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庄编著的《光荣的民族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征战纪实)》是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征战历程的纪实文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是一支具有特殊成份、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从三区革命的斗争烽火中诞生的民族军。1944年秋，在新疆爆发了“三区革命”。民族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顽强曲折的斗争，开辟了我解放战争时期惟一由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建立的根据地，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在剿匪平叛、战备戍边、维护社会治安、开展大生产、精简整编等各项任务中，第五军涌现了一批批英雄模范，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是一支具有特殊成分、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从三区革命的斗争烽火中诞生的民族军。1944年秋，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爆发了一场新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称“三区革命”。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民族军始终是骨干力量，它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顽强曲折的斗争，解放了伊、塔、阿3个专区，在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革命的政权，开辟了我解放战争时期惟一由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建立的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西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东调，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共基地的阴谋，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五军同驻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团结友爱，并肩战斗，积极参加地方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了剿匪平叛、战备戍边、维护社会治安、开展大生产、精简整编等各项任务，涌现了一批批英雄模范，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作出了新的贡献。魏庄编著的《光荣的民族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征战纪实)》依据大量翔实的史料，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这支英雄部队辉煌的战斗历程。

前言

第一章 三区革命从这里爆发

第二章 星火燎原

第三章 从游击队到民族军

第四章 三线作战

第五章 军事对峙与和平谈判

第六章 捍卫根据地

第七章 迎接新疆和平解放

第八章 行进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

附录一 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来自第五军(民族军)的将领

附录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组织序列沿革表

参考书目和资料

后记

1944年的新疆，整个天山南北到处都像布满了干柴，稍遇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话得回到三年以前。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法西斯军以“闪电式”突袭战略，大举入侵苏联，10月包围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的红色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在中国，日本侵略军加紧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紧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敌后各解放区处于危难关头。

面对急转直下的国际国内形势，一贯搞政治投机的新疆军阀盛世才露出了狰狞的嘴脸。

盛世才，辽宁省开源县人，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中国学生队就读，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回国，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30年秋经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介绍来新疆，初任新疆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后在镇压哈密农民暴动和在对马仲英部的作战中担任东路军总指挥，1933年在新疆的“4·12”政变中上台，出任新疆省边防督办，独揽新疆军政大权。

盛世才上台之初，新疆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军阀张培元、马仲英拥兵自恃，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地方官僚尧乐博斯、和加尼亚孜各踞一方，伺机而动；盛世才自己所能管辖的地区不过迪化附近的数县而已，力量十分单薄。为剪除异己，巩固政权，他从上任伊始，就急于寻找靠山。

当时可作盛之靠山的目标有三：一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二是日本；三是苏联。

盛世才本想依靠南京，但国民党政府对其十分冷淡，并派要员相继赴新，竭力对新疆进行政治渗透和控制。盛世才担心无法实现其割据一方的美梦，遂与南京政府决裂。

盛世才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如果他能投入日本的怀抱，日本正求之不得。但盛世才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这条路。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高潮，在这样的时刻投敌附逆，必将成为众矢之的。  盛世才最终选择了苏联。因为苏联强大，和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都友好，尤其是在张培元、马仲英合力进攻盛军，省城迪化危急的情况下，只有就近依靠苏联政府的帮助，才能解除燃眉之急。

这一选择，正好符合当时苏联的战略意图。

苏联与中国新疆地区有着漫长的边界，新疆有丰富的资源，新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与苏联中亚各民族在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或相近。对苏联来说，新疆是否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苏联对新疆的政局一直十分关注，竭力促使新疆建立亲苏政权，以确保与新疆接壤的长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谋求更多的利益。

那么以何人作为支持的对象呢?经过对新疆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分析比较，苏联认为盛世才可资利用。

在苏联看来，第一，盛世才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正式任命的合法政府，支持盛世才可免去外交上的许多麻烦；第二，更重要的是，盛已表示亲苏，曾派人到莫斯科联系，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可实行共产主义；第三，盛世才处于困难危急之际，急于寻找靠山取得支援，如此时给予适当的援助，能强化对新疆的控制力。

取得苏联信任后，盛世才立即得到了来自苏联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政府应盛世才之请，派军队人新，帮助盛世才先后击败了张培元、马仲英部，解除了迪化之围，使盛之政权得以稳固。

随后，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支援，派遣大批专家、技术人员和干部、党员(其中有些是华人联共党员)至新，具体帮助盛世才恢复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事业。

