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山：瞽者生明
一、上海有个陆南山
陆南山（1904—1988），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四代业医，从父陆光亮学医，22岁悬壶于上海，专擅眼科。1956年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曾任上海仁济医院眼科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眼科教授、医疗系二部中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中医学会理事等职。
陆南山17岁随父侍诊，得传家学。1926年来沪，初设诊于虹口，抗日战争后，迁南京路哈同大楼，再迁鸿仁里，以擅治眼疾闻名沪上。陆深知“医乃仁术”，遇有危重患者，常留家住宿，随时观察；家中容留不下，则留下病家住址，亲往访诊。对贫苦病人，非但不收诊金，还馈赠药物、膳食。陆行医60余年，经他治愈者不可胜计，有使“瞽者生明”之誉。
陆南山一生遵循“学知不足，业精于勤”的古训，博览群书，有得则录，笔耕不辍；配制眼药，亲手研制；80高龄仍然坚持门诊。著有《眼科临证录》。其对31个病症的辨证施治方法，经系统整理，输入电脑，作为教学之用。《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实用眼科学》《中医眼科学》皆收载其数十年的临诊经验。
陆南山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眼科理论五轮学说，结合多年临诊经验，提出“肝肾立论”“脾胃论治”“健脾利湿”新学说，独具见解。率先将中西医结合方法应用于眼科临床，进行生化检验，使用眼科仪器检查眼底病变，充实中医诊断手段，使中医眼科理论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对角膜炎、葡萄膜炎、慢性单纯性青光眼、眼底出血症、视网膜炎、眼肌麻痹等诊治都深入钻研，取得突破性进展。发表有《中医治疗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膜炎》《中心性视网膜炎辨病和辨证的结合》等论文20多篇。
陆南山从事医学教学，认真带、教学生，不少学生成为中医眼科界后起之秀。子女中有六人从事中西医眼科。
二、陆南山的医疗经验
陆南山从事眼科医疗60年，主张中西医结合，眼病辨证强调整体观点，善于化裁古方，扩大古方的应用范围，对眼病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医疗经验。
1.察病合参四诊，诊断基于检查
眼科察病，必须四诊合参，但陆有其独特的见解。陆强调，“四诊”中问诊为其首。故临诊必详细询问患者各种情况。还编了一首眼科十问歌：一问视力二问泪，三问畏光四问眵，五问疼痛六问时，七头八身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阴阳虚实辨分明。
陆南山认为，对眼科来说，望诊特别重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肉眼一般观察，另一是仪器检查。他非常强调眼科检查，认为每一个眼科医生都必须掌握现代眼科检查方法，应亲自检查自己的病人，方能明确病变情况，做出准确判断。他检查时，一般根据现代医学的观点，明确疾病的性质、病因及严重程度。
2.立法谨守病机，辨证不尚分型
陆南山认为，眼科疾病的治疗，也应“治病必求于本”，要求“审证病因，辨证施治”。但要有“证”有“病”，有按证立方，也有一病专方。但绝不可“对号入座”。陆治病必定要探索机理，根据疾病发展的病理过程及病人特定病情、脏腑、气血、痰湿情况而做出诊断立法。如角膜炎是分型很复杂的疾病，极不易掌握，而陆则抓住角膜炎是由外邪所引起而逐步入里这一线索，进行辨证治疗，将病分为三个阶段，从而以简驭繁。又如“静脉周围炎”眼内出血病，则抓住发病者多为青年男性、相火过旺的特点，认为该病的发病因素与相火有关，不管临床症候多复杂，治疗只需从养阴液、清相火着手。特拟了“减味阿胶汤”为该病专方，在病情的各个阶段均以此方为基础加减运用。
3.明生克谙传变，治未病防未然
陆南山常说：“‘上工治未病’，对眼科医生来说，尤其重要。”他认为“治未病”含义有二：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二是防微杜渐，制止并发症或兼症的发生。大多数危重眼病的发生，都有一个由轻到重逐渐发展的过程，医生若能明察秋毫，预先采取措施，对疾病的归转预后有着积极的意义。
陆南山指出，对于眼底出血病，虽然原则上采用清热止血法治疗，但要掌握好分寸：清热不可过寒；止血不可郁气。寒凉过度、气机壅塞均易造成瘀血留滞不化。
陆南山对许多内眼症的治疗有特色，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各病病因、机理有清晰的认识，治疗针对性强。陆认为，内眼病的致病因素，多数由于五脏功能失调引起，可以一脏独病，也可以数脏同病，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脾、肾两脏。这是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的缘故。
