，没节制地索取和消费，一定要付出自身的代价——人工干预取代天然生长，石油农业取代自然农业，农业内部的和谐、农业与自然的和谐必然受到破坏。但是面对爆发式增长的人口、爆发式增长的需求，怎么办呢？绿色食品(Green food)、天然食品(Natural food)毕竟只能满足中产阶级或贵族的日常消费。

——农民工业化、城镇化的梦想越来越近，变成了现实，那么多农民可以到城里工作、看病、供孩子读书，甚至农民工还凤毛麟角地当上了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这是穿越时空的社会变革，即便再苦、再累、遭再多的白眼，也是可以忍耐并且算是幸福的。然而，让这一个庞大群体性格分离的是，农田没了，宅基地没了，承载着美丽传说的家园没了，成片成片地没了，成群成群地被建成高楼了。楼盘、厂房、排污管道在大地的肌肤上肆意移植、穿插。城市中心论、形象博位的政绩观一天挥之不去，统筹城乡一天都有可能在相当一些地区成为以城欺乡、以工压农的幌子。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数量飙升，主要是强行剥夺农民权益推进城市化的后果。

——一个个“围城”活剧正在城乡之间上演，城里人要到农村去，农村人要到城里来。城里人看上了农村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看上了农村廉价的资源，还看上了农民对外界信息了解的不对称。农村人看上了城里的就业机会，看上了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还看上了城里人掏腰包更大方。你情我愿，要素互动，资源组合，这是激发活力、动力与想象力的大好事，为政者当积极撮合，做个好红娘。不过，有时候问题就出在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等上。如果城里人和外来资本以超廉价拿了农民的“奶酪”，这段婚姻就不会长久，更不会美满。农民一定要反悔，并将得到社会大多数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但题中之义是让农民有足够的知情权、平等的对话权和更多的参与权。在产业发展上，外来力量对当地农民要“带动”而不是“代替”。这才是和谐、长久的发展之道。

——同步进入市场，同工同酬，同样可以进城落户，共同享有社会保障。今天，农民在用工、户籍、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制度诸多方面，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国民待遇，一道道艰深的城乡二元鸿沟，终于被社会进步的时代大潮冲开了。然而，新的三大鸿沟出现了。首先是信息鸿沟。由于客观的经济基础和设施建设的限制，农村的网络、通信等信息化建设水平、服务水平、利用水平，尽管自身纵向比发展突飞猛进，但和城市比差距巨大。信息爆炸、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鸿沟必将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其次是舆论鸿沟。一贯的弱势地位、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决定了我国农民群体的话语权是弱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价格一涨，城里就不得了，媒体再火上浇油，更不得了。价格落了，尽管政府也讲讲，媒体也报报，终究行不成大的压力。三是权益鸿沟。今天，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大幅提高。可是，作为个体，由于维权成本、维权渠道等因素，农民比城市居民往往显得无助；作为整体，农村一旦与城市发生矛盾，往往是农村让路，尤其以土地征占为突出。城乡之间以往几十年是“生存”的鸿沟与差距，今后若干年，将是“发展”的鸿沟与差距；以前的城乡鸿沟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当今的鸿沟是无形的、摸不着的。

——中国农民正在目标一致地全速向小康进发。官方发布的消息，粮食连续9年增产，稳定达到1万亿斤生产能力；农民收入连续9年快速增长，人均收入约7000元。走进农村，从东部平原到西部山区，几乎处处是“人无闲人，地无闲地”的景象。建筑工地、批发市场、餐厅宾馆，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拼命工作的农民工。汗水挂在亿万农民的脸上，笑意写在亿万农民的脸上。然而，农村“空心化”现象出现了。居民空心化——精壮劳力进城务工，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寂寞的田宅，公益事业凋敝，社会治安受到冲击；治理空心化——村官权力缺乏监督制衡，一些地区的农村，权力腐败、规则不公平导致资源向少数人畸形集中，出现了疑似“地主”，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公平正义流失；文化空心化一一村规民约、民俗风化、乡村土戏，千百年来浸润在村庄每一个细胞里的道德文化迅速衰减。(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与极度功利化的城市相比，农村的民风仍然是甘醇厚朴的。)在一个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小康进程中，这可能是必然规律。但经济发展之后，乡村复兴的觉醒与行动，是否又是必然规律呢？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正是契合了这种规律。而新农村建设定当汲取祖先的智慧，保护好自觉自治、和谐共处的优良传承。

三

当要把自己关于“三农”方面的杂文、随笔结集出版时，我诚惶诚恐，我有什么可以奉献给读者朋友的呢？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有个“百年乡恋”的品德展现，即对乡亲、对农民的特殊关爱。这100多年分为两段，一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积贫积弱、战争动荡的时代，农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其境遇悲哀可想而知；另一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一道做了国家的主人，但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国情背景下，农民仍然是巨大奉献和备需同情的阶层。从20世纪初开始，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搞乡村调查，搞新农村实验，满怀热忱鼓与呼，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帮助农民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惜农助农，薪火相传，我辈虽学识浅陋，也算加一把火吧。此乃其一。

和“农”结了缘，就解不开。亲戚大多是农民，我深知他们的辛劳、勤俭和幸福，亲眼所见他们怎样从贫困走向小康，怎样拾粪肥田、喂猪养鸭，怎样住上楼房、开上小汽车；我一直滋养于他们的淳朴、善良和厚道，亲眼所见他们在拮据时期怎样热情款待城里来的亲戚或者跑几十里路给他们送米送面，而在城里人遭遇下岗、低保之后仍然以不变的热情和眼神长迎长送。工作后，从事农村报道，与农民同忧同乐，沉醉于泥土、庄稼和山野的芬芳。可是，9亿之众的庞大阶层——有7亿之说，其实即便是进城务工农民被统计到“城镇化率”里，他们的境遇和诉求仍属农民阶层——和城里人比，有着太多现实的利益需要正视，有着太多新的诉求需要伸张。农民任劳任怨，勤勉讷言，哪怕有一页纸的地方，我们也当帮他们说说话、壮壮行。此乃其二。

经常有一些是非之辨、真理之辩，绞缠在具体的大量纷繁芜杂的现象之中。无疑，时代在快速前进，农村繁荣、农民幸福有目共睹，这是主流。但是，究竟主流有多大、支流有多小？究竟以多大的笔墨对待主流和支流？这要辩证地看。编辑部是“两流”交汇之地：各地新经验、新成就的报道堆满了案头、拥堵了电子邮箱；农民打电话、发快递甚至执意登门来爆料、上访、喊冤的也实在不少。有时候，相互指认的“贪官”、“刁民”、“精神病”各执一词，而且反映在各类媒体上也各有倾向。原本简单的答案怎么就掰扯不清？告别书斋里的疑惑，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在那里，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我把这些年看到的、问到的、想到的投进榨汁机，调制一杯饮料，如果人们在分辨、讨论某些问题时能够偶尔啜一小口，则我幸莫大焉。此乃其三。

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感谢在此间给予我帮助的人。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罗财勇先生、张文雯小姐，他们对本书的篇章取舍和整体策划提出了很好的专业建议，这也提醒我，为文做事，当删繁就简，求真务实。全书根据叙述类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垄上行”，其中大部分是我2010—2011年间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边走边写的专栏评论；二是“小鸣小放”，是我针对近年来“三农”领域一些现象、问题和争论，所发表的时评；三是“追求尊严与幸福的脚步”，大抵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和“三农”发展一定阶段和节点的观察文章。

是为序。

2012年11月18日于金台园

老问题与新任务

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一改革一争论”中前进的。20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的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八个一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二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2011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