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所著《秋风吹不尽（精）／百家小集》带领读者返回岁月现场：敦煌石窟、祁连山、辽阔大西北；梁思成、常书鸿、叶圣陶、高尔泰……鸿儒往来，亦师亦友；著名建筑史专家萧默生前最出色的散文随笔集。

百家小集，名家云集。百家小集第二辑收入钱理群、十年砍柴、傅国涌、萧默、单世联、王学典、来新夏、陈行之、程映虹、周志兴等名家思想随笔。

《秋风吹不尽（精）／百家小集》收入著名建筑史学家萧默先生的生前随笔散文九篇。

敦煌石窟、祁连山、大西北，是作者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秋风吹不尽》带你返回岁月现场，重现那鲜活生动的别样时光。

梁思成、常书鸿、叶圣陶、高尔泰……他们与萧默亦师亦友，他们之间的往来故事引人入胜。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正文

每当从北海西侧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经过，我都会注目而望。因为那是一座壮丽雄伟的中国式建筑，与北海的景观十分协调，对于一个建筑学子来说，更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后来我知道，这座建筑建成于一九三一年，是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采用了当时相当流行的“民族形式”建筑手法（墨菲的作品还有现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但当时我却没有进去过。

这里说的已经是上世纪五。年代的事了，那时，我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清华被归于“工科”，连理科都没有，建筑系被称为“建筑师的摇篮”，摆明了就是要培养建筑师，强调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并不重视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们除了埋头于建筑设计课外，还得花不少时间应付以后感觉并不太需要这么强化的土木系课程，如三大力学、三大结构、暖气通风、给水排水、强电弱电之类。尽管梁思成先生一向强烈主张建筑学生必须加强人文基础教育，许多课程如建筑理论及与其相关者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其实都没有学过，就连建筑史也学得很不完整，加上每月除免费吃饭以外的两块五毛钱助学金也不容许穷学生过多进城，我甚至连北图的借书证也没有办过。

一九六一年夏的某一天，我觉得必须探访一下这座宝库了，哪怕只是在门口窥探一下也是应该的。当宣布我与其他七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我们对新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位同学甚至想到要带上一包盐上路，担心新疆没有盐吃；另外一位同学打保票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证据便是火车票上印的终点站是“盐湖”（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盐湖，离乌鲁木齐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还请了一位从新疆返京公干的校友座谈，提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只问了一句“新疆有没有古旧书店”，答说是不太清楚。离出发还有一星期，我决定进城，在一位同乡家住了五天，花了一整天仔细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有展品；两天泡在故宫，抄录了书画馆每幅古画的说明词；还有两天全都待在北图的目录厅，拼命抄录图书卡片。我忽然发现当初选择“工科”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恰当，六年本科的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从此我将远离北京这座文化古都，而我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倾心于文史的天性却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北图对我来说突然显得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什么，只是凭书名揣测，至少，知道一些书名也是好的，也许新疆会有古旧书店呢！

这一段情缘，可称之为“一过家门”。

到了边疆伊犁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市图书馆。那只是一间大房子，坐落在斯大林大街，满壁书架上大都是俄文书和新书，几乎没有我想要读的。再打听古旧书店，回答是“没有”。

两年多后，在梁先生的提携下，我有幸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一待就是十五年），成天与敦煌石窟为伴，心花怒放。但不久听说这些都是“封资修”，当然大家都不敢读书了。我被“革委会”派到三十里以外放羊，一个月回所领取粮菜一次。这倒是一个美差，可以远离“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的“批斗会”，还可以央求资料室的史苇湘老师和朋友，偷偷借几本书出来，有机会在四望无人的野山沟里漫无边际地自由读书。就是在这时，我仔细重读了梁先生的石印本《中国建筑史》讲义、罗尔纲的全套一千二百万字的“大毒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甚至还有佛经。妻子带着孩子在兰州，当然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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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先生主编“百家小集”，萧默也列在其中。那天向先生来电话让我来编，我觉得他更合适，就请他编了这本书。

萧默是我哥哥。在他逝世前两个多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开会。与往常一样，离京前，我总要住到他家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前不久，他刚从医院里被抢救回来。这样出生入死的过程已经经历过好多次，见怪不怪了。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刚脱稿的《建筑的意境》已经交给出版社了，嘱我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一下。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对建筑艺术的心得与总结。写的方法完全不是学院式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大众看的。他大概已经做好了自己看不到这本书出版的思想准备。当我从快递员手中接到这本从出版社刚发来的新书时，斯人已去，百感交集。

那次谈话过程中，他精神特别好，所以谈的时间也特别长，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说，我们兄弟那么多年，谈话总是那么投机，也是我们的缘分。下一辈子，我们还是做兄弟。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告别语了。我说，不久我还会来北京，那时我们还要好好谈。

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此前，我两次在收到他的病危告知后，都从上海飞过来看他，他每次都能挺过来，虽然常常大汗淋漓，人瘦成只有四十八公斤。肾病与心肺衰竭已入膏肓，然而，他总是那么乐观豁达，在精神上，你不会觉得他是个病人。不久前他还给我寄过一张在病榻上的新相片，他为这相片的题名是“虎卧神犹在”。

