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传主易位
余喜《史记》列传，以其文多采且传主神显也。然唯于孟尝、平原、信陵三子之传，颇有传主易位之惑。览三子之传，太史公笔墨所至者则苏代、魏子、冯欢、毛遂、李同、侯生、朱亥、毛公之辈矣。至若三子者，以诸人之事迹集而合之耳。孟尝三子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太史公以其公子之名位而为之传，然所述迥非其事，传主实非其人也。余以为此乃太史公狡黠之处，因以苏代诸子固难入传，而假诸孟尝三子之盛名代为传之，斯亦智矣。
《史记》三家注
《史记》旧注有三，刘宋裴骃之《集解》、唐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也。余所藏乃清同治间金陵书局刊三注合刻本，此本经张文虎据钱泰吉校本及各旧刻古本、时本考订而成。三家之注各有其例，余则独以《索隐》为善也。
夫裴骃松之子也，其《集解》谨守“注不破经”之汉儒旧例，随文而注，向无疑处，逊其父远也。且所注亦略，不能解惑。《索隐》则不然，既破汉儒之旧例，而攻驳、纠谬《集解》之误，至而于太史公之书亦时驳其误，发人所思。故清毛晋谓其“如日月并照”。张守节《正义》既注太史公书，复注裴、司马之注，惜其为文冗长，以至刊刻者删削随意，今之各本皆异也。
余于书肆尝购得扶桑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凡十卷，其于三家注外复考证之，引证广博且有己言，颇多可参者。
安史之乱起因说
天宝间，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历三帝九岁，大唐由盛而衰，阅唐史者无不为之动容。然究其乱因，则诸说纷纭，余概而归之五。
一为府兵败坏，外重于内说。谓安史羽翼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乱之必然也；一为阶级矛盾说。谓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赋税繁重，乱之因也；一为民族矛盾说。谓民族歧视与压迫致胡人之乱，安史所驱皆胡人；一为皇朝内部矛盾说。谓乱乃寒族、蕃人与李林甫之不和而致安以诛杨国忠名而乱；一为安乐潜忧患说。谓玄宗远贤近佞，拒谏饰非，不闻谠言，粉饰太平而诱之乱生。孰说为是，莫能知也。
窃以为诸说皆有其理之所在，然概无视安史其人也。夫安禄山本姓康，父为西域胡人，母为突厥人氏，父死，母归胡将安延偃，遂易姓安。史思明其人乃突厥与西域胡人之混血耳。非我华族，其心必异，虽加之如山之恩，以怨报德必也。自汉迄清，外夷乱华者岂为鲜乎？放之域外，其理一也。故安史之乱乃其势之必然，治史者何须费却笔墨哉。
百花齐放在东晋
今之文艺界喜谓百花齐放，然百花各有其季，非武后焉能令其齐放欤？余谓文艺百花之绽放当属东晋。览《晋书》，自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至恭帝司马德文元熙，百有四年间，人才辈出，佳作如林。二王之书法、顾氏之绘画、戴氏父子之雕塑、五柳之田园、许孙之玄言，谢安之琴，谢尚之筝，桓伊之笛，皆超前人而绝后来者，彪炳千年而至今，岂非吾中华有史以来之异数哉？文艺之花同之于时令之卉也，适其时则放，逆其时则萎，如是而已，岂复有玄机乎？柳河东尝作《种树郭橐驼传》，人问其术，橐驼则曰：“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呜呼，若使橐驼主政，百花焉独放于东晋哉？
百家争鸣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之作凡百种，故人谓战国之时景象奇玮，百家争鸣也。至太史公则谓之“百家之术”。
夫百家者，谓其思想流派之多，人或以其派而称之为家也。墨子作《非儒》而儒墨相对；孟子排杨、墨、神农、兵家，派之分尤明也；荀子作《非十二子》十二子为六家也；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分六家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德。班固则继六家而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故今人言百家皆无从适者，余据司马谈、班固之说而归之右。
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
墨家，“尚尧舜道”，“茅屋采掾，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信赏必罚”，“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
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之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纵横家，“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兼儒、墨、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小说家，“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二子述诸家之流派，评流派之得失，宜也。然未及派之有异。韩非谓仲尼卒而儒分为八，墨子卒而墨分为三，荀子尤以儒分而为大儒、雅儒、小儒、俗儒、散儒、贱儒，斥子思、孟轲为孔门之罪人。以此而论则战国之时，岂仅百家哉。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