在除眼外障方面，陆南山认为，眼外障之早期，多见目赤，故多属因火所致。其实不单眼之外障，其他如急性、慢性结膜炎、睑腺炎及巩膜炎等外眼疾病，都属目赤范畴。由于这类疾病为火邪所袭，治疗固然不离寒凉清热，但清法有多种办法，需参照《伤寒论》及温病学说仔细分析病情的进退兼夹，订立周密的治疗方案，方能真正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
P74-76
巧手仁心天目路
——郑一仁采访手记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天目山，素有“大树华盖闻九州”之誉，因而游人颇多。天目山古名浮玉山，“天目”之名始于汉，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长年不枯，宛若双眸仰望苍穹，遂名。因为有名，一些城市便有了以“天目”为名的路，比如杭州就有天目山路，沿路一直向西便可达真的天目山，上海也有条天目东（西）路。
拥有“天目”当可看清世间万物，据说人也真的有“天目”，就位于鼻根上印堂的位置，从印堂进去两寸，有一个像松果一样的东西，现代医学称之为松果体，有研究认为，松果体内有退化了的视网膜，具有呈像能力。
与此相关，还有开天目的说法，佛家称之为天眼通，亦称天眼证智通，照佛家的说法，就是色界天的眼根超越了大地的远近，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一切现象都能明见。据说高人经过训练可以开天目，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似乎说得越来越玄妙了，或许佛教禅宗和密宗有这样的高人，没有悟性和善根是不成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天目是不现实的，大可不必为此劳心费力，但对于那些眼睛因病致盲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来说，能够想办法让他重见光明，那就好似普通人开了天目了。本文的主人公郑一仁便是这样一位一生都在为眼疾患者“开天目”之人，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浙江杭州出生的郑一仁的家就在上海天目东路。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受《健康报》之邀，本人要准备一篇“1975年，郑一仁成功研制出人工角膜”的文章，常规套路，网上搜索资料，基本可以搞定。这次却事与愿违，搜了一圈下来，竟然没搜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除了已经过时的郑一仁出诊安排（事后才知道郑老早已退休，不再出诊）及几则“软性义眼”的广告外，对我完成任务有价值的信息不多。当时我就想，现今但凡有点名气的人，网上的资料都会铺天盖地，作为国内医疗界公认的“中国眼科第一人”盛敏杰老师的郑一仁怎会就这样的结果呢？低调的人，我判断。倒是广告下面的联系电话吸引了我的注意，既然郑一仁就在上海，何不联系本人索取一些资料呢？但愿电话是通的，而不是接到什么医院办公室。
超乎寻常的顺利，我和郑老本人通上了电话。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之后，郑老很高兴也很干脆：“那就到我家来吧，我要准备一下资料和老照片，不过时间得半个月后。”
最后时间确定在27日（通电话那天是2010年11月13日），我说会提前一天和郑老确认。随后，我记下了郑老家的地址便结束了第一次联系。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准备个资料怎么会要半个月，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又不能免俗地和那一年的上海世博会有关，事后想一想还真是感慨，这世博会的影响力真是无处不在啊！况且郑老又是身处上海之人。
世博会最大的看点当然是几百个形态各异、内容多彩的展馆，其实，汇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也可以称得上世博会的另一大亮点。说来惭愧，本人几次去世博会就是专门为了美食。说到美食，当然少不了苏菜，作为苏菜代表进驻上海世博园的便是那天下闻名的得月楼。郑老一家赶在世博的尾巴去参观，就餐地点就选择了世博园得月楼。世博园饱眼福但耗体力，得月楼饱口福却伤肝胆，至少对郑老是这样的，毕竟八十几岁的人了，消化功能本已不如前，况且是在严重的体力消耗之后（看世博耗体力，这已成常识），这不，餐后回家，郑老住进了医院，医院诊断——胆囊炎。
而郑老和我的第一次通话就是在病床上完成的。正因为有了“得月”之故，这才有了半月之约。