盛世才也表现出了进步的姿态。在苏联的帮助下，他制定并初步实行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这一政策的进步意义虽然是有限的、短暂的，但它毕竟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取得苏联的信任，同时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同意中共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主动邀请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并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当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侵华加剧，国民党积极反共，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已是新疆边防督办兼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盛世才却一反常态。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已靠不住了，中共也困难重重，自顾不暇，于是便撕去伪装，从1942年开始，公开地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干起了反苏反共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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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爆发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这场革命运动因发生在上述三个地区，故通常称之为“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在三区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革命的政权，并组建了一支由各民族成员参加的、正规的、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三区的革命，最终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为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致三区领导人的电报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伴随着三区革命的滚滚浪潮，一支由各族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民族军，也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49年12月20日，光荣的民族军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叙述了从三区革命爆发，游击队纷纷成立，在战斗中整编为民族军，直到第五军整编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军区，其间10年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

1944年8月14日，伊犁专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山区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农牧民，因不堪忍受以盛世才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在艾克拜尔·叶斯波逊、帕提赫·莫斯里莫夫、艾尼·阿不都拉等的领导下，首举义旗，组成游击队，奋起反抗，袭击当地国民党驻军，并于10月7日占领了县城。在巩哈起义的带动下，伊宁城郊的维、哈等族群众在伊宁解放组织的领导下也随即组成了游击队，于11月7日举行武装暴动，当夜攻占了伊犁专员公署和警察局。1944年11月12日，伊犁地区各地起义代表在伊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推选了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了临时政府委员会，并发表了政府宣言。随后，临时政府指挥游击队又相继1支占了绥定(今为霍城县一部)、宁西(今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巩留、新源、特克斯、博乐、温泉、昭苏等县城，解放了除精河以外的伊犁全境。

1945年1月，伊犁临时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将分散在各区、各县的暴动游击队统一组织为一支正规军的决议，并确定正式名称为“民族军”。4月8日，临时政府在伊宁市斯大林公园举行隆重的民族军成立阅兵式，并成立了民族军总指挥部。民族军总指挥由颇里诺夫(俄罗斯族)担任。总指挥部机关设有作战部、军务部、政治部、干部部、侦察部、后勤部以及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等机构，下辖的作战部队主要有：绥定步兵第一团、伊犁步兵第二团、特克斯骑兵第一团、特克斯骑兵第二团、二台骑兵第三团、伊犁预备第四团、巩留骑兵团，以及直属警卫营、独立骑兵营、迫击炮营、回族骑兵营、蒙古族骑兵营、锡伯族骑兵连、惩戒连、救护连等，总兵力约1．5万人。

民族军成立后，即把国民党反动势力从塔城和阿山两地区赶出去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5月，民族军总指挥部制定出了一个北、中、南三线作战计划并付诸实施，取得了节节胜利。至9月，北线部队先后攻克塔城和阿山两区。中线部队相继占领精河、乌苏、安集海、三道河子、沙湾后，进逼玛纳斯河西岸的石河子一线，将一路溃败的国民党残军逼过东岸。至此，伊、塔、阿三区连成了一片，并建立了各县、乡、村级政权。南线部队在阿巴索夫等的指挥下，也顺利翻越天山到达南疆，重点进攻焉耆、阿克苏等县城，并配合蒲犁起义军民的行动，曾两度占领了拜城和温宿县城。三区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天山南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其他七区①的统治。

