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由三个不同的故事，三段不同的人生组成。第一部“听风者”，是关于瞎子阿炳的故事。第二部“看风者”，是关于密码破译员黄依依的故事。第三部《捕风者》是一个短篇故事。一个越南的军官韦夫在战场上因为高烧死亡后，尸体被重新伪装成为越南海军参谋部特情处参谋胡海洋。这是一个默默无闻，在特殊年代被改换了身份的人的故事。

《暗算》中的主人公，皆命运多舛，也因为身份的特殊，他们的功绩却不能对外公开。借助这些故事，作者麦家向这些默默付出，不计回报的幕后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暗算》是著名作家麦家代表作：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代号。他们听天外之音，读无字之书。苦苦破译密码，就是破解自己一生的命运。

但他们也是鲜活的人，有爱有欲、有情有义。在智力的博弈与较量背后，是封闭空间里的人性之光，在熠熠闪烁。

特别单位701：一个鲜为人知的单位，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群特别特殊的人，他们的身影若隐若显；使中国革命多了几份欲言无语的隐秘和神奇。

正是这样一群无畏的人，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的职业，生死总是他们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的课题。这是一群无私的人，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智慧本可以使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是为了革命他们不得不远离名利，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涯。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这是一群崇高的人。他们甘愿把自己做过的一切和知道的一切都带进坟墓，但是共和国知道，坟墓里的主人是如何在瞬间改写了历史，如何用他们的智慧和信念创造了历史，缔造了共和国大厦。

序曲

第一部 听风者

第二部 看风者

第三部 捕风者

代跋 《暗算》版本说明

第一章 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钱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701故事的第一个。讲这个故事时，院长还是院长。就是说，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当然还是“密中之人”。再说，那时候也还没有“解密日”之说；即使现在，他依然没有列入解密的名单中。根据以往惯例，701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十年左右，如果以此计，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常识问题。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

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前私自将阿炳故事诉之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这就是所谓艺高胆大，他是位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凌驾701众生之上，比他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匆匆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理由，决定的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二个，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疑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之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夜里还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01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面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就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它们比我生命更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窃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那一年，那一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听风者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窃听的×国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五十二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例外地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纪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五十二个小时不定会发生多少的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疯狂透顶。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五十二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五十二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个翻天。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P15-17

0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说起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十二年前，我是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不需我亦步亦趋。可临时，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我刚出机场，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却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不是加法的加。其实，我父母给我取名麦家，首先是孤陋寡闻，不知世上有麦加圣城之说，其次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管你是加法还是家庭，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是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着“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小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过去得还算利索。

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小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人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

于是，心存不安。

于是，亡羊补牢。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并非一开始就说家乡话，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拔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地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在说家乡话，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非虚假。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再再说，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尊重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终于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这才“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如团异物，常盘桓在我心头，令我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我不能想象，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也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人垃圾桶里。机场垃圾桶。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意儿，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最怕出是非。

但我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郊外，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了居。正因如此，所以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容易冲动，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却迟迟没有践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说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已经开展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04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701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点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侦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侦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侦听的人都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作“看风者”，搞谍报的叫作“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钱，人们当面都喊他叫钱院长，背后则称钱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走”。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像五个手指一样伸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一个依山傍山的小山城。这条山沟也最宽敞，701的家属院便建在此，院子里有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运动场地等，几乎是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进入也不难。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经常来采访，来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几回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老戴墨镜（我自二十三岁起，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

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进出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而第四条，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左边是培训中心，是个副局级单位；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呈扇形张开，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据说，行动局平时没几个人，他们的人大多“出门在外”。

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一是侦听局，二是701机关，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与培训中心——面对面，相对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后，前为701机关，后为侦听局，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都为公用设施，如球场、食堂、卫生所等。

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年复一年，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兽成群结队，驱车前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路都是盘山公路，发黑的沥青路面，看上去挺不错，只是过于狭窄，弯道又多，很考司机手艺。据说，山体里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我第二次去侦听局时，曾提议钱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老头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这个要求过分了。

也许吧。

不过，说真的，在我与包括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难想象，如果只有害怕，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

好在还有“希望”。

当然，更好在每年还有“解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05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有些特别你简直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但职业本身具有的严密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是一睹，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无权留存。再说，如果退回二十年，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解密日”。

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天下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而是起始于一九九四年，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钱院长离任之年，也是我初步打算写作此书的年头。由此不难想见，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于结识两位乡党，而是因于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未有的“解密日”。因为有解密日，我才有权进山，去山沟里走走，看看。因为有解密日，701人，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说，若没有解密日，便不可能有此书。

