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和著的《他的山中城》的主打作品是两部中篇小说。它们题材、风格迥异。《一个人的红丝绳》大胆触及了最敏感的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它以复调的故事结构方式，以县委换届选举为切入点，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民主政治进程的艰巨和无奈，反映出当下官场的政治生态，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

《南埔的那些事》则仿佛是作者笔下长卷，打开画轴，南埔那方热土的风土人情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集子中的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散文、诗歌作品大都取材于职场，所聚焦所反映的正是当代年轻的蓝领和白领们在标榜个性解孜、追求个人价值中又深陷生活压力、情爱纠葛、价值观错乱的纠结而焦灼的人生况味和心理状态。

徐俊和著的《他的山中城》包括两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20多篇诗歌、散文。书中的作品既有对政界、职场活动的描写，也有对打工者日常生活的刻画，还有对家乡、亲人的怀念，对人生的领悟。

中篇小说

 一个人的红丝绳

 南埔那些事

短篇小说

 痛在别处

散文、诗歌

 岛内岛外车子房子

 城市主人

 辜负了我也

 西藏缘

 别忘了“自己”

 秋日小语

 同学小鬼

 艳秋小记

 爱情痛了

 虚实

 风是海的情人

 秘密

 内部厚黑

 冷风吹过窗台

 山乡小寺考

 围墙

 给你

 恋之岛

 春天，我给自己种下希望

 他的山中城

 爱语札记

路闵过了年就40岁了，按说这是从政的最佳年龄，时下要求的文凭、经历和政绩等等硬件软件，都是毋庸置疑的，唯独欠缺的是不被顶头上司所看好，眼下也没有跟什么“热门”人物接上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朝里无人莫做官”。别的像他这样位置的人，都有一些背景，人家早升腾到让他仰望的程度了。可他还只能“原地踏步”。究其原因，起始赏识他的那个“贵人”因年事已高，前几年已离休，老话说“下台的都督不如屠夫”，如今人家在含饴弄孙，对他再难言帮衬什么了。除此以外，他与别的人相比，可谓毫不逊色，甚至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但有了上述那一点致命的“软肋”，他的仕途自然也就有了局限。但鉴于他的政绩，上头那些不满意他的头儿，比如说市委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郑副书记，想拿掉他，却在新任的市委书记那儿通不过。因而，他在这次换届中，“连选连任”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他可以像当年苏联某铁腕人物对顶头上司采取“我们不理睬他”那样的态度，来对待郑副书记明显带有“塞私货”的所谓“授意”了。存在决定意识。自己豁出去了，不求什么仕途了，难道还不能按原则、按自己的真知灼见来办事，那做这个“七品芝麻官”，也就太没有意思了。

县委书记这个职务，不过是个处级干部，只是这几年多有届满之后升为上一级班子成员的潜规则，所以使得对这个职务“垂涎三尺”者甚众。反正自己抱定干满这一届后就当“自由撰稿人”去了的念头，管它将来给予什么样的安置都无所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遗训，早早就成为他的座右铭。不是有人说，好的局面往往都是由那些不追名逐利的有识之士创造出来的吗？

路闵的老婆孩子都出国去了，妻子是执意要出去的，他没有发言权，这样也好，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自由度大多了。而位于省城的家，基本是铁将军把门，谁要想到他家套近乎，门都没有。今年春节他是回省城岳父母家过的，两老都是离休干部，从来就反对下级干部往领导家中串什么门，有不知者当了一回不速之客，老人会叫你难堪的。所以，路闵的“年”过得十分平静，不像别的如他这一职档者一样，在过年里除了“毒品”没有人送外，就没有什么不送的了，有些人就是因为碍于面子，简直被悄然筑起来的潜规则“围城”给困死。

因此路闵春节过后一身轻松地返回钟灵县工作了。

如今的县市区主要头儿，凡是不带家眷的，大都把家安在大市或省城里，一个月上市里开一两次甚至两三次的会议，回家里住，老婆孩子的事儿没有不照顾到的。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进退自如。若是工作调整，无论是回大市还是到别的县市区，轻装无从，说走人就走人，落得诸多方便。因而人们谐称他们是“旅游书记”或日“客座县长”。而路闵比人家又更简单了一层。连大市和省城平时都不大住。

今天他回到钟灵县自己的住处，房门早已由公勤员打开，等待他的自是窗明几净、光可鉴人的里里外外环境；客厅里摆满了烟、茶、水果等一应招待客人的物什，收拾房间和摆设东西的行政科人员和公勤员他们刚刚走出门，说来就来了一拨拨“拜年”的人，这些人就像是特意猫在那里等候他似的。先来的自然是县党政班子的领导成员，还有人大政协人武部纪委等副处级以上与书记共事的同僚，还有就是与书记经常有工作关系的人以及县直科局和乡镇一级的主干，其他“白丁”，自会稍后一些才来。

新年好，路书记！副书记李焕全人刚到门口，声音却已飞进客厅里来了。这第一个造访者，是个年长路闵5岁的副手，他对一把手的尊重，从他开口闭口“由路书记定”、“按路书记说的办”等口头禅，便一目了然，人家都说他是没有自己主张的副手。他却说当副手的就是大事糊涂，小事清楚；反之，当一把手的要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听，他还总结出官场经验来了，可见他不是个糊涂人。他已经如此这般配合过两任县委书记了，其用心旨在能够“转正”，尔后才有自己的思想，可他偏不明白，他迟迟不能转正的原因，正基于此。

