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禁不住要回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去，回到那些房屋和附近街面上去。比如说，在东七十几号街，就有一幢褐石楼房。战争刚开始那年，我在纽约的第一套公寓住房，就在那里。那是一个单间，塞满了该收到阁楼去的家具，一张沙发和几把垫得鼓鼓的椅子，包的面子是那种令人发痒、使你联想起热天坐火车的红色平绒。墙上抹的是灰泥，颜色有点像嚼烂了以后吐出来的烟草。到处都挂着日久发黄了的罗马古迹的图画，连洗澡间里也挂着。屋子里只有一扇窗，往外望出去是一条防火梯。即使这样，只要在口袋里一摸到这套公寓的房门钥匙，我的精神就来了；尽管气氛阴暗，这套公寓毕竟是我自己的地方，是第一次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的书在那里，还有几筒没有削的铅笔，我觉得我要成为作家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在那里了。
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写郝莉·戈莱特利的事，要不是我同乔‘贝尔的一次谈话勾起了我对她的全部记忆，我现在大概也不会动笔写的。
郝莉。戈莱特利也做过这所褐石旧楼房的住户；她住的那套公寓在我下面一层。至于乔·贝尔，他在列克星敦大道路口上开了一家酒吧间；他如今还经营着那家酒吧间。郝莉和我常常一天要去六七次，不是为了去喝酒，至少不是每次都为了去喝酒，而是去打电话：在战时，私人电话很难安装。此外，乔。贝尔还负责为我们传话，这对郝莉可以说是帮了大忙，因为有许多许多人打电话来找她。
当然哕，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上星期见到乔·贝尔之前，我已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们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有时我经过那一带就弯到他的酒吧间里去；但是实际上，我们俩从来不是什么交情很深的朋友，只不过我们俩都是郝莉·戈莱特利的朋友而已。乔·贝尔脾气不好，这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这是因为他是单身汉和肠胃容易犯酸的缘故。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你，很难同他讲话。要是你不是他的同好，这简直不可能，他的所好之中，有一个就是郝莉。其余是：冰上曲棍球、魏玛拉纳种狗、(《咱们的姑娘星期天》(这档广播节目他已收听十五年了)，还有吉尔伯特填词、沙利文谱曲的轻歌剧——他自称同其中一位有亲戚关系，我已记不得是哪一位了。
因此，上星期二下午很晚的时候，电话铃响，我听到那一头说“我是乔·贝尔”时，就知道这一定是关于郝莉的事。不过他没有这么讲，只是说：“你能马上过来一下吗?这事很重要。”他粗哑的声音中有一点激动。
我在十月的倾盆大雨中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甚至想郝莉可能已经在那里了，我就可以再见到她了。
谁知在酒吧间里除了老板以外没有别人。乔·贝尔的酒吧间同列克星敦大道多数的酒吧间比较起来是一个安静的去处。它没有霓虹灯，也没有电视机。两块旧镜子反映出外面街上的天气；柜台后面的墙上，在一些冰上曲棍球明星照片的包围中有一个凹处，总是放着一大盆鲜花，那是乔·贝尔以家庭主妇般的细心照料的。这就是我进去时他在做的事。
“当然哕。”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棵剑兰深深插到盆里去，“当然哕，要不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是不会把你请来的。这事很古怪。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
……
P17-19
序
村上春树
《蒂凡尼的早餐》于一九五八年春由兰登书屋出版，并于一九六一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书的评价相当高，创下了非常大的销量，但现在一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首先浮现出来的，可能却是电影主演奥黛丽·赫本的容颜、考究的纪梵希黑礼服，以及亨利·曼西尼作曲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电影配乐。电影虽然与原作差异很大，但它完成了一个颇为精致的爱情喜剧，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很多人在读书之前已经看过电影，因而会不知不觉地把奥黛丽·赫本叠加在主人公郝莉·戈莱特利身上。这对小说也许是个困扰，因为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显然并不是把郝莉·戈莱特利设定为奥黛丽·赫本那种类型的女子。据说，当卡波特听到将由赫本来主演电影时，曾表现出很大的不快。或许他认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星本来并不具备。
作为日文版译者，我希望书的封面尽可能不要使用电影画面，因为那样难免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力。郝莉·戈莱特利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跟随故事的进展，每一位读者都在想象中自由驰骋，才是阅读此类小说的一大乐趣。郝莉‘戈莱特利恐怕是杜鲁门·卡波特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如果把她简单地同化为一位女演员——姑且不论当时的奥黛丽’赫本也很有魅力——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另外，故事的叙述者“我”身上，毋庸置疑叠加着作者卡波特的身影和灵魂。与乔治·佩帕德那种健壮、金发的纯粹美式英俊青年给人的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位住在楼上公寓里的男子，来自乡下，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痕迹，敏感，还有几分倦怠——郝莉感知到了他身上的中性特质和漂泊不定的孤立感，正因如此，她才会信任他，和他成为朋友。如果对方换成乔治·佩帕德，故事必然迥然不同——也的确迥然不同了。