然而，这确实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以后，也就是一年前的今天，电话里传来侄儿萧龙的声音，告诉我他爸爸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三十年来，他总是不断创造出医生所说的“奇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兰州出差，胃出血，要开大刀，推进入手术室前，他反复叮嘱主刀医生，一定要把胃的另一面翻一下，看看胃的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医生很自信，说那一边不会有问题，不必看，他在上全身麻醉以前，还是坚持请医生一定再看一下。医生答应了，那医生在开刀过程中果然顺便翻看了，到这时才大吃一惊，发现胃的另一面，几乎全坏了，非当场切除不可。正是他的那种预感，以及坚持向医生提醒，才让他多活了三十年。

其实，十年前他已经进入肾病晚期，他又有幸在八年前换了肾，从此又焕发起了精神。他还特别为已故的捐肾者烧起一炷香，说不管他是谁，我要感谢他给了我另一次生命。他非常珍惜这次新生命。

这八年以来，可以说是他的学术井喷期，他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敦煌建筑艺术》与由他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全部重新修订过，还出了好几本书，而且越写越精彩。他的一个学生来看他，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三辈子的工作，指的就是他这八年做的事，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表姐说他整个人就是个奇人。

他写的敦煌生活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人都说没有想到，一个专业建筑学者居然能有这样的文笔，把“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都写活了。有一位文学编辑说，他的这本书，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而这本书，七哥告诉我，一共只写了五十天时间，是在思潮泉涌时一气呵成的。这本书出版后，记得有一次我去贵州，遇到一位组织会议的青年朋友，他知道我是萧默弟弟，就告诉我，《一叶一菩提》太吸引他了，他是花了一个通宵，把那本书一口气从头看完的。后来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为此还高兴了好久。他总是对我说，换肾以后，让他多活了一次人生。

每次谈话，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不过这些年来，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大势。他对极“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对官场腐败与社会不平充满义愤，对中国未来民主充满期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总是要用自己的笔去抒写自己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换肾八年以来，他就是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中度过的。

我们家兄弟三人，功平、功汉（萧默）、功秦，分别以出生地北京、汉口、西安为名。我们出身于起义军人家庭，由于父母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我在上海由姑母抚育。两个哥哥在北京读大学。五哥萧功平读的是农业机械学院，七哥萧默读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虽然从小我们三兄弟就不是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三兄弟关系特别亲。萧默是二哥，家族里排行老七，我称他七哥。五哥与七哥这两个哥哥把父母一样的感情投在我的身上。

我记得那是我小学三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刚戴上红领巾，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从北京寄给我的一大包礼品。拆开来一看，是一套十六册的《安徒生童话集》。这套书一直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收到这些书时的愉快心情，我直到现在还不会忘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才偶然中告诉我，这是他在学校里卖血省下来的钱。

小学五年级时，他从清华大学放暑假后来上海，带我去杭州西湖旅行。一路上给我讲好多名胜古迹的历史来历，在六和塔前，在苏小小墓、在岳坟旁，在长满青苔的张苍水墓边，给我一路讲过来。他面对长满杂草的古塔与荒凉的大殿，会赞不绝口。多年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带我去旅行，告诉我什么是建筑学上讲的“尺度”，如何欣赏古建筑的艺术美，为什么中国的园林有如此的魅力；故宫里的太和殿前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大的空地；站在午门前面，你为什么会有一种渺小与压抑感，你的这种感觉与建筑造型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建筑匠师们为什么要让人们产生这种心理，等等。从小我就对文学、建筑与历史有兴趣，就知道梁思成，后来又知道了常书鸿。正是多年来七哥以他对历史与文化的热爱来启迪我，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就这样滋育了出来。

七哥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的伊宁，在那个充满别样情调的边陲小城，他在那里当过建筑设计技术员与中学教员。一九六三年，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帮助下，调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他曾告诉我，他如何在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石窟里爬上爬下，在暗淡的手电筒光下，与古人进行着无声对话；并在数以百计的卡片上，一笔笔勾绘出壁画上的建筑形象。

受哥哥的潜移默化，我对敦煌也早已热忱向往。一九七三年秋，那时我还是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我积攒了一年工资，仅带了全部储蓄共二百多元，像一个漂泊者那样，从上海一路北上访古，到过开封、洛阳、西安、乾县、天水、兰州。我来到敦煌时，就住在书中提到的他那间与高尔泰谈天说地的小房间里。在那里，我才知道他们平时吃的只有粗盐、红辣椒与腌韭菜，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看到的是光秃秃的石山与沙山，听到的是敦煌佛阁上的孤寂铃声。

在七哥的小房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捆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敦煌古建筑卡片。正是他在这十五年中，拿着长柄手电筒在黑洞里写下了这些卡片资料，为他以后在中国古建筑史研究方面另辟蹊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七八年，七哥考回母校清华建筑系。他毕业后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也于同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从此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见面。三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能见面。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有这样的哥哥作为我的精神的引路人。回顾七哥的一生，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恰恰相反，他的人生困顿、逆境与挫折，比我经历的要多得多。读过《一叶一菩提》的读者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一点：他的个性中有着一种极佳的自我调适结构。他的种种禀赋、性格与经验，合在一起，使他始终生活于充实之中，他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空虚为何物的人。他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对生活困境的坦然，对复杂困境的应变能力，对在挫折的体验中感受到人生的丰富性，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痴迷与执著，对生活与艺术中的美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发现美的由衷欣喜之情，还有他的嫉恶如仇、他身上那种湖南人特有的坚毅刚愤与侠情义胆，都使他的人生有着比一般人更为丰富的色彩。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侠士。

萧功秦

二〇一四年七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