路闵赶紧出来握手欢迎：“老李新年好，新年好！家里人都好吧？”

路闵一句普遥的问候，让李焕全浑身暖烘烘的，感激莫比，连忙连珠炮似的回答道：“都好都好，托路书记的福，今年我们阖家团圆，老大、老二都从南京、西安回来了，一大家暖融融的，真是热闹啊，我们全家人都感谢路书记的关照，不是路书记，我们哪能这样开心呀？”

他永远记得那年上头要平调他去别的县工作，他是本地人，不想走，求路闵向上级请求给予留下来的这个情。

路闵自是不习惯听这种恭维话，只得纠正道：“老李呀，你可别这样说呀，我们是在同一个班子里搭班，你比我还年长几岁，怎么可以说是托我的福呢？”

李焕全又继续他的习惯，说：“不，路书记，您是班长，我还是信那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快’，这不，仅仅三年工夫，钟灵县变化这么大，还不是全靠您的正确掌舵和领班，您管大事还那么关心我们家的实际困难，别人怎么样暂且不论，我老李和我一家人可是没齿不忘的哟。”

P5－7

虽然离开编辑岗位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文学界朋友会将他们尚未正式发表的作品交给我，让我提提意见。前些时日，一位朋友交给我一本打印书稿——即将付梓的作品集《他的山中城》，嘱托我为之写序。当我得知作者徐俊和在大学读的是企业管理，如今从商，却对文学一往情深，平素没什么特殊爱好，有空就伏案写作时，内心很有触动。

《他的山申城》的主打作品是两部中篇小说。它们题材、风格迥异。《一个人的红丝绳》大胆触及了最敏感的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它以复调的故事结构方式，以县委换届选举为切入点，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民主政治进程的艰巨和无奈，反映出当下官场的政治生态，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作者对其中发生的许多可称之瘟疫般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矛盾并不避讳，坚持将矛盾置于人物的内心，如此，作品呈现的就更多是他们伦理、道德选择的内在困境，而不是将所谓的负面现象、消极内容留给读者。

《南埔的那些事》则仿佛是作者笔下长卷，打开画轴，南埔那方热土的风土人情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你一旦走进其中，就再也难以走出。那对古镇往事的款款追忆，那对人物传奇的娓娓叙说，不仅表达出作者对革命前辈所经历过的纯洁、浪漫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的憧憬，也抒写出作者对故乡山城深切的眷恋之情。

集子中的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散文、诗歌作品大都取材于职场，所聚焦所反映的正是当代年轻的蓝领和白领们在标榜个性解放、追求个人价值中又深陷生活压力、情爱纠葛、价值观错乱的纠结而焦灼的人生况味和心理状态。

总之，作品以不同的体裁和题材，从不同角度，展示世事沧桑、人生百态，渗透着作者丰赡的生命体验，带给读者的是不尽的人生感悟、哲理启迪。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作家肯定要比普通人想得更深一些，他对时代的信息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的整合能力，因此，他所看见的现实，多少就与当下的现实有点不一样，超前了，或者夸张了，是一种心灵的现实。

作者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如果按年代划分，可以将他划入“70后”作家。相对而言，这一代作家是处于夹缝中的一代，这种状态不仅是时代造成的，也跟整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他们出生在“文革”中后期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求学时期，新的观念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接受了很多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可是当他们长大成人，却发现社会观念和现实迥异于他们当初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扎根在理想主义的土壤之中，却成熟在物欲主义的时代里。这仿佛是别人的时代，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的碰撞相当强烈，他们内心惶惑却又无法呐喊，难以表达。这种心境在《一个人的红丝绳》和《痛在别处》等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般说来，作家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偏重于描摹社会生活，一类偏重于抒写自我心灵。《他的山中城》显然属于前者。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秉承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技法，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尽管作者写作技法未免生涩稚嫩，作品或许还谈不上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但它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我们。

记得20世纪80年代热门的话题，就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现实的表现问题，那时，人们从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对文学如何承载社会内容、艺术是否可以干预生活等议题喋喋不休。时过境迁，今天，社会更加宽容，类似的社会问题可以不必再曲折地诉诸小说，然而这并非是文学逃避现实生活的理由。因为文学总是需要通过对现实的充分表现，通过对真实生存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辨认来确立自身的意义。文学只有在这样深切介入中，才能探察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并准确标示豪迈悲壮的历史进程中，众生自我救赎和灵魂净化之路，从而彰显出超越现实洪流的价值标高。

但令我们不安的是，市场经济使文学媚俗化倾向加剧，相当部分作家都以适应和遵循市场商品法则为荣，以回避或疏离社会、放弃社会责任，不做宏大历史叙述为时髦。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文学史的将是一片苍白。

换言之，只有正视一个时代的现实，才可能真正产生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期待着正在步入中年的徐俊和继续努力，用自已的亲身经历和生花妙笔，描摹这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

不过我又听说，作者近年来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有着宽裕的业余时间，坐在纱窗前静静地阅读，或者静静地写作。是的，当年怀着文学之梦步入文坛的作者，时下大部分都在为谋生而奔波忙碌，写作成为一种奢侈；而即便坚持写作，不是因为继续纯文学路线而被市场无情地边缘化，就是被迫进入出版商要求的类型化的、流水线式的作业流程而成为“快餐文化”的制造者。

当我在为徐俊和的处女集问世而欣喜之余，却又为他和许多年轻的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种种尴尬而惋叹，而感到忧心和无奈。

陈元麟

2011年端午节于心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