三线作战尤其是北、中线大获全胜之后，根据未来军事任务的需要，民族军的部队又进一步扩大。1945年10月，临时政府成立了由主席艾力汗．吐烈、民族军总指挥颇里诺夫、中线部队指挥官伊斯哈克伯克等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并将全军重新编组：成立特克斯骑兵第一旅，下辖特克斯骑一团、骑二团和巩留骑五团；新建独立骑兵第二旅，下辖二台骑三团、额敏骑四团、塔城骑六团和四个直属骑兵连；总指挥部直辖绥定步一团、伊犁步二团、伊犁预备四团、蒙古族独立骑兵团、回族骑兵团、阿山骑兵团、巩哈骑兵团，另有警卫营、城防营、独立炮兵营、军官学校、野战医院等。全军共计2个骑兵旅、10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和4个独立(直属)营，总兵力增至3万余人。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三区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中央代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为了保持足够的军事压力，促进谈判向有利于三区方面发展，民族军继续扩充，作战力量增加到了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13个骑兵团、4个步兵团、5个独立(直属)营(连)。经过近8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代表于1946年6月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共同组成了联合省政府，三区革命政府的名义也正式取消。此前，颇里诺夫奉调回苏联，特克斯骑兵第一旅旅长伊斯哈克伯克接任三区民族军中将总指挥，达列力汗和祖龙·铁依波夫(一译祖农·太也甫夫)为少将副总指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根据和平条款，伊斯哈克伯克任全省保安副司令兼伊、塔、阿三区指挥官。民族军亦按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进行整编，将原来的部队缩编为6个团，其中步、骑兵团各3个，总兵力减为1．2万余人。三区民族军缩编后，人数虽然大大减少，但军事骨干多数得以保留，战斗力并未减弱，而且也未按当局的要求开赴三区以外地区，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发动对全国各大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国内局势风云突变，在新疆的国民党势力对三区盯态度也由和缓变得尖锐起来。他们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性流血事件，破坏新疆的和平局面，企图扼杀三区革命的成果。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三区革命领导入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新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勉强维系了仅一年余的新疆省联合政府于1947年8月完全破裂。联合省政府破裂后，三区民族军与国民党新疆驻军再次形成了和谈之前的态势，并迅速征调兵员恢复了原有的部队编制，依然牢牢控制着整个三区。其间，国民党政府撕毁十一项《和平条款》，策动乌斯满、哈力伯克等匪帮武装进攻阿山和绥来等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保卫了三区革命的成果。直至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三区民族军前线部队一直扼守在玛纳斯河西岸，与东岸绥来县(今玛纳斯县)的国民党驻军隔河武装对峙，对省城迪化直接构成威胁。在此期间，民族军内部也大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作风整顿，积极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广泛宣传《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同时狠抓战备工作和军事技术训练，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得到大大加强，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在全国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月，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领衔新疆国民党驻军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第二、第六军进军新疆。

民族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不论是革命爆发初期，还是在同国民党军长期浴血奋战中，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三区的人民群众，怀着对民族军的无限热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痛恨、对革命胜利的无限向往，把自己的优秀子弟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部队，使民族军保持了持续的战斗力。根据1950年9月23日的统计，全军1．4万余人分属于12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5567人，哈萨克族6866人，柯尔克孜族206人，回族229人，汉族92人，塔塔尔族185人，俄罗斯族487人，蒙古族731人，达斡尔族21人，锡伯族159人，塔吉克族8人，乌孜别克族183人。各个民族的战士来到民族军这个大家庭后，互相尊重，亲密团结，共同促进了各项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

从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其间民族军与国民党军队共进行了大约50次战斗，其中规模较大的23次，消灭国民党军队1万余人。这个数字同全国战场上其他兄弟部队比起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新疆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它起的作用却是非同小可!它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在近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革命的政权，为各族人民争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它牵制了国民党军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它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反共基地的罪恶阴谋，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它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设新新疆、保卫祖国边疆，准备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同志称赞他们的英勇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军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其“政治性大于军事性”。

民族军整编为第五军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又经受了和平建设的锻炼和考验，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祖国边疆的巩固，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五军组建之初，正值新疆和平解放不久，不甘心失败的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在新疆积极策动土匪进行武装叛乱，抢劫人民财产，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为了稳定新疆社会秩序，保卫新生政权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新疆军区的命令，第五军抽调一部分兵力协同第六军剿匪，经过一年多奋战，终于肃清了新疆的匪患。在剿匪的同时，第五军主力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他们实行军垦的方针，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就地取粮，不仅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变了新疆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而且在政治上消除了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造成的民族隔阂，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使祖国的边防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为了使第五军的军政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从1950年开始，陆续从第一兵团直属部队和第二、第六军抽调了几批优秀的政治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到第五军工作，帮助第五军在内部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制度；开办各级民族干部政训班，大力培养、提拔本地民族干部，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在部队广泛开展以诉苦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整军，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第五军部队焕发出了蓬勃的革命朝气。他们同驻疆其他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团结友爱，并肩战斗，积极参加地方的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等工作，完成了平定叛乱、战备戍边、维护社会治安、精简整编等各项任务，涌现了一批批英雄模范。

