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浪汉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流浪汉时的惊吓。那是1978年的12月1日，我九岁生日的前一天。外面下着雪。父亲与我步行走在去曼哈顿西区的路上，那里有一家卖超8电影的影像店，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次。每一年，在我的生日聚会上，吃完午饭和蛋糕，父亲总会在他的木地板办公室里那个逼仄的住处装好超8电影放映机。凭借着六七个小孩、黑暗以及一点点想象力，父亲的办公室一下子获得了魔力，变成老电影的殿堂。一整个下午，我们看着《马戏团》中的卓别林，《德拉库拉》中的贝拉·卢戈西，以及《乌鸦》中鲍里斯·卡洛夫和文森特·普莱斯的打斗场面——它们都被适当压缩成适合超8的放映格式，这也让我们能够在天黑之前再踢一场儿童足球。父亲用投影仪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总是新收集来的藏品。
父亲和我在店里花了一个小时淘恐怖电影——我们最喜欢的类别。最后《公元前一百万年》和《弗兰肯斯坦》让我们左右为难，结果，我们选择了《他们》代替，一部关于巨型辐射蚂蚁的另类经典。我们还约定，第二年要挑一部喜剧片。走出商店，我们试着用积雪团雪球，但雪似乎还不够厚。当父亲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他的笑容溢于言表，他知道我的答案。二十年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依然是我最钟爱的目的地。
我在一个叫佩勒姆的小镇长大，它位于韦斯切斯特和布朗克斯的边界，距离南边的曼哈顿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中，和父亲去曼哈顿的旅程却是我童年的大冒险。紧紧抓着父亲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感到快乐和骄傲。我们从不是造访大都市的外乡人，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地巡视的征服者。登上宽阔的阶梯，就是博物馆的入口，而我的心跳已经因兴奋而开始加速了。我们匆匆掠过六十三英尺长的独木舟，里面摆满了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模型；忽略掉全球鸟类和非洲人模型，径直到达卡尔·阿克力非洲哺乳动物大厅，下午，我们就在这里，仔细观察那些镶着玻璃眼珠的大象、狮子和羚羊。在那个年纪，我可以一整天谈论动物，而父亲似乎深受其苦。
随后，在海洋生物馆，来回漫步在我最钟爱的展品下方——一头雌性蓝鲸的复制品从天花板垂直悬挂而下——我向父亲透露了自己一个最大的秘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将更爱动物，而不是人类。我以为他会被吓到，我的宣称足以让他大吃一惊，然而他却笑了，亲了亲我的额头，说有时候他也这么觉得。
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展览给我的惊吓太多，以至于已经不能将它说成是我的最爱了，但这一切仍足够令人着迷：幽暗的光线让人犹如置身于海洋深处，一头抹香鲸和一只大王乌贼被困在瓶子里，濒临死亡。我的身体紧贴着玻璃，对父亲说我最爱的鲸鱼是抹香鲸，因为它长着牙齿。而父亲告诉我，他的最爱是驼背鲸，因为它的叫声。我们又对着这幅让人心生敬畏的景象注视了几分钟，父亲提醒我，我们该回家吃晚饭了。
坐地铁到了时代广场，我们没有换乘s线，而是决定穿过第42大街走到中央车站。我们也还盘算着在雪中玩一会。从地铁站上来，手拉手，我们对这一天，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这时，流浪汉出现了。他很高，几乎和父亲一样高，消瘦，乱蓬蓬的长发，胡须凌乱，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脏衣服。雪花落在他外套的肩膀，他的头发，他的胡须里，积了薄薄的一层。我可以从他站着的地方闻到他的气味。他试图和我们说话，这把我吓了一跳。他的声音让我害怕。他呼出的气息就像是一团烟雾。他很快地说着什么，听上去很生气。我还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父亲就把我拉到了一边。
红绿灯把我们挡在拐角处。我屏住呼吸，收紧下巴，顺着肩膀慢慢回过头看。他站在同样的地方，在雪中大声说着什么，并用力地打着手势，就好像仍能看到我们，好像我们仍站在地铁出口聚精会神地听着。我拽紧父亲的手，向他靠过去，庆幸他在这里。我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一些本不应如此的东西。一个人对着不存在的对象大声倾诉，这并非常理。它违背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我们总是在和什么人说话。绿灯亮了，我们穿过街道，但我仍在顺着肩膀回头看。父亲感觉到了我的恐惧，他低声向我解释，有时人会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之中，就像走在城市里，他或我有时候会迷路。
从那天起，每次去曼哈顿，我都会看到那个流浪汉。他的容貌在逐渐改变，但总穿着同样的衣服：饱经沧桑的皮肤，脏兮兮的衣服，凌乱不堪的头发。最终，时间的魔法将我的恐惧转变为刺激和漠然。流浪汉不知不觉从我的意识中悄悄溜出来，进入我头脑中存储平凡事物的行列。他成了一种都市生活的客观事实，不多不少，像上下班高峰期或者出相车。
P1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