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

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著名学者张宏杰携十年研究成果，解构国民性的演变与未来。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由张宏杰编著。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简介：

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而此流变与专制制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为改造国民性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之不同步。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自序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一节 文弱的宋朝

第二节 平民社会的崛起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

第一节 寻根溯源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第三节 王的出现

第四节 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第一节 强悍的男人

第二节 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第三节 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第四节

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后记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一

记得读到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当时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强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颀而长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诗经?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也就是说他鬈发多须。同样，《诗经?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的驯服也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看过《南京！南京！》的人，一定记住中国人在枪弹面前的英勇不屈。但是导演并没有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表达过这样的感觉。《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收有日本军人的回忆。有一个日本兵十分惊讶于数千中国士兵驯服而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说，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本指挥部在处死中国俘虏时曾经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日本人经常以一二百人的小分队来屠杀上千上万的俘虏。日本人担心数千俘虏一旦暴动，即使手无寸铁，也会将行刑的两个日本中队杀得一人不留。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P14-17

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权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西方国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国，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国特色”的命运。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1973年5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说，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抱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内容丰富而又好读的著作。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张宏杰有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勾勒了一幅国民性演变图,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

——葛剑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清算中国国民性。这个思潮直至今日都没有真正结束，鲁迅、柏杨等人最为突出，陈独秀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思想者最为激进。上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冷静想想，除了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描述、柏杨的“酱缸文化”外，我们其实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一般国民性，并不了解中国国民性的来龙去脉。张宏杰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纵深感，文字优美，叙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梳理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发生了哪些演变，值得一读。

——马勇

国民性，是一个令国人焦虑了百年的话题。从胡适、鲁迅到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设计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渐进改良”与“思想革命”，各有实践，张宏杰为我们清晰呈现，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