06

我的身份无关紧要，我说过，这里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我的名字叫麦家，这我也是说过的。我还说过，生活中，邂逅一个人，或者邂逅一件事，这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形态，一种经历，一点趣味而已，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创造或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现在，我忧郁地觉得，我与两位乡党的邂逅属于后一种，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我不觉得这是好的，但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选择。

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陌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遗憾的是，最支持我写此书的人钱院长已经去世，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他的死，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有变成了无。如果说，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

此书谨献给钱院长并全体701人！

《暗算》版本说明

麦家

关于《暗算》，我一直欠读者一个“版本说明”。

有些债欠久了就不想还，也许是不好意思还了。但这种状态有时又会戛然而止，好像屋檐上的一片瓦，有一天会突然受地心引力作用，砸碎在地上。

此刻的我，似乎就是这片瓦。

今年，正好是《暗算》出版十周年。这是个时间节点，适合还债。

事情是人做的，不如说是机会促成的。机会就是时间，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关于《暗算》的版本说明已经一拖再拖，拖过今年更待何时？

不拖了！

我搜索了下记忆，发现《暗算》的版次着实多：盗版除外，外文不算，中文正版（包括港台）有二十三次，累计印量过百万。这些版次又分两个不同版本：原版和修订版。前者通常被称“茅奖版”，后者说法混乱，有的说“修订版”，有的说“完整版”，有的说“未删节版”，有的把矛头直指我，说是“作者唯一认定版”。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好笑，又叫人要哭。

当中我确实也曾多次被人责难，欲哭无泪。

《暗算》是我继《解密》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写的时候，我不认为它将成为我一部重要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来得容易。

我是说，相比于《解密》，它写得很容易。

我多次说过，《解密》我写了十一年，被退稿十七次。这过程已有限接近西西弗神话：血水消失在墨水里，苦痛像女人的经痛，呈鱼鳞状连接、绵延。我有理由相信，这过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片刀，被时间和墨水（也是血水）几近疯狂地锤打和磨砺后，变得极其惨白，坚硬、锋利是它应有的归宿。

说实话，写《暗算》时，我有削铁如泥的感觉，只写了七个月（甚至没有《解密》耗在邮路上的时间长），感觉像在路边采了一把野花。

一般说野花成不了大器，但也不一定。

二〇〇三年七月，《暗算》初版面世，出版社名头小：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也是“野花”应有的待遇，出身卑微，难嫁名门啊（卑微是卑微者的墓志铭）。出版半年余，用现今时髦的话讲，出现了吊丝逆袭的苗头：有影视公司找上门要拍电视剧。有个附加条件，须我亲自操刀，担纲编剧。我想，这有什么难的。当时我在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当专职编剧，这是我的饭碗。

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说干就干，干了近一年，写出三十集剧本。

二〇〇五年底，《暗算》电视剧悄无声息地播出，却砰砰作响地一路窜红，正式拉开吊丝逆袭的剧幕。从此，《暗算》逐渐又逐渐地成了我的“大器”，前行的步履，构成了一个为我追名逐利的复杂迷宫。

相比，《解密》逊色如一个小媳妇，一位穷亲戚。

正如有人说，一本书像一个人，有命运，命运经常出错牌。

“鸟初叫，花贵了”，主人变得很忙碌，稿约不断，却碌碌无为。

据说，只有鹰才能凝视太阳。我不是鹰，太阳使我眼盲。是的，迅速窜红的《暗算》把我烤得眼冒金星，晕头转向。我像只困兽，在灯光雪亮的房间里找不到门。我不甘困死，只好翻窗。

我是说，我就这样开始重写《暗算》（小说，准确说，是其中一章）。这在业内有个专用词，叫“炒冷饭”，暗示作家情薄才尽；但有时也不尽然。我自以为，我不属前者。

话说回来，在编写《暗算》电视剧本时，我其实只用了小说前面两章，即《听风者：瞎子阿炳》和《看风者之一：有问题的天使》。前者故事完整，人物饱满，情节曲折，职业性强，改编难度不大，多是一个“注水”工作。但后者似乎只有人物，情节缺乏张力；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个破译家，主人公黄依依只有对密码的认知，缺少破译的过程。用个别评论家的话说，这个人物只有“心跳声”，没有“脚步声”。

这对改剧是一大软肋。

我不得不重新搜罗资料。

搜集的资料比预想的多，可由于电视剧错综复杂的审查机制，能用的材料又比想象的少之又少。大量金属般发亮的素材，只能当废铜烂铁束之高阁，灰尘越积越厚，成了我心里老被蚊叮鼠啃的一个挂念。

