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凤，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渔溪镇，祖籍仙游。1966年福清虞阳中学初中毕业。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88年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南平中文班毕业。1991年参加福州市榕树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

《墙》反映改革开放大潮下福清哥要冲出“墙”去的强烈心态，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小镇斑谰多彩的变迁。

这是一轴九十年代东南沿海小镇变迁的斑斓多彩的画卷，这是一组熟悉而又陌生，性格各异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众生相。

闻所未闻的烧钱抛钱事件，打工仔炒老板鱿鱼，冒险旅游身陷无人区绝境的“野人”生活，储金会风波，地震风潮，到神奇的八千三百坎追抚如烟的往事，在圣洁的雪峰下寻觅生命的价值……

《墙》（作者：武宗凤）这部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大潮下人们要冲出“墙”去的强烈心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尾声

后记

第一章

世上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石头镇镇长文达理的独生儿子垚垚几年前突然精神错乱，搅得一家人没能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

文达理的家就在石头镇上。一条宽阔的公路自北而南从石头镇西侧穿过，小镇往东约摸十里路是一溜不高的山，翻过了山就能看见海；往西约摸十里路是一串海拔几百米不算高也不算低的山，有几座山肚子里藏着青石，经过不知多少代人开挖打凿，山肚肚被掏空了一大半，露出了青灰色的肚腔；往北约摸十里路是一道山梁，公路从那儿开了口通往二百多里外的省城；往南约摸十里路是一堵山岭，公路穿过岭口儿通往人称“金三角”的东南小平原。石头镇就座落在这四周被山环抱、算得上盆地的中央。这年月小镇街道两旁新建的四层五层钢筋混凝土楼房和低矮的石头房木板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高楼低屋交错，新店老铺比邻的奇特景象。贯穿镇中心的南北街是条人们走过了千百年的石板街，不久后这街上的石板就要被拆除改铺成水泥街面。这条街的南段西侧有条巷子，巷内的路面也是石板铺成的，人称石苔巷。巷子深处住着两户人家，北侧的那户人家姓文，文家斜对面不远处的南侧住着白家。巷子的尽头矗立着一堵古旧的暗灰色的约摸两人高的石墙，墙斜对着石苔巷，墙后是一片龙眼林。墙的旁边是石苔巷延伸进龙眼林的小路。穿过龙眼林走二三百步就到了从省城下来贯穿镇西郊的南北国道边上。墙后曾经是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不知过了多少年代，宅院的主人家破落了，后又因躲避战乱逃走了，房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到了大跃进年代，宅院被拆掉，清理出一块偌大的地盘，种上了龙眼树苗。如今这片龙眼树枝繁叶茂，结出一种皮薄核小肉厚味甜的“九月乌”果子。这堵石墙保留了下来，它的缝隙缀满了深绿色的苔藓。墙背后有人种了丝瓜，瓜藤悄悄地爬上了墙顶，盘缠交错。离墙不远一棵龙眼树的枝桠横过了墙顶，时有顽皮的孩童从树枝桠攀援到墙顶戏耍。

多少年了，这石墙就这么矗立着。多少代人每天都打这石墙前走过。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于是它一直保留至今，成了石头镇的标志。

这石头镇上的人家可是九家十一姓，传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家是约一千年前从中原到这儿的镇石将军和他的兵士们安营扎寨后繁衍下来的后代，文家和白家就是其中之一。镇石将军和他的兵士们的后代在这古老的小镇传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世间那些恼人的故事也就相伴着演绎了一代又一代。

文家老大达理自打担任石头镇镇长后，就不常待在办公室里，更不常回家去，而是经常下村下田下厂下工地。他心里很清楚，要让小镇变个模样儿，要让老百姓日子好过起来，不狠下力气儿不出汗珠儿咋行。在外头抓工作他劲头儿挺足，但一想到儿子的模样儿，他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心头早凉了下来，一个月难得回几次家，心情却再也好不起来。