经过前一天的电话确认，11月27日上午差10分9点，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郑老家所在的天目东路康乐大楼楼下。找到后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无数次经过却从没有留意的地方——上海铁路博物馆对面，因为我每一次经过这里，都只是被那幢具有英式古典建筑风格的沪宁铁路上海站（老北站）旧址，即现在的上海铁路博物馆所吸引。
9点整，我已经坐在了郑老的“客厅”里，客厅怎么还要用引号呢？从郑老和我第一次见面就直接把我引入的情形判断，这个房间应该是客厅，可这个目测有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里却没有常规客厅该有的沙发和茶几，进门靠右墙是一张单人床，左面墙边是一电脑桌，当然桌上有电脑，靠窗的位子是一书桌，桌子两侧各有一张老式靠背椅。房间里还散放着几个磨损得厉害的木质小圆凳。还有就是进门右手边靠墙的“书柜”，这里也用引号是因为书柜里一本书都没有，都是一些医学实验用的仪器盒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器械和材料。墙上空余的地方则挂了些奖状和老照片。就连窗台和桌上也堆满了实验材料盒、仪器盒，几乎每个盒子上都有我看不懂的标签，透过窗子，眼前就是一路之隔的上海铁路博物馆。如果我对着这个房间随便拍一张照片给路人看，人家一定会说这是一间简易实验室，实验累了就床上倒一会儿，绝不会有人会认为这是客厅或者书房。
退休后还依然把客厅布置成实验室一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医学、实验已经成为郑老生活的一部分。套用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我们可以说郑老“生活即实验”。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还是称这里为客厅吧，毕竟这是郑老的家里，是接待我的地方。
交换名片，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就进入了正题，当然之前我还询问了郑老的病情。郑老拿出一大堆事先准备好的相册和文字资料给我看，一看外表就知道这资料和相片是有年头的了，熟悉的毛主席语录赫然在上。郑老针对每一份资料、每一张照片给我讲解当时的故事，照片正是我要找的，比我预想的要多好多倍，我贪婪地翻拍着，文字材料郑老已经帮我复印好了。还有视频资料，郑老也准备了备份，说都送给我。
在我拍照片的间隙，郑老打开了电脑，熟练地操作着，很快就打开了当年的科教电影《喜见光明》、钢铁战士刘琦的手术宣传片以及角膜移植教学片等。了解到我现在并不是在医疗系统工作，郑老还仔细地就着屏幕上的影像，给我讲解角膜移植的操作过程、技术线路，讲解如何在病变角膜上开天窗（郑老是这么叫的，不是开天目），然后植入人工角膜，使病人复明。还讲到最初的人工角膜“装不牢看不久”，病人很痛苦，希望他能改进，以及后来的“装得牢看得久”的封闭式人工角膜的研制。
我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了眼科手术（角膜移植）的全过程，虽然是在电脑屏幕上，那种感觉无法言说。只是无法把屏幕上的一切和自己身边这位娓娓道来、待我如小学生般的普通老人对应起来，我只好强迫自己相信，那个成功研制出人工角膜、亲手使上千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当年各大报纸头条报道、获奖无数的眼科第一人此刻就在我身边给我开小灶，和我拉家常。我承认，一度我曾经走神，我也曾悄悄后退一步，试图仔细看清郑老的全部。
我感慨，绝不是恭维，郑老八十多岁的人了，精神状态还这么好，视力也非常好。这时，身体看起来比郑老还硬朗的老伴进客厅来听到了我的感慨，插话道：“是一百六十多。”意思是说，他们老两口的年龄加起来已经一百六十多岁了。同样令人感慨的数字啊！
在郑老出客厅和老伴说事的空当，我扫视墙上照片和奖状，都很老旧的样子，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破旧的相框，在几个字体稍微容易看清的奖状前我目光停了几次，奖状上面的文字大同小异：“为了表彰云云，授予郑一仁某某等奖”，倒是在奖状下方的颁发人签字（签章）中，我看到了熟悉的名字：陈毅、滕代远、华国锋、宋健……
我承认，对于这次采访，我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当初只是想拍几张照片，复印几份资料，半小时完事走人。我想当然认为，以郑老的成就和地位，对我这非专业小人物的采访不会十分投入。可半小时的计划现在已经快到两个小时了，我已经不忍心再打扰下去了，毕竟郑老上周刚刚出院。我暗示该结束了，这时郑老又拿出了一些患者求诊的来信，还有一个小瓷碗，碗里是几个眼球样的东西，泡在水里，郑老让我拿起来感觉一下，说这就是他最新研制的亲水性软性义眼，我拿在手中感觉了一下，很有弹性。
郑老解释说，退休后已不出门诊也不做手术了，只是任顾问。但找他的患者很多，根据患者的需求，郑老不断探索为患者解难，退休后还有多项发明专利问世。比如，眼前的亲水性义眼就是应患者的需求，开发出的具有美容效果的一款发明。为了能惠泽更多的人，郑老在网上发布广告，也为了免去外地患者舟车劳顿之苦，患者只需要寄来病眼的照片，郑老凭照片诊断后便寄去相应的义眼，先免费试用，不合适再调换，直到满意。