在一定的时间里，所有悬挂的东西都将落地。

二〇〇六年底一天，有人替我摘下这个挂念。他是一位真正的破译家，也是《暗算》电视剧的忠实拥趸。别指望我介绍他，对他我只能说：他是个慷慨的人，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帮助下，指教下，我把用在电视剧里的一些素材拎出来，又把一堆束之高阁、蒙尘已久的资料翻出来，开始重写“黄依依的故事”。

这是一次回炉重铸，一次翻天覆地的重写，历时一年佘（比当初写《暗算》全书的时间还要长）。下面几个数据足见重写力度的大：原稿“黄依依”一章四万字，保留下来不到两万字，而新增有十万字。

事实上，它全可以当一部小长篇单立门户。我确实也这样贯之，取名《看风者》，在林建法先生主编的《西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但没有成书出版。这是因为当时《暗算》刚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次在电视剧的强力助阵下销势正旺，若将《看风者》独立成书出版，必将制造混战，于人于己都不利。

最好的选择是，把原书中“黄依依”一章抽掉，换成重写的，推出《暗算》修订本。跟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脚印商量，答复是可以的。但由于刚印发一批书，要等市场把它们消化掉再说。

哪知道，没等市场消化掉这批书，《暗算》得茅盾文学奖，被贴上金字招牌。此时再出修订版，无异于自毁长城，自取其辱，只好作罢。

罢了。

罢了。

心里却总念念不忘，偶尔也会跟人说起，消息不胫而走。

一次在北京开会，作家出版社一编辑领着何建明社长来见我，动员我把《暗算》修订版签给他们。我说，人文社肯定不同意。他说，他们去协调。协调的结果似是而非，一边说同意了，一边又要我给当时的人文社潘凯雄社长写封信说明情况。我其实猜到他们没有协调下来，要我去协调，把我当枪使。我明知被戏弄，却还是给潘社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五千多字呢。这充分透露出我对“修订版”的偏爱，为了它能出世，我甘于忍辱负重，也乐于“制造混战”。

感谢潘社长的大度和仁义，他用手机给我回来一句话：收信，你看着办吧。

从此，《暗算》便有两个不同版本在市场上共存，双方各自为阵，各行其事，不时推出不同版次，有时我自己都搞不清爽谁是谁。呜呼哀哉矣。

前面说了，书如人，有命。

《暗算》的命，似乎是个“多版本的命”。总以为，从此再不会衍生新版本，殊不知……

二〇一二年，《暗算》和《解密》一道被英国企鹅买走英语版权，并列入“企鹅经典”文库组织翻译出版。译者米欧敏女士在比照《暗算》两个不同版本后，选择修订版作为译本，这一定意义上也合了我心意。

几月前，译文完稿，交付编辑。

不久前，我接到编辑来信，要求删掉最后一章，即《刀尖上的步履》。

作为编辑，自是反复细致地研读过文本，他指出：

前面四章，从题材类型上说是一致的，都是一群天赋异秉的奇人异事，做的也都是事关国家安危的谍报工作，却独独最后一章，岔开去，讲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两党之争，扭着的，不协调。

从结构上讲，删掉最后一章，全书分三部、四章，呈ABA式结构，是一种古典的封闭性平衡结构，恰好与701单位独具的封闭属性构成呼应；否则，为ABB式结构，是开放型的，现代性的，形式和内容不贴。云云。

阅罢信，我心生佩服：言之有理啊！

于是，可以想见，在不久的以后，《暗算》将出现第三个版本。这是它的命。  到目前为止，除英语外，《暗算》还卖出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多个外文版权，在以后的以后，它们都将一一成书出版。我不知道，该书奇特的命会不会还安排哪个编辑来制造新的版本？

命运很神秘，不可猜。

2013.12.12

于杭州西溪

当很多作家以为小说情节与故事中蕴藏的秘密已开掘殆尽，以创新的名义把小说变成一种晦涩的文体时，麦家出现。他深入开掘了一个许多人浅尝辄止的题材领域，用自己独特的聚光灯将那么多秘密照亮，技术的，也是人性的。而这一切，都是用精彩的故事串连。一切都在故事树上闪闪发光。

——阿来

麦家有力地拓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他把一些世界性的主题带进了中国文学，比如人类智力的荒谬和意志的傲慢。他把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与革命、阴谋与暴力化为了人类境遇的幽喑传奇。

——李敬泽

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损失事物的生动性，因此逻辑自有其形象感，就看你如何认识和呈现。麦家正向着目标一步一步走近。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

——王安忆