从1952年开始，第五军的编制又进行了新的调整。1952年3月，根据西北军区转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为加强防务，稳定伊犁地区社会秩序，新疆军区抽调第二军五师十三团(欠第三营)、新疆军区通信团和第六军骑兵团组建了步兵第十五师(辖3个团)，隶属第五军建制。1953年，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将部队划分为国防军和生产建设部队两种。1954．年，军区部队除整编为1个国防师和4个骑兵团外，第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及第五军大部连同第二十二兵团全部，同时转业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其中第五军机关改编为伊犁军区机关，仍驻伊宁；第十三师缩编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第三团，驻喀什；第十四师缩编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第四团，作为国防部队；另有近千名干部战士被抽调到公安部队工作；其余的大部分人员均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电复西北军区，第五军整编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军区，1955年1月正式命名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军区，第五军番号即予撤销。

从民族军到第五军，共走过了10年的光辉历程。这个历程是艰苦的，也是曲折的。它不仅包括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武装斗争迎来新疆和平解放的曙光，而且也经历了从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第五军的光荣历程，将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册，永远鼓舞着新疆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由于种种原因，第五军的历史一直鲜为人知。本书依据最新掌握的史料，第一次较为翔实地记述了从民族军到第五军的光辉战斗历程，相信会给读者留下新的教益和启迪。

承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学习和研究第五军的光辉战斗历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总算拿出了现在这样一个初步的稿子。

撰写第五军的战斗征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料。一方面是因为第五军建制撤销较早，留存的资料和健在的老领导都很少；另一方面是第五军的老领导大都是少数民族，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留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很有限。20世纪80年代曾经抢救过党史、军史资料，但由于上述原因，第五军的史料救出的也不多。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我先后走访了许多军队和地-方的单位和部门，他们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帮助。其中有：新疆军区档案馆、新疆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新疆军区政治部政研室、新疆自治区党史办、新疆图书馆、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社科院图书馆、新疆自治区党校图书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史志办、伊犁州党史办、伊犁州史志办、伊犁州文史办、伊犁州档案馆、伊犁军分区史志办、兵团农四师人武部史志办、伊宁市三区革命纪念馆、伊宁市图书馆等。由于写作的需要，其间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和新疆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去的次数较多、历时较长，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随需随查，主动帮助，不厌其烦，为我提供了特殊方便，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许多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听说我要写第五军的历史，也都纷纷伸出了热情之手。他们是：游成章、李丰年、李朴、张辉轩、谢少东、李凤呜、库尔班、王晖、薛海潮、李院院、肖银龙、孙强、黄长升、牛德力、韩运杰、张学斌、田文洲、邱立平、温沸、江涛、郭天成、朱千程、罗克华、鲁惠菊、田文森、宋晓波、崔松龄、邱建玉、蒋晓华、王克之、孙亮、石晓莉、哈尔其其格、刘广义等。他们或则热情鼓励，或则支援资料，或则提供线索，使我获益匪浅。特别是我的老首长、原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编研室顾问任祖林将军，对我的写作给予了精心指导；原南疆军区副政治委员曹卫东将军为我提供了其父亲曹达诺夫·扎伊尔老首长生前亲自撰写的大量回忆文章；新疆军区编研室研究员、原曹达诺夫·扎伊尔老首长的秘书李丰年大校为我详细地讲述了第五军(民族军)的光辉历史；原第五军四十团团长、新疆自治区民政厅厅长热合谟夫·阿不列孜老首长不顾年事已高，专门为我提供文字和口头资料；新疆军区参谋长彭新国、副参谋长周洪涛两位首长为我查阅军区馆藏档案给予了特批；新疆伊犁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政治委员王兰军等首长为我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周到的便利条件；伊犁州语言委的同志也热心地为我翻译了部分维文和哈文图书资料。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伊犁军分区政治部的蔺玉武、吴志军、陈容江、帅领、林世刚、吕卫东、徐攀峰、杨青桦、赵晓正、李国帅、铁玉龙等同志热心帮助我进行搜集、整理和打印；书稿写出后，谢春林、陈容江、温沸、刘建军、何长同志又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打印和整理，朱德华和帅领同志帮助整理了图片。所有这些，都将使我难以忘怀。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家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女儿魏薇和内侄女刘姣、刘红勤分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石河子大学图书馆帮我查找和复印资料；侄女婿江华宣通过军区机关和网上为我查找了不少资料；夫人刘兰英为我全力提供生活保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要完成这一写作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王大亮、钱庆国两位编辑老师，他们为此书的写作既给予了充分信任、热情鼓励和精心指导，又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书籍和资料，对此，我常常感念不已。

用纪实的手法展现第五军的战斗历程，对于我来说还只是一种尝试。由于本人缺乏这方面的历练和才能，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敬请领导和读者朋友不吝指教，以便今后有机会再行修正。

作 者

201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