已是初冬时节，日子一天比一天短了起来。这天下午，达理接到姻妹夫东门值打来的电话，请他下班后上星星酒楼吃饭。东门值是酒楼的老板。过了一阵子，东门值又来了个电话，或许是怕他不去的缘故。当达理走出位于石板街北段电影院对面街西侧的镇政府大门时，天就黑了下来。他往南走到十字街口又往西拐，沿街走了一段路，来到了位于街口跟国道公路衔接处的星星酒楼。他上了二楼宴席厅，东门值和几位朋友正在靠窗的桌子坐着，大家一见他来忙打招呼。达理落了座，和大伙儿一边敬酒一边聊开了天。座中有一二张陌生的面孔由东门值向他作了介绍。达理瞧着大伙儿手举酒杯你来我往频频敬酒的高兴劲儿，心想，人就这么奇怪，酒杯一碰，彼此间的距离就缩短了，气氛就融洽了，关系就密切了。酒足饭饱后，大家上了三楼舞厅，那位朋友提议大家尽兴地唱歌跳舞。达理跳不来舞，独自坐在舞厅角落的沙发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观看闪烁的灯光下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听着扬声器里播放的悦耳的伴舞曲子。从忙完了一天冗繁的事务的办公室来到了这儿，他真想轻松轻松，尽管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坐在这儿看着人家唱人家跳也是挺惬意的，自己要感兴趣还可以站起身学它几步，但他惦记着家里，一想到自己独生儿子的病，他的心窝就像被针刺了似的难受。眼前正在跳舞的俊男倩女年纪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他们一个个健康活泼聪明伶俐且能歌善舞，而自己的儿子却疯疯癫癫的，让人一见了就皱眉头。看来造物主对自己真不公平。咦，这世界上烦恼的事有万万千，再烦恼的事时间一久了也就淡忘了，唯独人有了病最恼人，而这种病并非十天半月或一年半载就能好起来的。别的病一旦好了，人的烦恼也就没了，精神也就好起来了，精神上的病却是持续时间最长久最折磨人的。宁愿一个人断手断脚或者瘫痪在床，那也只是肉体上的痛苦，给家人带来的也只是为治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而精神病人不仅给家人带来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更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与痛苦。达理想到这儿，望着眼前的情景，心中不免感慨：人真会创造，创造了这环境，这氛围，换一个人来到了这儿，什么烦恼早都没了，而自己一想到儿子那副模样，这些日子不但不见他好起来，反倒闹得更凶了，心情能好起来么？

一曲终了，舞伴们散了开来，东门值见达理独自一人在靠墙的沙发上端坐着，来到他跟前邀他：“姐夫，跳个舞吧。不会？今天请你来没别的事，就想教你跳跳舞，轻松轻松。来，我教你怎么样？”达理赶紧摆摆手：“我这人笨，学不来，真个学不来，我就看着你跳好了。”这时，服务台那头一位小姐喊东门值接电话，他大步流星走过去，拿起话筒一听，是若雪打来的：“阿值，阿理在你那儿吗？”“在。”“喊他一声，垚垚又瞎闹了。”东门值放下话筒，急忙走过去叫达理接电话。达理起身来到服务台前，拿起了话筒：“阿雪吗，我是阿理，垚垚又闹事了？好，我这就回去。”垚垚闹事对达理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既然家里人让若雪打来了电话，还是回去看看吧，但回到家他又能拿出啥子儿法子来呢？他走过去向东门值和几位朋友打了个招呼，下楼去了。

越往家里走去达理就越感到了烦躁，刚才那番令他眼花缭乱的景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沿着新铺成不久的宽阔的水泥街面向东走了一段，来到十字街口，又往南踩着不久后将要拆除的青石板走过一段路，来到了街西侧的石苔巷口。他沿着巷内的石板道行了几十米，到了家门口——北侧的一截约摸一人高的石头围墙门前。门虚掩着，屋内传出了嘈杂的声音。他推门进去，穿过院子，只见厅堂里刺眼的灯光下摆着的八仙桌盖着块大红刺绣布儿，桌上摆着供品，一对大红蜡烛明晃晃地烧着。垚垚蹲在大门边双手抱着头低声哭着，另一侧门边若冰举着木棍儿正要过来打他，两个道士从中拦着。达理正欲跨进门去，瞧这个情景，皱紧了眉头。P1－4

《墙》几经修改，就要付梓了。作品尚粗糙，我并不感到满意，不好意思，就这么个模样跟读者见面了。“墙”的感觉萦绕我的心头几十年了，挥之不去驱之不散，且日益强烈，我有个愿望，迫切地想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读者诸君，就写下了书中的那些奇闻轶事，谬误不少，盼读者诸君悉心指正。

为了让读者诸君对我的人生轨迹有所了解，现抄录我在一九九二年参加福州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欢思杯”校园文学大赛的一篇获奖散文《有一天……》奉上。

风雨中，有个男孩挑着柴火踩着泥泞的小路从山上下来，摔倒了，他又爬起来，用肩膀顶起那沉重的担子；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个瘦削的身影正吃力地推着石磨，鸡刚叫头遍呢，他在帮妈妈磨豆浆，要赶在天亮做好豆腐，让妈妈挑去卖。这就是十三岁的我，病魔夺走了爸爸，妈妈没有工作，还有幼小的弟妹，我要帮妈妈分担生活的重担。有一天，妈妈交给我五角四分钱，让我上粮店买四斤米（一斤价一角三分半）。人家买米至少十几二十斤，但我家连买五斤米的钱都不够。当我递上粮本，往衣袋掏钱时，只摸到一张五毛的票子，一瞧，袋破了，四分硬币丢了。我难堪，尴尬，涨红了脸。营业员阿姨问清了缘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两片两分钱的硬币，帮我垫上了，感激的泪水从我眼里夺眶而出。什么时候我也能挣钱，给妈妈买新衣服，给弟妹买好看的玩具。每当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由爸爸牵着走进商店挑选心爱的玩具，我真羡慕死了。但有什么法子呢，别说买玩具，就是三餐地瓜片煮稀粥，萝卜干蘸酱油当菜的日子也挺难熬哩。