我问了一个比较小人的问题：要是患者不付钱怎么办？郑老一笑置之，岔开了话题，说他正在研究如何利用现在手机的可视功能，看能否通过手机直接看到患者试戴的情况，就可以避免多次调试的麻烦。
医者，仁术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郑老家中出来，站在天目东路路口等18路公交车的间隙，回身仰望康乐大楼，在路人看来，这绝对可以说是一幢普普通通的大楼，上海这样的老式居民楼俯拾皆是，同路对面古朴典雅的上海铁路博物馆相比，根本不会有人对它过多留意。但因了郑老的存在，普通甚至有些灰暗的康乐大楼竟然有了与上海铁路博物馆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的效果。1909年建成的铁路博物馆展示和见证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铁路进入中国后，上海及华东铁路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同样，这幢给人带来健康和快乐的大楼（康乐大楼）同样见证着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开天目”（人工角膜研究）的历程。
今后，我的一个习惯会改变，那就是再经过天目东路时，我的目光不会再向北（路北是博物馆）而是会向南，注目于康乐大楼，更确切地说是注目四楼的那扇小窗，我希望经常能看到郑老的身影。
（注：此采访手记写于2010年末，郑一仁的为人、为学、为业，无论精神、态度，还是方法都堪称医界楷模，本书的众多传主或许和郑老专业、经历不同，但对待医学、事业的态度和精神应该相同。另外，由于本书其余所有传主皆已故去，已无法做现场采访，郑老的采访便显得弥足珍贵，故以此采访手记代跋。）
慕景强
2013年11月11日 杭州牛人居
何来民国？哪个之江？谁的杏实？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钱塘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早期称“浙江”，隋唐之后才叫“钱塘江”，又名“之江”。省以江名，简称“浙”。
关于杏林、杏实的典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候，吴国有一位叫董奉的人，是一位很高明的医生。他“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蔚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不需报奉，但将一器谷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啮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
后来董奉“仙去”了。
为了感激董奉的德行，有人写了“杏林春暖”的条幅挂在他家门口。从此，许多药店都挂上了“杏林春暖”的匾额，“杏林”也逐渐成了医药行业的代名词。
“民国”这个概念，从时间看是相当明确的，1912—1949年。
但民国时期的医学人物就不好界定了，是民国时期已经学有所成的呢？还是民国时期接受医学教育，到了新中国才功成名就的呢？还是民国时期出生的，到了新中国才走上医学道路并成名立万的呢？
那么，我告诉你，本书以上三方面都包括，本书所涉及对象总称民国浙籍医界精英，具体来说包括：民国期间就已投身医界的（主体），民国期间接受医学教育的（部分），以及民国期间出生、后来进入医界的（小部分）浙江籍学人。为了行文方便，本书统一称为“民国浙籍医人”。
从现代医学的历史上看，从中国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标志——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校（1866年）成立到民国建立后创办真正为医学而办的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创办）之间的几十年里，外国教会、政府、民间团体纷纷在我国建立医院、医学院校，培养学生。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1912年）前，国内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的西医院校有12所。民国医学教育发展辉煌时期一直持续到1937年，据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所。从对国内27所院校的教员统计结果来看，共有教员964人；就在校生来看，统计了25所学校，共有2930人；从对21所院校的毕业生的统计来看，共有5358人。抗日战争及紧接着的国内战争都给医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据1950年调查统计，经历战争后，全国还有医学院校44所（含药科3所）。
