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一个文学之家的亲情作品集，收入了三位作者擅长的文学作品，包括父亲伊沙的诗歌与散文，母亲老G的散文作品，儿子吴雨伦的散文和小说，以及伊沙、老G翻译的世界著名亲情诗文。主题涉及家庭、爱情、青春、亲情、都市心情与童心幻想。呈现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家庭对文学事业的热烈追求与辛勤耕耘。

一家三口就读同一所重点大学的心灵解码。

天赋真的可以遗传吗，它需要父母怎样地潜移默化？文学为我们现身说法 。

《我们家》出自一家三口伊沙、老G、吴雨伦之手，他们曾就读同一所重点大学，讲述了不同于钱钟书、傅雷的文学之家的成长史。

伊沙卷

 名诗人父亲的亲情与人文

 三月的母亲挽歌

 怎样活随你

 学做父亲

 血统的自恋

 春风化雨——致小学生的一封信

 恰同学少年

 我爱西安

 爱子诗传

 家——诗选

吴雨伦卷

 “95后”作家儿子的记事与奇想

 我的父亲母亲

 记忆中的油画

 猫（1）

 猫（2）

 夏

 自由

 距离

 尊严

 苍蝇之死

 酒鬼与清洁工

 酒吧

老G卷

 翻译家母亲的岁月鼠标

 家大放光明

 知否知否

 口哨

 选姐夫

 毕业小照

 动物学家爷爷与文学少年的碰撞

 儿子12岁的成长鉴定

 我有多么爱你——译诗选

怎样活随你

有时候，妻会颇为认真地问我：“认识你之后的这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

她问我那句话时，却像在总结自己的一生，口气中充满沧桑感……

我往往会半开玩笑地说：“认识我之前的那些年，你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考大学。”她仍然是一脸认真。

可不是吗？我们都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光，完成了一项事业——考大学，这似乎是我们这代人谋求独立与生存的一条捷径。

每当结束谈话的时候，妻总要用“一事无成”这句成语来对她认识我之后的这么多年作以总结，她愿意把自己目前所有取得的最高成就仍说成是“考大学”——“大学使我认识了你”，听了这语，我似乎没有不高兴的道理。

那么，在我眼里，在她认识我之后的这么多年，她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作为当年中文系的一名“才女”，不写两笔似乎不大可能，即使在婚后，她仍然热衷于写作，曾经一度非常喜欢散文。有好几次我听她给朋友打电话时都要高声宣告：“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女作家诞生了！”而我家的书架上，也迅疾堆满了各种散文集和梁实秋、周作人等“散文大家”的文集。有好几次，我下班回家聊到单位的事情或路上的风闻，她总是忽然打断，说一声“这是散文！”弄得我谈兴全无。那一段，真是她散文写作的“高峰时期”，一天要写不止一篇的“散文”。后来灵感不够了，她想了一个主意，“改编”我的诗，我的《口哨》等诗就这么着被老婆“改编”成了“同名散文”。

我说：“你这么干，让人误以为是我的诗偷了你的散文。”

她说：“偷诗不算偷，诗应该为散文服务。”

那段时间，她可真是一切唯散文至上，连我家的每顿饭菜都散发着一股散文味儿……

可“散文时代”很快就过去了。过去得有点儿莫名其妙。一些杂志已发表了她的多篇散文，北京一家出版社欲编一套“女性散文系列丛书”，准备出版她的散文集，可她突然宣布，自来水洗手，再也不写散文了……

她说：“散文真没劲，闲适无聊，真没意思！”

大概也只有我才了解“事变”的起因。有一天，我收到一本朋友从美国寄来的英文版《艾伦·金斯堡传》，令我爱不释手。写诗多年，艾伦·金斯堡是我最推崇的“大师”。中文系出身、当年也曾有过写诗经历的妻自然深知金斯堡的分量，但未必如我一般视其为“英雄”。威廉斯在《嚎叫》“导言”中曾写道：“女士们，拉紧你们的衣裙，我们就要步入地狱！”真正喜欢金斯堡的女士恐怕没有几个，可妻突然宣告：她要把这本书译出来！  不知是否受到我的情绪传染，看着我用有限的一点英文可怜巴巴地啃着这本厚厚的书而心有所动？诗人多多说：普拉斯掉下的每个扣子他都想了解。我大概也是这种情绪：金斯堡用过的每个酒杯我都想收藏。在这种情绪中，妻断然决定：翻译此书。

妻的英文比我好得多，还曾在我任教的外语学院“进修过”。那似乎又是一个故事，有个时期她在单位待得不顺心，思来想去，调哪儿都不舒服，便决心出国，她对我说：“我要出去了，你还可以跟出去陪读，反正你在这儿也混得不好。”后来，她调了一个单位，新领导知人善任，十分重用，她的英文进修也就随之结束了，大洋彼岸又离我们十分遥远了。尽管有进修资本，可她的英文毕竟不是专业的，翻译起来并不轻松。

我家11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各种新版的英汉辞典，我用于写作的一张大理石茶几也被占去了一半，长久以来，我就是坐在小板凳上写作的，早已练就了一副“铜股铁背，”而妻坐上去没几天就腰酸腿疼，竟躺倒了，待缓过劲儿来，接着再干……

那些日子，我再也吃不到现成的饭菜了，主妇已不再开火，主妇变成了一位勤奋的“翻译家”。读着她日渐增厚的译稿，从中了解到我热爱的大师艾伦·金斯堡的成长故事，我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了解到她正进行的工作，来信说有兴趣出版此书，但版权问题需要译者自己摆平。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我的诗人朋友、纽约《一行》诗刊的主编严力与金斯堡本人挺哥们儿的。

事情的结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的老友洪烛来西安参加一个笔会，我和妻去宾馆看望他，洪烛是我们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谈话问他问起妻目前在干什么，妻便大讲她的翻译，讲那本《艾伦·金斯堡传》。后来洪烛也谈到版权问题，由于他就在出版社工作，所以讲起来十分内行，他说仅有作者的同意是不够的，中国的出版社需要向对方出版社“购买”版权，而这笔需以美元支付的费用是国内的出版社所负担不起的，所以目前一般都不会接受这类译书……

妻说，即使不能出版，她也要把这本书译完，就算是为我译的，只让我一个人看。这番表白让洪烛颇为感动，他说要把它写成文章，在情感散文领域洪烛一向是不放过生活中可能的素材。

在我百般劝说之下，妻中止了她的翻译生涯。每每想起这个破碎的翻译家之梦，她说：“都怪洪烛！这个实用主义者！”

接下去，妻怀孕了。这是今年春天的事。

从此她的生活变得格外忙碌，她提早准备了一切，好像那个孩子随时都会生下来似的……到了晚上，她又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写的什么呢？

“写一本书，给我的孩子写一本书，我要把怀他时每天的感受，周围的人和事都写下来，在他18岁时给他，只给他一个人读。”  我想说：“这是一部史诗！”

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幸福，因为我知道，她是快乐的，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她仍是快乐的，每件事都留下了一个过程。

这么多年，我在现实中为名所累，该怎样善待自己的女人？我不懂女权主义，我也不懂女强人，如果幸福快乐的生活把女人“埋葬”，我只能毫不犹豫地“埋葬”我的这一个——女人！

有一次，妻问我：“你对我就无所要求吗？”

我说：“怎么活随你！我只能要求我自己……”

这大概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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