有一天，我当上了爸爸。当我把往事讲给宝贝儿子听时，他眨巴着惊讶的大眼睛，好像在听《天方夜谭》。孩子，艰难的逆境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磨炼。人活在世上应该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逆境中固然能锻炼这种能力，在顺境中更应当掌握这种能力，不管你是刚步入成年的十八岁，也不管你是八岁或者八十岁。纵使你肩上的担子很沉很重，你也要挺起腰杆顽强地挑下去，咬紧牙关鼓励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去，这个过程就跟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树上跳下来直立行走时一样痛苦艰难。任何一个闯过了这一关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自立的人。孩子，从现在起只要你事事都亲自动手学一学，做一做，即使你身处优越的环境，也完全能够成为一个不百般依赖、有主见的独立的人。孩子，我说的话也许你今天还没完全听懂。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完全听懂的。

生活中的我坎坎坷坷，写作中的我亦备尝艰辛。也许是某种难解的缘分吧，文学之于我是既爱之又恨之。少小的我就对文学情有独钟，上小学时就想方设法借来了一本本“大部头”如饥似渴“啃”了起来。上初中后一篇《我的母亲》被语文老师林世平先生当作范文油印后发到全年段六个班每个学生手上，它成了我走向文学之路的第一个动力。那篇文章介绍母亲含辛茹苦抚儿养女，内容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写过的，但深夜突然醒来，透过蒙胧的睡眼看见抖擞的煤油灯光下母亲还在一针一线挑着绣花布时，那发自一个少年心底的对母亲那份用文字似不能清晰表达的独特的情感或许是别人未曾表白过的。因此，一九八五年六十岁的母亲因操劳过度猝然去世时，我的悲痛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很快地，我发觉自己的这份失落的感情在妻的身上得到了补偿，从妻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当我昏天黑地投入写作中时，妻总是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我，生怕我生病或怎么的。妻每天从床头枕边、桌面椅上、墙边地板收拾起我看完随手搁放的书本杂志和报纸，整整齐齐叠放好，然而，翌日我又故伎重演，照样乱放，且日复一日“恶”习难改，妻除了偶尔抱怨几句外，总是默默地收拾干净。当我寄出去的稿件或退回或杳无音信时，妻总是安慰我，给我鼓劲，使我信心又增，重新投入写作中去。当报刊上偶尔登出我的文章时，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有几次我利用暑假外出旅游，妻说：“只要你写文章需要，就去吧。”而当我打算自费去观看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发生在漠河的日全食须动用家里的几千元积蓄时，妻二话没说支持了我，还为我赶织了一条厚厚的毛裤。这样的妻，世上能有第二个么？

妻是南平人，曾是南平一中学生。打从我俩认识的第一天起便用普通话对话。后来儿子学话了，跟着学普通话，二十年了，这一优良传统一天也不曾丢过。由于我们全家人坚持讲普通话，影响了亲朋好友上我们家来也不得不改口讲普通话。在绝大多数人长年累月习惯于讲本地话的小镇上，我们家的这一优良传统竟影响了一大批家庭。如今，小镇上年轻的父母虽不敢奢望孩子将来能成为作家什么的，但都以用普通话跟孩子对话为殊荣。这，是我和从南平跟随我来到小镇生活的妻未曾料想到的。

也许是出于对少时因贫困而无能力买书的“报复”吧，多年来我刻意建立起小镇上少有几户人家能有的书房。虽然那几大架林林总总的书我从未去计算过有多少册，但它却是我有生以来积累的最大的“财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妻的默许下进行的。难怪我儿子的同学每次到我家总是对那一排排书羡慕不已，且一来就要翻上它半天。当今社会，也许有人为建造了一栋漂亮的洋楼别墅而沾沾自喜，这一生我没那个财力去建造它，但我却为自己颇为丰富的藏书而引为豪壮。

自少小起我就不曾停过手中的笔，不知写干了多少瓶墨水，写烂了多少支笔，写掉了多少叠纸张，先是各种文学体裁都学着写，十几年前开始攻小说，短、中、长篇尝试着写，也不知消磨掉了多少个节假日，草稿纸差不多要堆成一箱子，失败，痛苦，沮丧，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最清楚。由于经历过了数不清的失败，内心反而坦然，对成功并不抱啥希望，只当做一次又一次练笔，自我感觉后一次比前一次似乎上了一个台阶。有几次我真想把笔折断，永远不再写了，然而“贼”心不死，每每在不知不觉中竞又回到了写字桌前。这，也许就是我今生今世跟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吧。每次我都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不写了，没多久却又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看来，这辈子我将身不由己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文学创作就是这么痛苦，这么折磨人。

在此，我想告诉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爱好是美妙的，灵感来了写点东西或许感到挺有趣，倘要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可要慎重，也许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如果你没有能够经受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那股勇气，没有坚持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那种毅力，那么，你最好还是选择别的职业。

时间是最公正无私的评判者，让《墙》在未来的日子里接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吧。

最后，让我最真诚地感谢上级有关部门和海峡文艺出版社、我的亲人、同事、当年的知青同学、我的许许多多学生和所有对《墙》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