民国这一时段培养出来的大量专门人才成为民国及新中国现代医学事业开创、建立、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在民国医人中，有多少浙江籍人的身影？都是什么原因使他（她）们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他（她）们的从医道路又有哪些曲折？他（她）们选择了什么领域来作为自己的专业？学成毕业后他（她）们又去了哪里（和浙江相关否）施展自己的才华？又有多少学成后返回（反哺）浙江？……这就是本书想叙述的。
一、“民国浙籍医人”的选择原则及具体操作
什么样的人，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才有资格入选？这倒无法确立一个硬性的标准，毕竟，医学人物也由于专业和所处时代不同，无法进行横向比较。本书采取如下办法确定人选：
先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全地搜罗出符合以上入选条件的人物资料，根据专业不同分专业领域编辑成目录；采用专家遴选法，找医史专家和各专业权威人士圈点；参考国家、政府、医学院校等主流媒体评价信息；结合业内口碑及贡献、影响力进行选择判断。综合以上意见，结合本人多年相关经验做出判断，确定入选人物目录，原计划选100人，资料汇总后，增至125人。
原本本书所要编录的人物除了“浙江籍”这一硬指标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选择已故的，相对来说医学成就已经有了定论。但在具体资料整理过程中发现，许多德高望重、在某一医学领域具有开创性功绩的、符合编选原则的人物依然健在，有的甚至已百岁高龄。于是，本书为了不留下遗憾，也选择了一些依然健在的医学大家，选择的标准是1940年之前出生的依然健在的人物。
二、民国浙江籍医学人物信息汇总
按照前面所提的人选标准，经过资料搜集、整理汇总，情况如下：
第一，学科专业并没有完全统一按照国家的学科分类法去标注，比如有的标外科，有的则标得更详细，如脑外科、显微外科等，这主要取决于资料收集时的原始状态。
第二，主要工作地点的确定是本书作者依据实际情况掌握的，依据是各位医家的简历资料，很少有人一生都在一个地方（省）工作的，所以本文标注的是“主要工作地点”，选择原则是考虑该医家一生中占工作时间大部分的工作地是哪里，或许会有出入。有些人在两个或以上地方的工作时间差不多，选择的时候只好凭主观判断了，因为只能选一个。
第三，出国留学这一项，主要是看该人是否有早期的出国留学经历，工作后短期的出国考察或访问不算。有的人有留学多国的经历。由于资料掌握有限，可能在标注上出现差错，那些没有标注出国留学经历的人，本书的认定依据是手头所能查到的资料，也不排除有的当事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留学经历写在简历中。
第四，籍贯的确认也尊重原始资料中的说法，许多地名民国时期和现在的叫法不同，比如吴兴现在为湖州，鄞县现为宁波等。但本书在最后的籍贯统计中会按照现行浙江省行政区划进行，比如鄞县、慈溪都会归人宁波。
三、民国浙江籍医人统计分析
根据汇总内容，对各个项目做一下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一）重男轻女——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
125名浙籍医家中仅有9名女性，且有6名属于晚近（依然在世）。为什么男女比例会如此失衡，这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尤以宋代以后，封建礼教日盛，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不学为能”，女子习医者少。女子在医学上的影响与她们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人才辈出的情形相比知名者甚微。在各类古代医籍中，少见有妇女所著的名书。
……
（四）出国留学——德日系与欧美系的天下
是否有留学经历也是一个考察指标，统计来看其结果如下：留学日本的有16人（12.8％），美国27人（21_6％），德国9人（7.2％），英国11人（8.8 9／6），苏联4人（3.2％），法国1人（0.8％），瑞士1人（0.8％），无出国经历的56人（44.8％）。
据史料载，清末民初，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选择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出国留学，选择医学的占有相当的比例。
据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从对国内27所院校的教员统计结果来看，共有教员964人。其中，从国内医学院校毕业者有330人，非医校毕业者98人，曾留学国外或外籍教员主要有：美国142人，日本106人，英国87人，德国70人，瑞士、荷兰、意大利各1人，其他45人，不详者27人。国内医学毕业以北平协和医学院最多，有70人，其次就是北大医学院57人。外国毕业的，美国以哈佛大学医学院最多，20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次之，19人。其余还有在日本的千叶大学医学院、德国的柏林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毕业的。