尽管如此，电影自有其有趣之处，它将彼一时代的纽约风光描绘得美丽而欢快。所以，在这里就不和电影进行比较、说长论短了吧。我想说的是，如果可能，希望大家尽量与电影拉开距离来阅读和欣赏这个故事。
不过话说回来，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将《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电影吗?比起重拍(并非特别有此必要)《惊魂记》或《电话谋杀案》等作品来，这个做法要明智得多。但下一次由谁来演郝莉·戈莱特利呢……实在想不出具体的名字，真是很为难。还请大家看书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卡波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生于新奥尔良。他在母亲的老家亚拉巴马州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纽约。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他在《纽约客》杂志做小工。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志向在杂志社打杂，如此这般度过了《蒂凡尼的早餐》的背景时代。后来，他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朗诵会上惹了一点麻烦，结果被((纽约客》解雇。本书中描写的主人公“我”的心境，无疑与当时卡波特的颇为相近。
结束《纽约客》的工作之后，他在杂志上发表了《米……域，成为更加个人化、更加人性化的行为。事实一度支离破碎，通过杜鲁门·卡波特这部缜密的滤器而再度成形。卡波特将这部作品称为“纪实小说”，他所掌握的“第二期”的新文体，成为写作此书极为有效的武器。
这部作品为卡波特带来了空前的声名。从作品根源处释放出的力量、致密到完美的人物描写，几乎令每一个人折服。这又是一本堪称“现代经典”的作品。通过《冷血》，这位驱使着流丽文体的时尚都市派作家，终于变身为不折不扣的真正作家。但是，这本书在带给卡波特声名的同时，也从他身上夺去了很多活力。卡波特不遗余力地利用了那些素材，那些素材也不遗余力地利用、消耗了他。卡波特用他的灵魂交换了那些鲜活的素材——这么说也许太过极端，但我总是忍不住认为，也许在某个隐秘、幽深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交易。见证两名杀人犯被处决，使卡波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一打击中站起来。
至少就虚构作品而言，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表现出的夺目光辉再也不曾重现。简言之，他不能写小说了。他于一九八。年发表的短篇集《变色龙的音乐》，老实说有一种生拉硬扯般的不自然感，他去世后发表的丑闻之作《祈祷得回报》也终未完稿。无论哪一本，作为卡波特的作品都不能令人满意。
乔治·普利顿曾说，未来，卡波特大概将作为非虚构作家——而不是小说家，被人们铭记。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说，我不愿意这么认为。的确，以“冷血》为代表的卡波特的“非小说”，品质高妙而有意味，有其过人之处。但是无论有多好，《冷血》毕竟只有一部。卡波特作为作家的本来领域，我相信还是在小说世界中。在他的故事中，人们怀有的纯洁及其不久之后的去处，被描绘得无比美好、无比悲伤。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绘出的特别世界。还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个世界所吸引，才得以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奥秘之处。
主人公“我”相信郝莉·戈莱特利曾经拥有的“纯洁”这一羽翼，并决定一直相信下去。像他一样，我们也相信《蒂凡尼的早餐》中所描绘的美好而变幻无常的世界。说这是童话也好。不过，真正优秀的童话，能够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
而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则用实例鲜明地告诉我们，所谓优秀的童话到底是什么。
(赵玉皎译)
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精)》是美国现代长篇小说作品集。收录两部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和《夏日十字路口》 《蒂凡尼的早餐》是美国杜鲁门·卡波特的代表作。以二战期间的纽约为背景，卡波特讲述了一个名叫郝莉的十九岁女孩的浮华白日梦。霍莉，—个只身来到纽约闯荡的乡下姑娘，在这里经历着人生的辗转，努力追寻自身价值，渴求属于自己的“理想家园”。然而在已经异化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她单纯的梦想终究一个接着一个地消逝了。
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精)》的出版，有如一道亮丽的闪电划向战后的美利坚，引起巨大轰动，美丽的女主人公和风流倜傥的作者，立刻双双成为文坛的宠儿。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荣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奥黛丽．赫本深植人心的完美形象将影片推上了影史经典，多年来魅力不减，始终让人津津乐道。
本书除卡波特的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外，还收入了最新发现的遗作《夏日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