（五）籍贯细分——历史名城三分天下
本书本意聚焦浙江籍贯医学精英，事实上，在写自己的籍贯时，没有人会只写“浙江”两字，一般会具体到二级的县市，比如籍贯浙江杭州、浙江湖州等。
为了研究深入，我们还需要进行籍贯细分，在县市一级的具体籍贯（本书称为二级籍贯）上考察、分析。
从细分的二级籍贯上进行考查会有一些出入，标准不容易统一，有的人喜欢把自己的籍贯笼统地写大一级的城市，典型如杭州、宁波，而一些人习惯把籍贯标为小一级的地名，比如宁海、鄞县、余姚等，可这些地方同样可以标为宁波，由于对医家本身标注的简介资料要尊重，不好改的，所以统计起来也有困难。
即便如此，仅按照资料中医家本身标注的籍贯来统计，我们还是发现，宁波（21人）、杭州（14人）、绍兴（12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人数上遥遥领先，其余则零散分布于浙江省各地。
可以说，在百年来的医学史上，宁波、杭州、绍兴为我国输送了最多的精英人士，这与三个城市在浙江省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地位相一致。
四、选择的意义
从籍贯考察民国医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向度。具体来说，做这样一本书还有如下意义。
（一）为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加一块砖
近年来，浙江省重点扶持对学科发展以及对弘扬浙江精神、传承浙江文化有重要作用的研究项目。本书选择历史上浙江籍的医学名人作为深挖对象，通过对医学名人历史资料的系统整理、编排，挖掘弘扬浙籍医人精神，在传承浙江医学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对浙江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的一点补充
无论是按时间（朝代）还是按领域（专业）划分，浙江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段、每一个领域都有相应的人物研究，唯独医学领域的专门研究非常少，书店中除了医学教科书外，大都是一些医学保健养生的书。有限的几本医学人物相关书籍也几乎都是中医类的。特别是和本书相关的医学人物专辑更是没有人专门整理过。
（三）既是对浙籍医界前辈学人的尊重和纪念，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历史上的名人。现代医学取得的巨大进步是与前辈学人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甚至牺牲分不开的，这样的前辈学人的事迹、精神需要整理和传播，因此，本书对浙籍医人资料的系统整理既是对大家的纪念和尊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四）发挥榜样的力量，以史鉴今 医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逐渐摆脱愚昧苦难的历史，医学发展历史上大量鲜活的人物、划时代的事件、轰动的医药科技发明等都需要重新加以梳理，呈现在读者面前。现代的读者（患者）只有更多地了解了过去医学大家的奋斗的艰辛及其为医为人的高尚风骨，才能理解医学现在的处境，才能对医护人员工作的辛苦与伟大有切身的感受。相互理解才能拉近关系，近年医患关系紧张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另外，发挥榜样的力量，对于切实存在的一小部分医德医技不那么过关的医务人员，在榜样面前或许会面有愧色，努力学习、工作，向前辈看齐。
慕景强编著的《之江水蕴——且凭杏实访民国》是一本介绍医学人物的励志的、科普书，可读性比较强。本书主体内容由50个医学专业人物介绍组成，这不仅是对浙江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的补充，同时也是对浙籍医界前辈学人的尊重纪念。
慕景强编著的《之江水蕴——且凭杏实访民国》所涉及对象总称民国浙籍医界精英，具体来说包括：民国期间就已投身医界的（主体），民国期间接受医学教育的（部分），以及民国期间出生、后来进入医界的（小部分）浙江籍学人。
民国这一时段培养出来的大量专门人才成为民国及新中国现代医学事业开创、建立、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在民国医人中，有多少浙江籍人的身影？都是什么原因使他（她）们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他（她）们的从医道路又有哪些曲折？他（她）们选择了什么领域来作为自己的专业？学成毕业后他（她）们又去了哪里（和浙江相关否）施展自己的才华？又有多少学成后返回（反哺）浙江？……这就是本书想叙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